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文化的建设研究 ——基于安徽临泉县实践的分析与思考

摘 要：乡贤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一。新乡贤群体和新乡贤文化在当前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安徽省临泉县近年来积极探索新乡贤文化在乡村振兴中作用的发挥,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进一步弘扬新乡贤文化,发挥其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要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活动的激励机制,正确处理新乡贤与村两委的关系,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预防新乡贤异化为宗派与黑恶势力,防止新乡贤活动中的以德代法行为等。     

新时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理路及文化向度

乡贤治村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其浓厚的乡土情怀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为新乡贤入场乡村治理提供了内生性依据。在经历传统乡贤与乡土文化的深度互嵌以及近代乡贤与乡村社会的多维脱嵌后,新乡贤现已发展成为贯彻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力量。新乡贤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汲取了传统乡贤治村的丰富经验和卓越智慧,并结合新时代乡村的发展现实,深入挖掘乡土新文化、嵌入治理新因子的逻辑理路,为乡村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振兴范式。在乡村文化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耦合逻辑不仅能够拓展乡村文化发展空间,淬炼乡村文化特色品牌,而且可以通过文化治理的“软”手段,激发乡村主体的内生发展动力,助力乡村文化的全面振兴。     

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基于H镇的案例观察

新乡贤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为探究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以H镇的实践为例,考察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条件、机制和成效,并揭示实践中面临的问题。研究表明:政策契机、组织平台和乡土情怀构成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基础条件;依托乡贤组织内部运作机制和外部多主体参与机制,新乡贤在发展乡村产业、倡导乡风文明、参与乡村治理等领域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但由于认知偏差、激励缺乏、立场各异等因素的影响,新乡贤参与面临着可持续和多层次协作困境,预期成效难以达成。为合理引导和鼓励新乡贤参与、充分发挥新乡贤群体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亟需理顺基层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明确各自的功能定位,并为新乡贤参与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激励。     

新乡贤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吗？——基于新乡贤与传统乡贤治村的比较分析

乡贤治村,既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时期乡村治理历史演进的缩影,又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现阶段党和国家也高度重视和支持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通过对新乡贤与传统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多维比较分析发现,两者在治村的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治村背景方面,传统乡贤以“双轨政治”为时代背景,而“协同共治”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突出特点;在择取条件方面,传统乡贤功名与贤德共重,现代社会的新乡贤则弱化功名,更加注重贤德以及治村能力;在组织基础方面,传统乡贤主要依靠传统乡村社会中自发形成的自治组织进行乡村治理,新乡贤则主要通过乡贤理事会、乡贤参事会等参事议事机构参与乡村治理;在角色定位方面,传统乡贤是封建社会乡村治理的“主导者”,新乡贤则是现代社会乡村治理的“协同者”;在治村功能方面,传统乡贤衔接国家与乡村社会,并争取乡村社会处于无讼状态,新乡贤则以引领乡风文明作为首要功能;在治村方式方面,传统乡贤以礼治为本,形成“礼治秩序”,新乡贤坚持德治为先,并积极嵌入村民自治和乡村法治。因此,新乡贤对比传统乡贤在多个结构要素上发生了质的变化,绝不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下,新乡贤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促进治理有效大有可为。     

纵横协同：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双重路径

新乡贤文化是由传统乡贤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来的新型文化形态,以其独特作用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政府和社会是新乡贤文化建设的两种力量,并以此形成了政府主导式建设路径和社会主动式建设路径。政府主导式建设路径以做好顶层设计、整合各种资源、注重授权赋能为主要抓手,通过行政纵向推动力量引领新乡贤文化建设;社会主动式建设路径则以乡村内生力量、特色化的优势资源和参与式行动为依托,通过内生横向协商方式践行新乡贤文化建设。双重建设路径虽共存于乡村场域,但二者属性不同,需通过纵横协同形成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强大合力,使新乡贤文化建设更具持续性和实效性。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双重路径的纵横协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双重建设路径应顺应时代新要求,遵循互嵌互融逻辑,在互动-嵌入-融合中实现纵横协同,共同服务于新乡贤文化建设。     

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路径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代背景下,促进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实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的主要途径之一。民族地区新乡贤作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社会群体,是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实践者和引领者,也是参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多元主体之一。要推动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工作有效开展,还应完善新乡贤群体参与制度,营造更加有利于新乡贤群体作用发挥的社会环境。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治理困境与模式选择

