消极自由与社会自由之辩——以赛亚·伯林与黑格尔的自由概念之比较

以赛亚·伯林和黑格尔是不同时代的重要思想家,他们对作为政治哲学核心概念之一的"自由"都有着自己重要的阐释。以赛亚·伯林对自由做了著名的两种区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这种区分和阐释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并被普遍接受;黑格尔则认为精神的本质就是自由,并从形而上的角度区分和阐释了三种自由: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和社会自由。两者在出发点和阐释方法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分歧。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解读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

自由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对自由概念的探讨是政治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以赛亚.伯林在理清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自由的含义的基础上,将自由区分为＂免于……的＂消极自由和＂去做……的＂积极自由。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区分是伯林对政治哲学的重要贡献。本文基于伯林的著作文本,对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的内涵、划分以及理论基础进行分析,试图探讨伯林的自由观的内在含义。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辨析--对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概念论”的分析与批评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自由的两种概念>一文中,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两个自由概念进行了区分.他将"消极自由"定义为个人行动不受他人干涉的区域;"积极自由"则意味着个人的生活和选择是由自己而不是任何异己的因素所决定.与此同时,在对积极自由概念的错误理解的基础上,伯林激烈地反对积极自由理论.本文拟在辨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就伯林对"积极自由"概念的错误理解予以力所能及的评析.     

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作为终极价值的证成路径探析

伯林提出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个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区分,其实质在于将自由界定为一种不受外界干预的生存空间。鉴于自由不仅是对一种不受干预的社会空间的保障,而且也是一种不受干预的操作手段,因此作为终极价值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并非必然产生冲突,筑基于价值多元主义之上的消极自由可以容纳积极自由。     

“自由”概念的各种区分及其内在逻辑

在政治哲学领域,"自由"是一个重要同时也充满争议的概念。不同的政治哲学家讨论和区分了不同的自由观,并论证了其内在逻辑。贡斯当从社会历史状况出发,比较了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指出现代社会的人应享有现代人的自由,无须留恋和提倡古代人的自由。伯林从自由一词所蕴含的内在逻辑出发分析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据此指出积极自由存在逻辑上的悖论并隐含着极权的危险,从而主张消极自由。许多自由主义者虽对伯林的论证存有异议,但从根本上信奉伯林的主张。但是,共和主义的一些思想家如昆廷.斯金纳不抛弃积极自由,在自由主义的逻辑框架之外发展出一套具有自恰性的积极自由观。然而这种具有怀古精神的自由观在现代社会所能取得的共识可能并不需要,研究者们发展出一个新的、能够抵御极权主义威胁的、能获得更多认同的和自恰的积极自由概念。     

论“自由”与“意志自由”——生物学意义的自由与法律意义的自由

自由最基本的含义是指生物学意义的自由 ,即有机体能够不受约束而无任何障碍地行为。这种自由是人和其他一切动物共同具有的。它通常要受到两种条件的限制 :一是要受到有机体自身的生理条件和活动能力的限制 ;二是要受到与其生存相关的环境条件的限制。就这种自由而言 ,人与动物之间只存在量的差别而不存在质的差别。在自由形式上 ,可以将人与动物从本质上区别开来的 ,是法律意义上的自由。这是人类特有的自由形式。法律意义的自由根源于人的族类竞争的生物天性和社会协作需要这一相互矛盾的存在状况。从本质上讲 ,法律的宗旨不是为了限制人的生物学意义的自由 ,而是为了扩大这种自由的范围 ,因此 ,法律意义上的自由并非独立于生物学意义的自由 ,它实际上是为人的生物学意义的自由服务并从属于这种自由的     

“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弗洛姆自由思想及其对伯林的回应

弗洛姆对“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具有着重要的伦理与政治意义。其自由概念的实质是通过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来反对外在权威,提倡通过人自身发展与社会条件的改善实现真正的自由,孜孜以求人的自由发展。伯林的自由概念的实质则是阻止权威的入侵,摆脱任何形式的束缚,体现对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不可侵犯的神圣信仰。伯林在《自由论》中对弗洛姆的“积极自由”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积极自由”最终会走向自由的反面,导致人自由的丧失,而只有“消极自由”才能确保人的自由和权利。弗洛姆从人的发展与潜能实现的角度认为,“积极自由”在逻辑上已包含了“消极自由”,“消极自由”是实现“积极自由”的必要条件,但只有“积极自由”才能保障人之自由的全面实现。这是弗洛姆对伯林等西方自由主义的最好回应。弗洛姆的“积极自由”更符合人的本性,更能代表人类发展的趋势和要求。     

超越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从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说起

伯林划分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概念不足以涵盖人类对自由的理解与感受。根据历史上思想家们对自由含义的不同界定,自由从概念上应分为内省型自由和外缘型自由两大类,而后者又可以分为守卫型自由、发展型自由和依附型自由三种。伯林所界定的消极自由可以归于守卫型自由中,而积极自由可以按照不同的情况分属于内省型自由以及三种不同的外缘型自由中。     

自由发展思想下的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的城市贫困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贫困人口的数量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城市贫困问题已经引起学者的高度重视。依据阿马蒂亚·森的自由发展思想，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成员的自由，应从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五个方面衡量贫困，贫困的根源是缺乏能力与机会。因此，要想解决中国城市贫困问题不仅要通过教育培训提升受助者的能力，还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努力构建公平的社会环境。     

