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治道逻辑的权治观照

如果从行政治理视域来分析,无论德治、人治、还是法治,权力总是治理过程中必然要采纳的形式。在这一普遍形式下,不同历史时期包含不同的治理内容。儒家伦理的治理逻辑建立在"以德配天"的基础上。它以天人相通为起点,以天谴论为中介,以天人感应为沟通,从而赋予君主专制权力以神圣性。在解决了这样一个合理性基础之后,就必然要求统治者行仁政德治,而德治之关键就在于"保民"、"养民"、"教民"。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因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历史境遇,德治又不可避免地蜕化为人治。但人治的不稳定性、偶然性与任意性使得它必然为法治所否定。1     

儒家伦理的治道逻辑—一种“权治”视域的考察

如果从行政治理视域来分析，无论德治、人治、还是法治，权力总是治理过程中必然要采纳的形式。在这一普遍形式下，不同历史时期包含不同的治理内容。儒家伦理的治理逻辑建立在 “以德配天” 的基础上。它以天人相通为起点，以天谴论为中介，以天人感应为沟通，从而赋予君主专制权力以神圣性。在解决了这样一个合理性基础之后，就必然要求统治者行仁政德治，而德治之关键就在于 “保民”、“养民”、“教民”。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因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历史境遇，德治又不可避免地蜕化为人治。但人治的不稳定性、偶然性与任意性使得它必然为法治所否定。     

封建伦理法律化与法律伦理化及其借鉴意义

封建伦理法律化体现为以伦理支配法、以伦理为法、引伦理入法;而法律伦理化则表现为法礼并举、德主刑辅、春秋决狱、同罪异罚。今天,我们有必要以封建法律的合理性为鉴,在实践中以民本思想作指南,加强德治法治相结合,力求以法促德求和谐,强化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的互补功能。     

王夫之对传统忠孝伦理下君臣关系的消解与重构

建立在家族制农业经济组织基础上的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是父权家长制和家族伦理的扩大和延伸。王夫之摒弃以君主为核心的私忠,重新构建以国家、民族为前提的公忠,从而动摇了君主家天下的伦理基础,而且提出“家国殊等”“环相而治”“虚君共和”的新型君臣伦理形态。王夫之将政治从传统伦理中剥离,成为中国古代伦理政治观转变的标志性人物。     

中国传统伦理政治思想论析

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是一种伦理型的政治思想。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这一传统和特点，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宗法等级制和“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决定的。这种伦理型的政治模式的确立经历了一个长期探索和选择的过程。“德治”是这种伦理政治思想的外化，它以“君德”为前提，以德治、德教和仁政爱民为基本内容，以贤人政治为实施。     

试论中国封建法律的伦理化特征

中国古代法制深受封建伦理的影响和制约．表现出法律的伦理化特征。封建法律的伦理化过程体现在呈互动关系的两个方面．一是伦理的法律化．即以礼的精神原则支配法律．直接把礼的规范变成法律规范的过程；二是法律的伦理化．即封建法律从立法和司法上逐步实现其伦理化的过程。中国封建法律的伦理化特征表明．中国古代法制的构建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     

传统文化:经济伦理之渊源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深刻影响着经济建设和企业发展。义利统一、诚信德治、自然和谐、兼相爱交相利等思想,都蕴涵着深刻的经济伦理理念。以可持续发展、双赢等为主题的现代经济伦理思想深深扎根于其中。     

儒家政治哲学论纲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国家起源方式等,中国自周代初年起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以政治伦理为思想史主题的文明发展模式。此种文明模式以德治主义为核心,虽然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其学理本身也存在诸多方面的悖论,并且由于这些悖论而给古代中国的历史带来了至深且巨的负面影响。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特点及其形成的社会基础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中,"德治"思想无疑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历代统治者从巩固政权的需要出发,不断强化道德在意识形态中的作用,重视道德教化和人自身的道德修养,重德轻罚.传统德治思想的这种特点的形成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以血缘为纽带,政治与伦理高度统一的集权社会.家国一体,政权与族权结合,使得人们的一切活动都被纳入到封建纲常伦理关系之中,使中国的政治文化从"德治"走向"人治".     

