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探讨

新乡贤作为新生治理主体,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保障新乡贤参与治村的法律制度不健全, 促进新乡贤作用发挥的工作机制不完善,引导新乡贤依法治村的工作重视不足等问题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这一主体作用的 发挥。为此,通过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法律规范,健全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作用发挥的自治、法治、德治平台,强化对新 乡贤依法治村的引导与扶持等方式,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路径。     

新乡贤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吗？——基于新乡贤与传统乡贤治村的比较分析

乡贤治村,既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时期乡村治理历史演进的缩影,又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现阶段党和国家也高度重视和支持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通过对新乡贤与传统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多维比较分析发现,两者在治村的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治村背景方面,传统乡贤以“双轨政治”为时代背景,而“协同共治”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突出特点;在择取条件方面,传统乡贤功名与贤德共重,现代社会的新乡贤则弱化功名,更加注重贤德以及治村能力;在组织基础方面,传统乡贤主要依靠传统乡村社会中自发形成的自治组织进行乡村治理,新乡贤则主要通过乡贤理事会、乡贤参事会等参事议事机构参与乡村治理;在角色定位方面,传统乡贤是封建社会乡村治理的“主导者”,新乡贤则是现代社会乡村治理的“协同者”;在治村功能方面,传统乡贤衔接国家与乡村社会,并争取乡村社会处于无讼状态,新乡贤则以引领乡风文明作为首要功能;在治村方式方面,传统乡贤以礼治为本,形成“礼治秩序”,新乡贤坚持德治为先,并积极嵌入村民自治和乡村法治。因此,新乡贤对比传统乡贤在多个结构要素上发生了质的变化,绝不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下,新乡贤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促进治理有效大有可为。     

内生型乡村治理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我们现有的乡村治理,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的外部性制度安排的特点,实际上乡村社会的治理及秩序与村庄社会关联的内生性因素有密切关系。当前乡村治理存在的困境表现为:农村社会结构变迁,治理基础改变;外生型制度遇瓶颈,出现"内卷化";村民趋于"原子化",难以达成共识;传统治理模式式微,传统权威丧失等困境。因此迫切需要从乡村社会本身来理解、分析内生型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主要形式及运行机制,通过内外制度的有效互动,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内生型乡村治理的发展基础体现为:民众渴望传统治理文化;民众的参与意识增强;农村内生合作组织的生长;政府对传统治理文化的重视。内生型乡村治理的主要形式有乡规民约、新乡贤、合作社和协商民主的乡村实践。内生型乡村治理的运行机制可以充分发挥村民的自主性,提高村庄集体行动与问责能力,实现乡村治理的多样性,确保内生治理的合法化,增强内外制度的互动。     

乡村振兴中新乡贤培育的障碍及其对策

乡村振兴中新乡贤的培育有益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是应对民众参与不足问题及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所在。然而,当前新乡贤的培育面临缺乏支持、动力不足、制度规范缺失、乡村社会组织发展滞后等问题。为此,在新一轮的乡贤培育中,我们应规范乡贤认定程序,引导新乡贤的介入;重视乡贤精神激励,增强乡贤培育动力;健全新乡贤回归的保障机制;培育乡村社会组织。     

新时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理路及文化向度

乡贤治村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其浓厚的乡土情怀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为新乡贤入场乡村治理提供了内生性依据。在经历传统乡贤与乡土文化的深度互嵌以及近代乡贤与乡村社会的多维脱嵌后,新乡贤现已发展成为贯彻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力量。新乡贤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汲取了传统乡贤治村的丰富经验和卓越智慧,并结合新时代乡村的发展现实,深入挖掘乡土新文化、嵌入治理新因子的逻辑理路,为乡村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振兴范式。在乡村文化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耦合逻辑不仅能够拓展乡村文化发展空间,淬炼乡村文化特色品牌,而且可以通过文化治理的“软”手段,激发乡村主体的内生发展动力,助力乡村文化的全面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新乡贤治村: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和以精细化管理为方向的城市治理水平逐步提高,然而广大的乡村社会却面临着内生基础薄弱、主体流失严重以及治理环境多变等困境,“三农”问题在城乡分治的背景下愈发凸显,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出现的“新乡贤”治村逐渐成为弥补政府主体治理不足的有效方式。从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层面来看,新乡贤治村的合法性兼具了传统型、魅力型以及法理型三种权威类型,也能够在村庄的产业、乡风等诸多方面发挥积极的影响,其治村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共同回应了何以可能的问题,而当下何以可为的问题则是要理顺新乡贤治村与村民自治的关系、健全新乡贤治村的保障机制以及明晰新乡贤治村的发展走向。     

