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的价值理念及其当代价值

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在当时仅是诸子百家之一,后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同时又在今后的整个中华文化中处于中心地位。儒家的正统地位使得儒家文化、儒家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华文明。悠久的传统文化能塑造民族性格,筹铸民族精神。作为悠久的传统文化之一,儒家文化有其独特的功能。“和谐”作为儒家核心价值之一,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精神...     

平定县冠山儒家文化开发研究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主流,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心灵,书院文化以其独特的方式诠释、传播着儒家文化之精髓,历史上造就和吸引了许多文人墨客。去过平定县冠山的人,会被其浓郁的儒家书院文化气息和古树参天的幽静所感染。从开发的角度,研究冠山独特的儒家文化,对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振兴民族精神和传承人文教育、丰富山西省旅游文化、指导地方旅游开发有重要意义。     

狄仁杰:中国福尔摩斯的幻景

幻景自“镜”中产生,狄仁杰作为中国的福尔摩斯,其幻景形象形成的“镜子”,主要是高罗佩所代表的西方侦探文化语境和对东方进行虚构与想象的译者思维。狄仁杰形象经由高罗佩之手推向世界,在经典的西方侦探形象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在流变过程中受到西方文化语境和读者接受心理的影响,与最初在中国本土时的形象已经相去甚远,而与经典的西方侦探形象也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经过与西方侦探形象互动之后的狄仁杰形象,成为横跨在中西方文化桥梁之上的一道幻景,启迪着当代狄仁杰文化作品的创作。      

儒家的人格特质与政治影响

儒家文化对传统社会的深远影响,在于儒家拥有鲜明的人格特质,儒家之所以拥有鲜明的人格特征并在传统社会发挥重要的影响,在于儒家从人类的历史延续与自然延续之中发现了人生价值。儒家站在理想主义的高度来关注现实的政治社会,并产生了极其重要的现实作用。文章主要从儒家的理想人格、现实人格、从现实人格向理想人格的生成路径以及受儒家思想所影响的政治主体这四个各方面进行了剖析,对传统社会的道德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侧面的解读。     

《春秋》与关羽——孔子《春秋》大义与关羽形象的神圣化系列研究之一

关羽的登神入圣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关羽是"忠义"英雄的集中代表,是孔子所提倡的忠、勇、义的化身和道德楷模。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尤其是孔子的《春秋》大义所表现出的"尊王攘夷"的历史观和礼乐伦理教化思想以及"内圣外王"道德修养,表现在文学上则是正统思想和儒家理想人格的塑造。关羽形象的登神入圣演变不仅是历代统治者的推崇,是古代"士"的人格理想和人格追求的结果,也是儒释道三教合流与融合的结果,更是儒学成为民间文化的主流的结果。     

论儒家文化与青年毛泽东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饱读了传统的儒家经典著作,对儒家思想有着深刻的认识与体会。儒家文化对青年毛泽东注重实践的现实主义观、励志精神、人格理想追求和知行观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并初步形成了早期的毛泽东哲学思想。     

杜甫诗歌对儒家思想核心——"仁"的经典诠释

杜甫号称"诗圣",乃诗国之圣人,恰似孔子、孟子,乃儒家之圣人。作为儒家薪火的传承者,杜甫用诗歌这种生动形象的方式,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深刻而独特的诠释。"仁"是儒家学说中的核心,贯穿于儒家思想体系的全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说,儒学就是仁学。由于孔子、孟子都没有对"仁"的具体内涵作明确界定,所以"仁"的内涵带有不确定性。本文认为,作为儒家"仁"思想的一位与众不同的传承者与发展者,杜甫正是用诗歌这种特殊形式诠释了"仁",从"治人之仁"、"为人之仁"、"待人之仁"这三个方面,对儒家思想核心——"仁"做出了生动而深刻的诠释,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诗化的"仁学"思想。在对"仁"进行诠释的过程中,杜甫所依据的诠释原则与孟子诠释《诗经》时所依据的原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尽管杜甫对"仁"的诠释是一种带有时代和个体特征的选择性诠释与创造性诠释,已经不可能与孔子、孟子等儒家先贤对"仁"的诠释达成绝对的"视域融合",但杜甫的诠释在本质上仍是基于对孔、孟等儒家先贤人格与生平的深刻理解,是基于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吸收和掌握,是基于崇高的"仁者"精神跨越了时空界限在灵魂层面上的共鸣与共勉,因此,经杜甫诠释的"仁"仍然深深地契合于儒家思想的本质。     

儒家礼教文化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服饰研究

中国传统服饰的发展以儒家礼教思想为其核心理念,在儒家礼教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服饰形成一系列独特的艺术符号及审美观念,其日常着装折射出一定的伦理道德观。传统服饰色彩、形制、纹样以及首饰和配饰等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礼"文化,传统服饰受儒家文化影响形成了"文质彬彬"和"天人合一"的审美观念,传统服饰着装中体现的君子、妇人及忠孝道德显示了古代封建礼教的伦理纲常。     

梁漱溟儒家政治人格及其乡村建设实践

梁漱溟的家族身世以及儒家内圣外王、积极入世的精神对他的儒家政治人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是其对传统文化、中国命运的感悟 ,他对于乡村建设孜孜以求的实践活动是其儒家思想对现实社会的积极探索     

郭沫若的创作与侠文化精神

郭沫若对侠文化有独到的理解,在文学创作中对侠文化进行了现代性改造和创造性转化,在对其时代内涵的开掘运用中彰显出侠文化精神的独特魅力。从五四时期崇尚强力思想到抗战时期从侠义题材中开掘民族精神,体现了他的侠性心态的演变轨迹,也传达出他的人格建构和文化建构的价值理想。但为政治服务的创作意图,致使其作品的艺术魅力相对冲淡。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的法治抉择与规范分析——以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为切入点

涉农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统筹整合作为对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原则的突破与平衡,加之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边界范围,因而属于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现有的政府主导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模式在实践中面临很大困境,而法治保障模式不仅具有价值必要性,更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在"法治财税"理念的指导下,法治首先必须尊重财税规律、逻辑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中央及各省份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文件规范中与法治财税规范意旨不符的部分进行分析、审核和修正,以尽快建立稳定权威的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法治方略,顺应新时期民生财政的发展要求,并促进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