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环境下风险放大的信息机制研究——以2016山东疫苗事件为例

自媒体背景下,技术风险与感知风险不对应,造成风险放大的案例比比皆是。信息机制在风险放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借鉴Kasperson关于"信息流充当了风险放大主要原动力角色"的研究,以2016年山东疫苗事件为典型案例,结合其在微博、微信等重要自媒体中的主要表现,从信息数量、信息争议、信息程度和信息关联四方面对信息机制进行了剖解。得出信息数量由量大到爆炸、信息争议由部分到多方、信息程度由夸张到极化和信息关联由负相关到失当的自媒体时代风险放大的信息机制。     

高校档案馆微服务比较研究——基于新浪微博和腾讯微信平台

在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档案馆微博微信成为服务新模式.以新浪微博、腾讯微信为例,全国高校档案馆以东部"985"211"高校为首率先开通微服务.微服务的指标包括开通情况、地域分布、历史消息、阅读数等,从这些指标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高校档案馆微博微信的传播差异.高校档案馆微博受众形态是点到面、非对等的多向度关系;微信是点对点、对等的双向互动关系,对用户要实现差异化、精准化服务.     

政务微博与政务微信应用比较及发展策略

微博、微信等网络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为政府社会管理信息化提供了新的手段。在简述政务微博与政务微信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引入拉斯韦尔传播过程"5W"模式,对政务微博与政务微信的应用进行多维比较,结合二者发展趋势的分析,提出定位差异化、功能简捷化、账号矩阵化和运营规范化等发展策略。     

公众视角:政法新媒体发展表征与路径优化——基于陕甘宁29市149县(区)的调查

为挖掘陕甘宁地区政法新媒体在微信、微博及短视频平台的传播现状与优化可能,进一步提升政法机构在新媒体领域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借助平台建设、内容生产与传播效果三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取实地调研、深度访谈与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以政法微信、微博及短视频平台账号为例进行量化研究。研究发现政法新媒体机制体制建设亟待理顺、内容形式刻板僵化、地域性差异显著以及尚未形成新媒体矩阵等不成熟、不平衡的现实问题,提出了整合资源凸出队伍建设、深耕内容和创新形式并驾齐驱以及协同各级各地矩阵建设等优化路向。     

微信舆情生态的系统结构、运行机制与治理路向

作为一种现实社会的网络映射,微信创造了崭新的“共在感”和“圈层关系”,承载了巨大的社会价值。基于独特的形态、结构与动力系统,微信场域构建了“圈层区隔”和“层级分化”的传播秩序,呈现出半封闭、多节点、多层级的非典型生态格局。微信传播机制具有天然的自我约束性和稳定性,逐级过滤、时间延迟、空间割裂等因素显著降低了舆情风险指数。与此同时,微信场域存在难以甄别舆情风险要素、深度传播与社会动员、信息勾连与信息遮蔽等潜在风险,易导致市场震荡、信息异化、技术异化等舆情生态失衡现象。因此,应从舆情主体、信息、环境三个层面入手,以创新性思维构建微信舆情防范和治理体系。     

文本诠释学视野下微信政治传播功能建构研究

传统媒介环境下,政治传播具有典型的“控制论”色彩,政治文本在政治主体、大众媒介与受众之间呈现为单向的信息流动过程,政治主体在政治传播中具有绝对的话语权。而微信是一种偏向关系传播的新媒介,虽然在概念层面上具有“元传播”的特征,但在社会现实维度难以找到实践的根基。尽管微信空间中生成了新的政治传播格局,但是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政治传播模式并未发生变化。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微信空间放大了主客体二元对立政治传播模式所带来的风险。本文从文本诠释学角度考察微信政治传播困境以及功能失调问题,将微信政治传播理解为文本的理解和解释问题,以文本为核心概念,以理解和解释作为文本诠释的本体论,从而试图构建微信政治传播功能的“视域融合”。     