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基于H镇的案例观察

新乡贤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为探究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以H镇的实践为例,考察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条件、机制和成效,并揭示实践中面临的问题。研究表明:政策契机、组织平台和乡土情怀构成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基础条件;依托乡贤组织内部运作机制和外部多主体参与机制,新乡贤在发展乡村产业、倡导乡风文明、参与乡村治理等领域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但由于认知偏差、激励缺乏、立场各异等因素的影响,新乡贤参与面临着可持续和多层次协作困境,预期成效难以达成。为合理引导和鼓励新乡贤参与、充分发挥新乡贤群体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亟需理顺基层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明确各自的功能定位,并为新乡贤参与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激励。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文化的建设研究 ——基于安徽临泉县实践的分析与思考

摘 要：乡贤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一。新乡贤群体和新乡贤文化在当前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安徽省临泉县近年来积极探索新乡贤文化在乡村振兴中作用的发挥,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进一步弘扬新乡贤文化,发挥其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要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活动的激励机制,正确处理新乡贤与村两委的关系,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预防新乡贤异化为宗派与黑恶势力,防止新乡贤活动中的以德代法行为等。     

治理性自组织参与村庄治理的社会基础

治理性自组织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力量。在基层亟需提升治理能力的背景下,治理性自组织成为不少村庄的发展重点。本研究基于实地调研资料,运用协同治理理论,重点剖析了一个治理性自组织如何产生,如何运作及其在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以此来阐述该类自组织参与村庄治理的社会基础。研究表明,治理性自组织的社会基础包括组织条件对应的村庄精英动员,内容条件对应的治理事务与治理结构契合,以及制度条件对应的村规民约落实与内部规则确立三个部分。治理性自组织要根据不同的社会基础不断调整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乡村治理有效。     

新乡贤与乡村慈善:资源整合、项目对接与激励机制创新

新乡贤是实现中国乡村振兴目标的重要社会资源,尽管不同地区新乡贤群体由于结构不同导致其社会功能存在较大差异,但乡村慈善功能应是各地新乡贤最基本、最主要的社会功能。乡村慈善也是当前中国乡村发展面临的最大短板,急需外部新资源注入推动。只有对中国新乡贤资源进行合理整合,搭建合适的平台实现新乡贤资源与乡村慈善项目的有效对接,积极创新激励机制鼓励新乡贤参与乡村慈善,才能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新乡贤资源补齐乡村发展短板,改善乡村生产与生活条件,助力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     

任务型经纪：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新范式——基于桐乡“乡贤+三治”融合的田野观察

中国有绅治传统。近年来新乡贤作为新兴主体被逐渐纳入基层治理体系中,中国乡村治理中的精英参与由此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借鉴杜赞奇“经纪机制”概念,结合桐乡市“乡贤+三治融合”的田野观察可知,在乡村振兴与项目进村的时代背景之下,“任务型经纪”替代了旧有的保护型经纪、赢利型经纪与村干部“多重角色”。新乡贤作为治理主体整合了制度合法性、道德优势与资源支配权,其管理机制以网格化、技术化为特点;其目标责任制呈现任务化、模糊化特性;其运作机制在组织化路径下体现出协商化、人情化的原则。以基层政府与乡土社会互信互赖、协同共治为特征,这一吸纳型治理机制的制度化建构在有效承接国家行政的同时广泛激发了乡村社会的内生动力,在加快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进程的同时有利于促进传统与现代、城市与农村之间有效衔接。     

从经济精英到治理精英：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路径

乡村振兴必须发挥妇女的主体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受父权文化的影响,农村妇女通常在社会和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通过对陕南两县8名农村女性经济精英进入村庄权力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进行考察,在“资源-文化”视角下分析她们如何从经济精英转变为治理精英并探讨其参与村庄治理的意义。结果发现:经济地位的提高是引导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冲破传统性别文化束缚、改善不平等性别权力结构的关键。农村女性经济精英凭借自身的能力和性别优势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从而推动乡村善治,助力乡村振兴。     

