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性矛盾与现代法律秩序生长

社会转型中法律秩序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存在于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社会结构和经济全球化引发的"断裂社会"中.由此导致的所有制的多元化矛盾、公共职能的国家化与社会化矛盾以及城乡分治和贫富分化导致的社会阶层矛盾,既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中最主要的社会结构性矛盾,也是现代法律秩序生长的关节点.现代法律秩序的创设不仅受到社会结构转型影响,还寄望法律秩序的结构性重构来框架出未来的过渡完成进程.     

法律全球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定位

在法律全球化的影响之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面临着"文化失语"的尴尬处境。在法律全球化背景下探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定位问题,也就是探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问题,中国法治发展中的建构论和进化论之争实际上也就是源于全球化和本土化之争。在法律全球化的背景中,我们要努力挖掘传统文化中的法治因子,实现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解读中国法律文化的转型和冲突

对应社会经济的转型,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必须向现代化转型。从更新制度开始的转型引发了法律文化内部结构的冲突,现代法律制度与落后法律观念的冲突是转型的直接结果,随之而来的先进法律观念与滞后法律制度的冲突同时又在推进着转型。     

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结构性矛盾及其解决机制

法律文化的结构性矛盾是一个客观而普遍的社会现象。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结构性矛盾在形式上表现为制度形态的法律文化与观念形态的法律文化之间的不和谐状态,在实质上体现为人治与法治两种价值的紧张状态。法律文化的结构性矛盾有其产生的众多原因,从最主要而言,是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两种文化体系之间的冲突。法律文化的结构性矛盾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应当通过制定良法、法律至上、公正司法与法律教育来消解法律文化中的这种结构性矛盾,建设和谐的法律文化,从而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略论法律全球化对当代中国法治进程的影响

法律全球化是正在进行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过程的法律表现 ,是一个主权国家协调行动、共同参与的积极进程。我国正在发展的市场经济以其客观规律有力地冲破地域的限制而扩大到国外 ,使国内与国外连为一体。而中国的“入关”又必然使中国在法律全球化背景下 ,在法律制度、法律体系以及法律共同体等方面受到极大的影响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型

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使古老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正在发生现代转型。从制度层面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需完成以下几方面的转型:以刑为中心到以民为中心;程序工具主义到程序正义的转型;法律属性的公法化到私法化;法律体系的封闭性到开放性;司法与行政的不分到司法独立。而在价值层面,应完成:从法律集团本位到个人本位;从法律的伦理化到理性化;从法的精神的人治化到法治化;从法律价值由"无讼"到正义。     

试论中国传统法律思维之现代转型

依法律思维赖以产生的政治、经济等社会历史条件之不同,可将法律思维区分为传统法律思维与现代法律思维。因长期所处的特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中华民族形成了不同于其它民族的思维模式及其由之制约的法律思维传统。中国传统法律思维是与自然经济(或计划经济)和专制政治紧密相连的法律思维方式;而现代法律思维则是建立在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基础上的法律思维方式。由前者向后者的转型既是一个长期而艰辛的过程,也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中国传统法文化嬗变及其近代转型——媒介变迁视角考证分析

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嬗变及近代转型均离不开媒介的变迁。口语文化、文字文化以及印刷媒介的变迁史,引导了中国古代法律文本载体的发展史,促进了法律的规制效率及法文化的空间传播。在媒介变迁视角下分析法文化的嬗变,其分期可以概括为：口语文化引导下的“礼乐政刑”发轫时期、文字文化引导下的周秦转型时期、口语和文字文化相结合的法文化渐进时期、手抄法律文本转为印刷法律文本的法文化传播发展时期、媒介技术变革影响下的近代法律转型时期。正是透过文字载体形式以及媒介技术的变迁,促进了口语文化秩序向文字文化秩序的转变以及法律文化传播方式的转变,并且这种转变深刻地影响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秩序转变。     

中国法律文化如何走向和谐

法律文化作为文化系统中独特而又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之后．在面临中国法律文化向何处去的困境之时,“和谐”以它深邃的蕴涵再次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焦点。笔者在分析中国法律文化现状的基础上,论述了传统法律文化向和谐的法律文化转型的必要性。并努力尝试着对中国法律文化如何走向和谐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明清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论纲

探讨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的相互关系,能够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和山西地方法律史以及晋商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该文通过讨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视野中“商”的观念,以及“礼法秩序”影响下的山西商人,认为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的法律文化是影响晋商兴衰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经济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经济法