基于广大农村地区存在地理位置、经济状况、村庄内部凝聚力等方面的差异,主要针对团结型村庄、分散型村庄、分裂型村庄等,分析了当前新乡贤在不同社会结构的村庄中参与治理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而提出了不同社会结构的村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有效模式,以期因地制宜地利用新乡贤资源,充分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新乡贤的作用研究——一个“双层认同与行动模型”的分析框架

乡村文化振兴战略背景下,新乡贤为破解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的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基于“双层认同与行动模型”,以湖南省石羊塘镇为对象研究新乡贤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新乡贤扮演了政府、社会、市场与村民之间的沟通者角色,发挥了反馈村民公共文化需求、协助政府履行文化服务职能、整合社会公益文化资源、促进市场力量参与的作用,并从三个维度阐述了新乡贤参与的作用机理:乡土认同是基础,组织认同是保障,身份认同是核心.政府应该充分发挥新乡贤的作用,有效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新乡贤文化赋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现路径

新乡贤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具有独特的时代价值,主要包括: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人才支撑力、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社会号召力、厚植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生态净化力,而转型期农村基层党组织在队伍建设、社会号召力以及政治生态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困境,这制约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振兴的能力。为破解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困境,发挥新乡贤文化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时代价值,需要做到健全新乡贤的培育机制、发挥新乡贤文化的价值功能以及强化新乡贤文化的服务导向。     

社会转型期背景下新乡贤当代价值的建构与重塑

裹挟在时代中的城市化大潮不可阻止,大批承载着中华五千年农耕文明的村落面临着"空心""空巢"的过疏化窘境。新乡贤作为乡村振兴中具有重大"强心力"的群体,在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变迁中彰显着巨大的引导与推动作用。本文就传统乡贤乡贤与新乡贤在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下存在意义与价值进行探讨,将其作为民间权威,分析在创新性建构与重塑中所体现出的内部结构与外部表征,并将新乡贤治理模式置于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找寻新乡贤回归的内生因素。     

“穷根”与“翻身”:第二次乡村变革后的精英再生产机制研究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乡村精英再生产机制的变迁。鲁中三村的精英再生产机制展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精英循环或再生产机制的一个侧面,具有典型的个案意义。跨时段调查结果显示,这些村庄的“新贵精英”及其后代打破了“穷根”的诅咒,而传统精英及其后代则实现了“翻身”。当代农村社会结构被再生产的新贵精英与传统精英重新塑造:前者重视以政治体制内的权力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源的融合利用,通过体制安排实现了代际传承|后者重视以文化与经济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本的再发掘,代际“言说”机制起到巨大作用。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两者的再生产机制开始趋同,即依赖的再生产资源都开始趋向于文化资源。同时,农村的现代“边缘群体”利用暴力性行为等,也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形成了“准精英”群体。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应厘清五大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效缓解了中国“三农问题”,缩小了城乡差距,但由于部分地区的乡村振兴实践缺乏顶层设计,加上对乡村振兴的条件、对象、目标、动力缺乏清醒认识,导致这些地区的乡村振兴实践对象失准,目标错位,动力不足,政策缺乏系统性,规划滞后,造成乡村振兴资源的严重浪费与低效利用,效果不佳。只有进一步厘清乡村振兴的条件、对象、目标与动力,做好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超前规划,循序渐进地推进,才能为乡村振兴创造良好的内外部条件,提高乡村振兴的瞄准精度,因地因时制宜地选择合适的乡村振兴目标,夯实乡村振兴的动力基础,顺利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彝族文化助力屏山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彝族文化广泛渗透到彝族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彝区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精神基础,深刻影响着个体和社会的 发展。而具有广阔前景和无限潜力的彝族文化,对彝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屏山县积极发掘和 激活彝族文化,整合彝族文化资源,培育彝族文化特色产业,优化产业经济结构,使彝族文化产业成为乡村振兴中的支柱性产 业。创新彝族文化,助力乡村振兴,让彝族文化守护彝族人民的精神家园,提升彝族文化自信,带动社会经济发展,脱贫致富路 越走越宽,让农民享受到彝族文化带来的乐观感和成就感,为屏山彝区的脱贫、减贫提供了新路径。     