微信时代下的社会风险传播转向

微信传播过程中的传播群体来自于自我构建,许多微信用户在一段时间内构建一定的传播群体后都会养成依赖习惯,使其逐渐减少对其它媒体的接触频率和接触时长。微信传播模式在表象上建立在“私人关系”和“私人空间”之上;而在媒体传播场域中,从“私人空间”转向公共议题的传播不仅迅捷而且数量非常庞大,完全可以形成一个无法把控的“大数据”。微信传播的潜在风险可能蕴藏在微信传播偏向之中。微信传播将媒体公共传播空间与个体私人传播空间的界限模糊起来,对相关法律规范和政策引导提出挑战。     

线下引发线上：非遗微博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及实证分析

通过德尔菲专家调查法和基于指数标度层次分析法,本文构建了非遗微博评价的指标体系,并运用算术平均法计算判断矩阵及各项指标的相对权重,对最终筛选出的34个非遗微博进行测评,结果表明：非遗微博的线上行为源于线下的非遗活动,具有典型的线下引导线上行为特征;非遗微博的传播主要是一种参与非遗活动的小众化的集体传播。据此,提升非遗微博传播效果应拓展非遗微博的传播渠道,推进非遗网络传播的媒介融合、技术融合、数据融合,实现其跨阶层、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的协同管理与服务。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微博传播问题

当今中国进入了不确定性增加、突发公共事件频发的高风险社会。风险社会改变了传播的理念和定位,对传播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风险社会促进了传播主体与内容的多元化,加剧了传播的复杂性和不可控性。微博传播的兴盛与突发公共事件的增长形成了叠加效应,从而也使微博传播成为突发公共事件治理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微博为突发公共事件注入新鲜元素的同时,也为突发公共事件的治理提供了新工具和新场域。至于政府、传统媒体和公众的三重博弈关系,也因微博的深度介入而被注入了新内容。要有效地治理突发公共事件,必须在这三重关系博弈的实践中充分考虑微博带来的新变化,努力把握微博带来的新契机,化被动为主动,以微博治微博。     

“微传播”场域中的信息碎片化与误读——基于“罗尔事件”中一个细节的网络民族志考察

信息碎片化是微博、微信等"微传播"场域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信息的碎片化容易在公众中激发出刻板印象效应,造成信息的误读。通过对"罗尔事件"的网络民族志考察,还原事件主角罗尔"重男轻女"公众形象的建构过程,指出信息误读背后既有信息不足的原因,也有情绪化的非理性因素,同时也有某种基于微博、微信运营的市场理性,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微传播场域复杂的舆论环境。     

微博自组织机制的形成与管理——以某重大突发事件中的谣言为例

基于自组织的形成条件,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日本地震中某谣言在新浪微博中的扩散过程进行考察,发现微博具有自我纠正的功能,其自组织的形成条件和传播方式也遵循自组织的运行规律。微博具有的自组织机制为微博管理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和启示。     

微信营销与网络行为文化研究*

微信是一种即时的多功能通讯工具,也是一种在移动互联网基础上产生的新的社会化媒介,更是一种网络营销 手段,其传播学方面的正面意义与社会价值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而在对网民的行为文化影响方面,微信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 文章将从传播形态、营销方式等方面,就“微时代”网络行为文化进行探究。     

微博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探析

微博具有资源的共享性以及内容的广容性特点,可以实现交往双方的平等交流,是大学生经常使用的重要社交网络平台,不仅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延伸,也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手段的现代化和方法的多样化。所以要拓展微博上的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导向性,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大力开展道德教育进微博活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微信社群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提升效力策略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微信成为高校师生群体广泛使用的思想交流工具。微信社群对高校师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深刻影响,它丰富了教育载体,开拓了工作新平台,提升了亲和力,增强了便捷性。但是,微信社群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它动摇了教育主体的权威性,不良信息易引发思想混乱,碎片化信息削减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力,微信依赖影响心理认知发展等。应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队伍信息能力建设,精选信息并增强微信交流场域吸引力,建立立体式教育网络促进心理认知发展,整合资源完善长效运行机制4个方面提升微信社群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力。     