文章在讨论了经济全球化与法律全球化的关系、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法等问题的基础上,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法律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法的发展之路,必须考虑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考虑法律全球化的因素,更不可忽视本土资源的重要影响。只有如此,中国经济法才能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更新,实现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平衡。     

全球化与中国经济法的发展进路

同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一样,法律全球化的概念也肇始于西方学者。受经济全球化、法律全球化的影响,中国经济法的发展进路,应既要考虑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也要考虑法律全球化的因子,同时,还不可忽视本土资源的重要影响,只有如此,中国经济法才能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面更新,实现其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平衡。     

中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法律文化是法律制度与行为的精神因素,是理解法律制度与法律行为的关键。在学界里, 人们为了研究的必要,对法律文化作出各种类型划分,其中,中西法律文化是一个最基本的划分。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文化的交流变得更为频繁与广泛。而没有比较就意味着没有相互的吸收与借鉴,就更难发展与升华。因此,中西传统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最广阔的天地。     

浅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对世界法律文化尤其是对东南亚各国的法律文化产生了长期的深远影响,受其巨大惯性的驱使,传统法律文化向现代化法治的转化、创新显得相当困难,深入分析其特征有助于我们加快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步伐.     

论法律文化传播与中国刑法的发展

法律文化传播是各国了解及借鉴世界先进法律文化的前提,而政治、经济交往、法律移植及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是法律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近百年来,学习、吸收西方法律文化,使中国刑法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人治走向法治.法律文化传播大大缩短了中国刑法的现代化进程,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刑法之间的互相交流与融合,促进了中国刑法的国际化发展趋势.     

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经济法的变迁

在我国经济法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全球化对经济法的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影响着我国经济法的变迁趋势、变迁方式以及变迁路径。关注经济全球化是提升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和加强经济法实践的重要因素。     

中西礼、法之间的语境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和西方文化中的法,都只有在各自的语境里才能被确切地解释和理解。法律文化发源之初,中、西方在各自所处的历史环境中,为应对人类共通的问题而作出的不同的文化选择,与中西礼、法之间的语境分殊密切相关。几千年来,中、西之间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结构的不同,以及在应答有关实在、人性、宗教等方面的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文化差异诱致了中西之间的礼、法分疏,而寓于各自语境当中的礼、法之间迥异的价值取向又加深了中、西之间的文化和社会分歧。分别诉诸礼、法的不同语言表述,实际上也展现了人们在中、西各自的社会和历史中不同的生存、生活方式。尽管中华法系已在晚清解体,但为之辩护的礼制语境依然在现实生活中十分隐蔽而顽固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话语。因此,有必要通过与西方法律文化进行积极对话,把深受礼浸润的语境改造为法的语境,以使我们理解法（jus）和法治 （rule　of　law）的真义。     

农业法的全球性挑战与回应

农业面临着全球化不断推进、粮食安全和食品质量保证、世界人口增加、全球环境问题四方面的挑战.农业法有必要对此予以回应,为可持续农业发展创建具有强制力和可靠性的法律框架,支持和保障农民务农知识的提高和农业科技的发展,对第三次农业革命进行法律调整,解决全球农业法支离破碎的问题.由于农业全球化,硬法和软法在多层次的农业法体系中作用重要,食品安全不仅需要国内法规范,还需要构建国际规范.行之有效的全球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尚未形成,应该建立对全球粮食安全具有约束力的目标和原则.对中德法律制度进行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这一法律体系的构建,还有助于克服全球农业法的支离破碎.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竞争法的重构

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竞争的变化是:从国内竞争到国际竞争和全球竞争;从单一竞争到复合竞争;从孤立的企业竞争到国家参与、协调和管理企业竞争;从无规则竞争到规则竞争。竞争法也在域外效力、价值与功能定位、实施原则、规制对象等方面发生了相应变化。为此,中国应当在适用范围、价值与功能定位、实施原则、规制对象等方面对竞争法进行重构,以适应竞争全球化和竞争法变迁的挑战。     

民间规范与法律的全球对话

法律全球化的分析路径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压制的法律全球化,另一种是对话的法律全球化。寻求对话的全球化以及对话的法律全球化,是一个国家以结构者的身份参与全球秩序创造的重要方面,它必须通过法律和法理对话的方式得以体现。特别是一个大国对全球化的参与,更应是一个自主的、对话的过程。那么,参与法理之全球对话的基础是什么?当然是对话者的法理创造。在我国这样的法治后发达国家和社会结构、主体交往秩序具有明显独特性的国家,依凭什么进行法理创造?民间规范的挖掘和民间规范研究与规范法学研究的结盟,或许是实现法理创造的一条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