弗洛姆逃避自由理论探析

在弗洛姆看来,"自由是人类存在的特征。"他根据自由的性质将自由区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不仅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探究人类追求自由的历程,而且深入人的心理层面深刻地剖析并揭示出现代西方人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指出现代人何以可能实现积极自由,由此而形成其独特的逃避自由理论,然而这一自由理论却存在着巨大的历史局限性。     

试析霍布斯自由概念的含义及其困境

霍布斯自由概念的确切意义是外在障碍的不存在状态，这一含义割断了自由与能力的关系。通过这种区分，霍布斯在规范层面上得出臣民自由在于法律的沉默的结论，但同时又流露出对自由与法律是否相容观点上的依违不定的立场。霍布斯的自由概念忽略了人的行为的内在因素，因此在解释自由与义务的关系时面临着巨大的理论困境。     

简论早期梁启超的自由观

早期的梁启超对西方自由观念的创造性诠释,既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精神之一个侧面,又结合中国晚清社会实际情况而作出了富于创造性的解释。他把自由看作是近代社会发展之精神动力,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之高度关注,将两力相抗,势均力敌看作是自由之保证,呼吁增强国力,发挥个性,外以抵抗帝国主义,内以反对封建势力;又对自由与任意、自由之俗与自由之德进行了区分,强调了“文明自由”之价值。凡此种种论述皆富于极强的启发意义。当然,他过分强调以力抗衡的“积极自由”之作用,相对忽视宽容的“消极自由”之作用,在理论上容易产生不良的后果。他对心灵自由、精神自由的过分关注,亦流露出明显的唯意志论倾向。     

消极自由？ 积极自由？——20世纪中叶中国知识分子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分梳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少数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的两种概念作了区分。虽然他们在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含义上与伯林的阐释基本相同,但对二者的态度与对二者关系的处理则截然有别。张申府与吴恩裕认为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更为偏爱积极自由。张佛泉把自由分为两个指称,他虽然极力抨击积极自由,但也认为第一指称下的自由与第二指称下的自由并不冲突,二者毋宁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自由发展思想下的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的城市贫困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贫困人口的数量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城市贫困问题已经引起学者的高度重视。依据阿马蒂亚.森的自由发展思想,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成员的自由,应从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五个方面衡量贫困,贫困的根源是缺乏能力与机会。因此,要想解决中国城市贫困问题不仅要通过教育培训提升受助者的能力,还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努力构建公平的社会环境。     

论社会公正与个人自由的内在关联

社会公正与个人自由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消极关系,而是具有深刻的积极的内在联系。一方面,人本身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就是一个公正的社会最后的目的,为了社会公正大可不必牺牲个人自由;另一方面,个人自由又必须以社会公正为边界,也就是说个人自由需要社会公正来进行合理的限制和有力的范导,唯其如此,个人自由才不至于变为任性妄为。     

浅析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

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作为现代大学的基本精神,需要制度性的规定进行保障。学术自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超然于现实政治之外的学术绝对自由。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学术自由与政治保持在适当的距离?而这个适当的距离又如何衡量?很显然,以纯粹探求知识为目的、在动机上排除政治性的功利主义动机是将学术研究与政治保持距离的基本要求。但是,另一方面,正如洪堡所提出的那样,政府及国家的作用不应限制教授治校的原则与学术研究的内容及方向,更不能影响知识的传承。     

自由：政治文明的价值内核——政治文明与自由关系的重新解读

从价值视角思考，自由是政治文明的价值内核。并且在政治文明的语境中，自由与政治文明二者存在着内在的亲缘关系：从静态的层面看，政治文明以自由为价值取向；从动态的层面看，政治文明不仅对自由的实现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还对其实现进行了必需的限制、规范和引导。     

论合同自由的限制

对合同自由进行限制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应该清楚认识到,对合同自由的限制只能是手段而不能是目的。如果忽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优势作用和交易双方的自由意志而对其随意限制,则必然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限制太大就会挫伤交易双方的积极性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政府等主体如果随意对合同自由加以限制,缺乏必要的监督,则必然会产生滥用权力与腐败。在对合同自由进行限制时,有必要做到正当限制与谨慎限制。正当限制即政府等主体在限制合同自由时要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谨慎限制即要求对合同自由的限制要把握好"度",畸轻畸重都将影响经济的稳定发展。     

一流大学与学术自由

提出了“一流大学”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相对概念及一流大学应该向社会贡献三种成果等观点。通过分析国内外一流大学的办学实践,论证了“学术自由是一流大学的灵魂”的有关观点,并在进一步阐述一流大学学术自由合理存在的逻辑依据与学术权力的基本特征的同时,从三个侧面探讨了落实学术自由理念、实现创办一流大学理想需要遵循的一些原则。     

自由在于对必然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改造

本文首先讨论了自由的哲学定义，认为自由是没有任何限制的状态。由此出发，提出从限制入手来研究人的自由问题。接着，把对人的自由的限制分为直接限制和间接限制，直接限制就是来自于自然、社会和人自身三方面的限制，间接限制就是来自于客观必然性的限制。最后认为人类争取自由的方法不在于摆脱间接限制，而在于摆脱直接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