微博中的谣言传播及其规避机制

微博为话语自由表达在公共领域建构方面的作用有目共睹,但由于其自身管理体制的不规范以及对公众素养要求不够到位,谣言却也时刻伴随着。谣言的恶性传播使微博的传播、沟通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阻碍着微博舆论平台的健康发展,甚至危及公共领域建构的进程。如何妥善规避微博传播中的谣言、不断完善微博传播平台,从微博自身管理机制以及对公众的素养要求等方面的考量,提出建立完善的事实和身份审核机制以及呼吁公众理性表达、监管部门适度引导,以期制止微博谣言传播,创造一个纯净的微博沟通环境。     

微博时代公共舆论暴力的产生及其治理机制研究

在Web2.0飞速发展的时代,以网络和手机终端为发布平台的微博,凭借其短、平、快等优势,正形成自己独特的“微博舆论场”,成为了社会公共表达的全新平台,在公民参政、民主表达、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然而,由于网络的匿名性、网民的非理性、监管制度的缺失等原因,网络舆论暴力现象屡见不鲜。构建一套科学的网络舆论暴力治理机制,需要推行微博实名制、强化网民的社会责任感,建立科学的舆情研判与调控机制,加强网络道德建设,完善网络行为的相关立法。     

微博环境下和谐党群关系的构建简

微博的快速发展,推动党群关系进入新的时代。微博提升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力度,拓展党群信息沟通的渠道,增加群众参政议政的热情,增强舆论监督的功能。微博环境下和谐党群关系的构建：建立微博教育与管理机制,建立微博舆情引导机制,完善微博监督机制,完善群众利益表达机制。     

“微时代”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研究——一种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随着媒介革命的纵深发展,中国新媒体发展已经进入了“微时代”。与之相应的是,网络谣言层出不穷,使得网络成为媒体危机甚至诸多突发事件恶化的媒介,导致社会风险扩大化、恶性化发展。网络谣言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在义愤心理、信息流瀑、从众效应、群体极化和偏颇吸收的作用下,本身即形成了一定的自我强化机制。因此,针对新媒体时代网络社会的新常态,必须强化网络社会制度规范,创新网络社会治理模式,切实提高网络谣言的治理能力,发挥网络积极正面的功能,使之趋利避害。     

言语交际视野下的“微博”语言

时下互联网上最热的文化现象“微博”是一种扩大了的言语交际行为,是一种书面形式的口语。微博语言要想获得别人的关注,使这种“会话”得以顺利进行,必须遵循言语交际的基本原则：即话题中心原则、信息量适度原则、礼貌原则。     

自组织视角下新冠疫情募捐协作网络实证研究

新冠疫情下,线上的交流和协作成为配合线下募捐的一个重要部分。技术驱动互联网促使在线募捐协作成为可能。募捐微信群的形成及演化符合自组织的发展过程。募捐群由于信息、信任差序而导致社会系统暂时远离平衡状态,非平衡状态下的系统易于捕捉差异(如多元主体、海量捐赠信息、弱组织性等),形成了促进系统平衡的涨落。协作过程中,共同抗疫的目标涨落、个人价值凸显涨落、高效协作涨落、群属认同涨落以及新技术工具涨落在试错中不断被修正,且在非线性机制作用下被放大,从而获得了突破性力量成长为优势涨落,促使募捐群形成秩序。同时,人们根据实际需要改造技术的使用方式,进一步催化了募捐自组织趋于有序化。研究基于自组织理论和技术可供性等理论视角,结合灾难学中社会协作关系建构的研究视角,探究募捐微信群网络协作的自组织过程及演进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