试论家族法的成因及其历史影响

家族制度对封建法制的影响被概括为法的“家族主义”。它是指在封建法制中,不仅法典具体条款充分体现了以家庭伦理关系和宗法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而且以家族伦理关系为基础,将其作为立法与司法的重要标准和依据。家庭制度与古代国家政治法律制度有着密切关系,这一点中国与古代西方社会是有     

中华法系“重刑轻民”成因研究

“重刑轻民”是中华法系有别于其他四大法系的鲜明特点之一。“重刑轻民”这一特点表现在立法上,是重视刑事法规的制定而忽视民事法规的制定;表现在法律适用上,是重视刑事诉讼而轻视民事诉讼以及民事制裁刑罚化等现象。通过法的本质对“重刑轻民”这一法律传统的成因进行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自然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商品经济的落后是其根本的经济原因;维护君主统治与宗法等级制度是其现实的政治原因和社会原因;重农抑商政策是其直接的政策原因等。而这一传统也对我国现代的法律产生了影响。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及其对政治文明建设的价值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在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宗法制的社会结构,以及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政治意识形态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专制性、依附性、宗法性和人治性的特征。由于文化的传承性和发展的相对滞后性,在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意识文明建设、政治制度文明建设和政治行为文明建设的影响是正价值和负价值的辩证统一。     

儒学社会秩序的形成、结构及其现代意义

儒学社会秩序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认为,在汉代形成的儒学社会秩序尊重了远古传统、运用了儒学理论、吸取了秦代经验与教训,也符合了时代要求。以仁爱原则为基础、以礼教和儒家法等伦理控制为手段、以维护家国同构的宗法秩序为目的是儒学社会秩序的基本构成。分析儒学社会秩序的特点与当代积淀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礼教对女性人生的设定及其用意

《礼记》等儒家礼学典籍,记录创制了中国礼教文化。旧时女性在娘家与婆家,人生两个阶段分别受到不同家庭文化背景、不同礼学内容的教化,承受了沉重的人性压抑;但也派生出维护封建家庭稳定、教育子女成功的正面作用。礼学教化培养出的婆母,为维护家族利益而维护礼教和宗法,进一步维护了家族稳定。礼教的设定意在对社会结构以家族为基础的宗法社会予以支撑,从而有效地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儒学视野下的中日“士人”比较

在中日两国古代社会都曾存在一个士人阶层,并且共同拥有儒学这一文化土壤。从＂仁、义、忠、孝、勇＂等儒家道德规范对中国士人与日本武士的人生价值取向、道德规范等进行探讨,指出中国士人信奉的是道,道义高于王权,捍卫道义是至高无上的使命,讲究志同道合,道不同则不相为谋,相反,日本武士讲究对天皇和主君的效忠,且将之与＂义＂（即情义）联系在一起,对主人尽忠,珍惜武士名分,崇尚勇武。     

论市场经济背景下儒家伦理精神的现代转换

儒家伦理精神是对封建政治制度和自然经济制度合理性的道德注脚。重义轻利、重和息争、重德轻法、重群轻己、等级森严等儒家伦理精神,是自然经济和家国同构的产物,具有显著的历史局限性。儒家伦理精神只有进行创造性转换,赋予时代内涵,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将重义轻利转换为义利统一、重和息争转换为竞合精神、重德轻法转换为德法并重、重群轻己转换为群己兼顾、等级观念转换为自由平等。      

辛亥革命前后儒家文化的命运--对清末民初"尊孔读经"问题的考察

辛亥革命前后儒家文化命运的变迁聚焦于“尊孔读经”问题。清末新政使儒家“经学时代”沦入山穷水尽的窘境。辛亥革命创建民国 ,资产阶级既摧垮了封建帝制 ,也涤荡了为封建帝制服务的儒家文化。民初帝制死灰复燃与“尊孔读经”借尸还魂之如影随形 ,既证明封建专制主义天道观根深蒂固 ,也证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反对“孔夫子”为拥护“德先生”之必要前提乃时势使然。考察这一问题 ,有利于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儒家文化“批判继承”。     

中西古代“伦理”与“学理”财富思想比较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儒学伦理的思想基础与封建皇权统治的政治基础上的。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哲学思辨与理性精神的认识基础、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的思想基础以及法制与神权的政治基础上的。通过中西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西古代在思维方式，特别是在理论思维、逻辑思维、创造性思维以及人性意识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而这正是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之所以没有形成较完备理论体系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一尴尬，我们必须努力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不断创新思维，把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等价值诉诸于当代中国现实载体中，加快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的现代转换。     

家国同构制度与伦理政治型文化

宗法制度孕育了伦理型文化,政治专制制度孕育了政治型文化。宗法制度和政治专制制度的有机结合,形成宗法专制制度,宗法专制制度孕育了"内圣外王"的伦理政治型文化。专制制度有利于确立中央集权政体,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宗法制度具有很好的调节机制,有较大的弹性和再生功能。但宗法专制制度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致使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难以解体,阻碍了商品经济和市民阶层的发育发展。     

治国方略的历史嬗变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无论是儒家倡导的"德治",还是法家提出的"法治",都是在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下,治理国家所采取的不同方略或手段,归根到底是封建帝王的一人之治。我国现行建立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在法制的范围内施行的,社会主义法制所强调的是社会公正精神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区别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法制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