转型与超越:乡村振兴背景下牧区合作社的功能演化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农民合作社是实现产业兴旺的有效主体,也是促进乡村组织振兴的坚实基础,其多维功能对于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对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调研基础上,以案例形式呈现了合作社功能演化的逻辑及其背后的驱动元素。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牧区合作社的功能已经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即在以三产融合、乡村治理的多元化、人才要素聚集以及明确的代际分工等积极因素驱动之下,牧区合作社在生产基础上呈现出了良好社会效益、成为吸引人才返乡就业的有效平台,合作社逐渐演化为乡村治理的新型主体,并且有效实现了牧区产业与文化传播的有效融合。这种转型与超越有效地促进了牧区合作社功能升级,对于乡村振兴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同的测度与评价

基于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二者的协同关系,构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同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耦合协调模型,测度并评价2011—2018年我国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的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就全国层面而言,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呈递增趋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发展滞后的耦合阶段、失衡阶段和发展迅速的协调阶段;就区域来看,东、中、西三个地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两大系统的综合水平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耦合协调存在空间差异：东部地区处于乡村振兴驱动的初级协调状态,中部地区处于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驱动的中级协调状态,西部地区处于乡村旅游驱动的勉强协调状态;经济发展、政府扶持、资源禀赋是影响两大系统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     

乡村振兴项目化运作的多重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项目化的资源配置和供给是当前基层政府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通过实践考察发现,乡村振兴项目化运作存在项目竞争与政绩工程、项目导向与政府错位、项目逐利与执行变通、项目实施的基层矛盾与精英俘获等多重困境。而困境产生的根源是由于乡村振兴项目有限性与需求广泛性的张力、项目分配中多元主体的利益冲突、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监督不足、科层制与项目制的双重规制等因素造成的。因此,做好项目整体规划与分配、提高项目利益协调能力、强化项目监督、优化科层制与项目制的关系是破解乡村振兴项目化运作困境的有效路径。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

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既是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层面的具体实践，也是支撑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举措，其生成逻辑具有多重向度。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面临着经济基础薄弱、法律制度不健全、农民群体法治意识淡薄、司法资源供给不足等诸多障碍。应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上，以权力规制、权利保障为核心，夯实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制度基础，构建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加强农村基层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农村基层法治理念培塑，籍以助推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向纵深发展。     

乡村精英与乡村文化的建设

乡村精英是当前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乡村精英和乡村文化建设之间的关联则较少为人关注。通过对近代以来乡村精英格局变迁和文化精英散落的分析,以及由此引起城乡文化差距拉大和乡村文化日渐凋敝的研究,有利于了解和掌握文化精英当前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位置,以及促进乡村文化精英层的生长对于乡村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因此,乡村精英模式的调整、新生人力资源的培养、城市文化反哺和智力回流等,对于加强当前乡村文化建设至关重要。     

“慢城”何以“快干”:乡村旅游产业振兴的多元共治路径

乡村产业振兴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的后劲与潜力,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因地制宜、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路径。在运用案例分析法、访谈法对S镇国际慢城项目展开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政府、市场、社会在乡村旅游产业振兴中协同共治的三维分析框架,指出在组织管理、资源投入和政策指引上以政府为主导的乡村旅游产业振兴存在规划滞后和项目先行,政府政绩主导下盲目开发、旅游产业与乡村发展耦合性偏离等问题。乡村旅游产业振兴应发挥多元主体的协同作用,构建多元主体的合作机制、多方资金的整合机制以及多重利益的协调机制,共同克服管理程序缺乏严格规范、项目投入缺少市场研判、政策指引不力等问题,共同推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农村创业助推乡村振兴的模式选择及其实现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三农”发展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中涌现出了合作社领办型、创业平台助推型、美丽乡村引领型、龙头企业带动型、乡贤返乡兴业型等五种助推乡村振兴的典型农村创业模式,各种模式具有不同的内涵特征和结构要素,政策要素、平台要素、产业培育要素、资金要素和人才要素等因素相互作用,决定了农村创业的形成过程及其成效,进而推动了当地乡村振兴的实现。从乡村振兴战略视角,充分考虑农村创业情境、经验和形成机制,才能制定出与时俱进的“三农”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