新乡贤：角色期待、实践要求与培育路径

国家召唤新乡贤,乡村期待新乡贤。新时代,社会大众在对传统乡贤的认知,对国家之于新乡贤要求的理解和研究者对新乡贤理想角色的构建基础上形成了新乡贤的角色期待。新乡贤应在社会大众对新乡贤的一般性角色要求基础上结合个人特色开展角色实践,满足社会大众的期待。为培育符合不同乡村发展需求的新乡贤,地方政府应坚持以激发内生动力为主、外部激励为辅的基本原则,协同乡民、基层政府、乡村自治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协同优化新乡贤资源,协同发展在场和不在场新乡贤,促进新乡贤群体健康发展。     

村庄治理的人才资源瓶颈

乡村建设过程实质就是一个以建设和谐农村社会为前提的农村组织化过程，农村的组织化必然会涉及到村庄治理，所以乡村建设实际上是一个好的村庄治理过程。合格的治理人才是好的村庄治理关键．而当前农村社会受到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等因素的影响，村庄治理人才结构、人才素质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乡村治理法治体系构建问题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乡村振兴的基础。提升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质量,扎实有序做好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工作,需要重构乡村振兴中的社区治理共同体,优化社区自组织社会风险防范机制,构建新型乡村社区“三社联动”机制,构建多层次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格局。乡村治理法治体系构建的关键在于：发挥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效法“枫桥经验”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把地方性治理规范融入全过程人民民主,给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增权赋能。构建乡村治理法治体系的主要路径是：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凸显基层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民主意识,强化家庭家教家风在乡村治理中的修复功能,重视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我国乡村治理的政策演变与未来取向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带动下,我国乡村治理的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乡村治理工作,对乡村治理政策进行三大调整,即改革和规范自上而下的纵向治理方式,建立和规范村民自治的横向治理方式,健全和规范社会参与的多元协同治理方式.未来15年,我国在乡村治理上还面临艰巨挑战,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为:乡村分化、乡风文明、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治理方式等.未来15年,完善我国乡村治理政策,建议要处理好国家治理、乡镇治理和村庄自治的关系,完善乡村治理框架,确立乡村治理标准;从以强调村民自治为主转向强调法治优先,实行分类分级治理,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推进结构调整,加强长期投资,为乡村人口特别是边远落后地区的乡村人口,提供产业扶持和就业帮助,使其能从中得到相对理想的收入;以技术进步推进乡村管理和服务的变革,建设乡村大数据,强化严格管理;推进基层实践创新与顶层设计相结合,促进治理方式转变,创新乡村服务.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乡村治理转型与乡村振兴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传统乡村管理模式显现出基层政权“悬浮化”、乡村管理“单一化”、自治组织“行政化”、村支“两委”“不在场”与农民态度“冷漠化”,使得城乡二元制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解,也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局面。因此,应通过乡村治理转型来推动乡村振兴：基层政府下沉衔接乡村治理事务;构建“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增强自治组织的乡村治理主体责任意识;提升“第一书记”的乡村治理水平;积极培育“新乡贤”来激活内生型乡村治理力量,由此形成政府治理、社会参与和群众自治的合作共治格局。     

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基础、困境与路向

进入新时代,我国乡村社会治理基础已然变化,如社会大流动导致的乡村人口结构变迁、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社会关系嬗变、乡村社会秩序转变为"礼""法"相容的共存图式等。乡村社会治理面临多重困境,如乡村社会共享价值断裂导致的社会治理精神断层,时空脱域与乡土脱嵌引起的社会治理参与困境,乡村精英大量流失引发的社会治理危机,现有治理方式在驱动乡村社会内源性发展上的乏力等。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可以从开展流动性治理,延展乡村社会治理空间;构建新型乡村共同体,凝聚乡村社会共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乡村社会治理新格局,弥补精英治理缺陷;"外部推引"与"内源激活"结合,重构乡村振兴动力等方面着手。     

“任务型乡贤”与乡村振兴中的精英再造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之中,地方政府面临着治理任务加重与治理主体缺失的双重难题,H县打造了以“任务型乡贤”为主体的“321治理模式”,吸纳农村党员、人大代表以及中心户长多元主体参与到国家任务的完成过程之中,并采用精细化、网格化、任务化以及平台化的运作机制与技术治理策略,实现了对于农村精英的整合与再造。不同于传统乡贤与新乡贤,“任务型乡贤”的运作是一种半正式化的吸纳性治理模式,在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之中不仅有助于上级治理任务的完成,而且还从某种程度上激活了乡村社会中的村民自治,提高了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这种将先进治理方法技术与传统治理经验相结合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促进了“自治、法治、德治”三者相结合,有助于乡村振兴“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