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政治哲学解读

从政治哲学角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都属于规范性概念,其民主指实质民主、人民民主,既非程序民主,又非自由民主或宪政民主;自由指积极自由而非消极自由;平等指社会平等而非法律、政治平等或机会平等;公正指实质公正而非程序公正,社会公正而非法律公正。当代中国所奉行的民主、自由、平等和公正等价值观绝不是西方国家所实行的那种民主、自由、平等和公正,而是一种更高级形式的民主、自由、平等和公正。     

浅谈社会公正与个人心理

社会公正影响和决定个人心理和行为,个人心理对社会公正具有反作用。当社会公正与个人心理一致时,人就会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促进社会发展,实现更进一步的公正;不一致时,人的心理就会出现反社会的变化,要求改变不公正的状况。从促进社会发展和个人心理要求出发,我们应该选择按贡献分配的公正观。要强化社会控制,努力使个人心理与社会公正观的要求一致起来,使人们在统一的社会公正要求下,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力加速社会发展。     

论社会公正评价的三个维度

平等与自由、公平与效率、权利与义务是评价和衡量社会公正的三个重要维度。平等与自由相统一是社会公正的核心,公平与效率相协调是社会公正的关键,权利与义务相一致是社会公正的保障。从这三个维度出发,可以较全面、客观、准确地评价和衡量社会的公正性,可以防止在社会公正认识问题上的偏颇或缺失。努力实现平等与自由相统一、公平与效率相协调、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符合社会公正建设的内在规律,是社会公正建设的必由之路。     

自由与公正：和谐社会基本价值取向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内含自由与和谐统一的要义，自由原则是和谐社会的内在应有之义，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必要前提，自由原则的贯彻程度事关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正义社会的基本原则是自由和公正，和谐社会建设既要注重公正原则，也要注重自由原则，二者应该辩证统一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之中。     

论专制主义（下）——专制和专制主义之“价值”

专制者一个人独掌国家最高权力,违背政治平等、经济平等和机会平等原则,剥夺所有人应该享有的各种平等权利,使所有人生活于一个极端不平等、不公正的等级社会;他违背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思想自由原则,剥夺所有人应该享有的各种自由权利,使所有人都生活于一个遭受全面的奴役、异化和不自由的社会,完全丧失个性而不可能实现自己的创造性潜能;他违背人权原则、人道原则和公正原则,从而剥夺所有人应该享有的人权、人道和公正的权益,使所有人都生活于一个无人权、不公正和不人道的社会;他违背自由与人道以及平等与公正等全部社会治理道德原则,极端阻碍社会发展,造成社会停滞不前。     

双重视角下社会公正观的理性阐释

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一直是人们普遍的价值追求,对此在不同时期人们有不同的解读。从宏观层面探讨社会公正与人类社会、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我国在建设和谐社会中所体现的价值关系,以及从微观角度阐释社会正义与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浅议我国市场经济主体的公正素质

培育和提高我国市场经济主体的公正素质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政府应做到制度公正,企业应做到交易公正、守法公正、社会环境公正和内部管理公正,个体应具备个人公正。须切实保证政府公正,努力实现企业公正,大力提高个人公正。     

毛泽东社会正义思想研究综述

分析指出,毛泽东的社会公正思想,实质上主要表现为对公平正义、民主与自由等的独到理解,毛泽东社会正义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理论依据。本文围绕着政治公正、经济公正、文化公正等方面开展,认为毛泽东在其一生追求公平正义、民主与自由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伦理思想,为我们现代社会公正秩序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个人自由到团体自由：密尔自由学说在梁启超思想中的演变

密尔自由学说从个人自由这一基本的立足点出发,为个人自由在社会中的存在做深刻地辩护;但在社会和个人的关系中探讨个人自由,他又强调个人自由的限度,包含着社会整体利益的思考。这种关于个人自由的限度和社会整体利益的思考被梁启超发展出来,形成了团体自由思想。梁启超对密尔自由思想的这一演化使得个人自由的色彩逐渐淡化,个人自由服从于国家自由,呈现出工具性的特点。梁启超对密尔自由思想的这一理解方式,反映了近代思想家在宣传西方学说的过程中所共同具有的特点。     

社会公正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基于人的全面发展视角的分析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终极目标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要实现此目标,就必须首先实现能够体现平等、公平、正义等价值的公正而合理的社会公正,来保证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要从机会平等与阶层开放的政治诉求机制、合理的利益表达机制、体现社会公正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机制这三方面来构建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公正的实现机制。     

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审判互动——以"邓玉娇案"为例

以“邓玉娇案”为视角,分析了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审判之间的相互影响,并且从舆论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了如何促进我国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审判良性互动,进而指出二者良性互动的关键在于尊重舆论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前提下,完善网络舆论监督体系,使得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审判在各自领域各司其职,共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从新闻职业化看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历史演变

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历史发展与新闻媒介职业化历程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互动关系:第一,言论、出版自由最初与报纸无干,后因报刊在政治运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导致统治者的压制,于是,言论、出版自由的问题也就延伸到新闻自由;第二,大众化报纸产生后,经济独立带来角色变异,成为代表民意、监督政府的独立力量.新闻自由恰为免除政府对报纸的干涉提供了法律依据,于是,法律中所规定的个体言论、出版自由实际成了媒介--制度的自由;第三,媒介-制度新闻自由的现实,与法律规定的个体言论、出版自由不谐,法律界人士遂提出"第四权力"理论,试图重新界定新闻自由,并使之与原有的言论、出版自由相区分.     

刑事司法回应民意机制问题研究

本文分析了当前刑事司法回应民意的缺陷、不足及其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指出了刑事司法回应民意机制的建构在于原则与制度的有机结合。民意和刑事司法应该在沟通与协调中获得互相理解和支持,减少社会震动,降低社会成本（包括司法成本、民意成本等）,从而提高司法效率,保证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     

现代社会正义作为契约自由限制的依据和限度

契约自由的发展出现了自身变异 ,对其限制势在必然 ,其理论依据是现代社会的正义观。但限制契约自由不是否定契约自由 ,对其限制应保持在实现现代社会正义的限度内     

当代西方分配正义理论范式之争

在社会正义问题凸显的当代中国,从当代西方正义理论范式中寻求建构正义社会的基本元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罗尔斯等人分配正义观的解析得出,分配正义内在于权利平等自由,权利自由、过程平等是罗尔斯等人分配正义理论共同坚守的底线。分配正义理论范式之争本质上是自由、民主、平等、正义在政治基本价值体系中排序及其正义与善关系之争,争论背后的焦点则是对国家权力正当性的追问。     

罗尔斯分配正义及对我国分配问题的启示

罗尔斯的正义论不只是对传统正义观的继承,更是对其的创新和发展。它较为深刻地论述了个人与社会关系这一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基本问题。分配正义是转型期中国社会遇到的核心问题,是诱发各种社会矛盾的根源之一。罗尔斯所提出的解决分配不正义的基本原则和设想,给我们勾画了一个自由又平等的社会愿景。其《正义论》可以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社会不正义的极其优化的解决方案。     

马克思的个体正义优先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不仅强调要实现个体正义以促进个体自由、平等与全面发展,而且强调要保障个体正义的优先性以更好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形态的发展以及世界历史的发展;马克思的个体正义优先理论涉及到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人的现代化等重要内容,对于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社会加速转型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具有较为广泛的指导意义。     

普通法系程序观念探源

英美法系有着源远流长的正当程序观念。一方面,实体结果公正必须经由公正程序获得,程序的公正决定了实体的公正;另一方面,司法程序并不是追求绝对的真理或正确,承认经由公正程序产生的实体结果并不一定总是正确,宁可牺牲个案的正义以维护整体的制度性正义。英美程序观念在哲学思想上受到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影响,相信科学方法的力量,强调程序的工具理性,排斥唯理主义的绝对真理观。我国并无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传统,司法领域坚持客观真理观,主张不拘泥于固定方法,通过更加灵活的方式追求司法实质正义。     

犯罪事实调查制度合法性溯源——一个政治学的阐释

国家正义和社会正义是犯罪事实调查制度的合法性标志。国家正义要求在犯罪事实调查制度中保障公民的平等和自由,并通过程序正义的立法确认、制度化的司法独立和伦理善的意识形态的文化观念得以实现。社会正义是犯罪事实调查制度中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同等程度保护的社会原则。社会正义的个体权利观念和人权观念已经成为社会正义的实质内核。     

舆论形成的一般过程研究

由于舆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地位越来越重要,了解公共舆论形成的一般过程,对政府正确引导舆论、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舆论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过程,大致上包括三个阶段：首先,社会上所发生的特殊事件,或超越、违反社会规范的特殊行为受到关注,从而引发议论,这是舆论的起因;其次,意见在舆论领袖带领下互动与整合,进而在一定群体范围内开始趋同,像无数小溪汇集成几条大的江河;再次,个人的意见、群体的意见在互动、整合、汇集的过程中,受到各权力组织及其领导人和大众传媒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形成更大范围的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