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考据学的学术特点及其学术地位

明代考据学者对明代空疏学风的学术批判,具有求实求真之考据精神;并且他们在求实考据之学术研究中强调博学与博证;以通经明理为目标,大都极重小学的研究与考证;注重学术讨论和学术批评,学术规范建设由不成熟逐渐走向成熟.明代考据学不是明代学术思潮的主流.但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明代考据学在学术史上承前启后,推动了传统考据学的发展.成为传统考据学走向鼎盛的枢纽.     

论清代考据学的学术宗旨

对清代考据学派学术宗旨的认识关系到对清代考据学的评价。从清初的顾炎武、阎若璩等 ,中期吴派、皖派、扬州学派到晚清的俞樾等无不以由小学以通经明道作为他们的学术宗旨。这一宗旨是考据学区别于宋学的最显著的标志 ,它说明考据学家们不是为考据而考据 ,对批判程朱理学、促进学术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同时也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从经学复兴到乾嘉考据学派的形成

考据学的产生、发展源远流长,其间形成了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两种风格迥异的注释传统。这种学术史氛围,为乾嘉考据学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基础。从清初的经学复兴到乾嘉时期考据学派主盟学坛,清前期的学术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顺治朝到康熙前期的经学复兴期、从康熙中后期到乾隆初年的经学沉潜发展期、从乾隆初年到四库馆设立时的考据学派正式主盟学坛期。乾嘉考据学派形成的原因历来有"文字狱高压说"、"康乾盛世说"、"内在理路说"等三种有代表性的学说,但三说各失偏颇。从社会环境和学术自身的演进规律综而论之,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大因素:自明朝后期出现的"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演进趋势使经学在理学的外壳下发展起来;明清之际兴起的经世学风致力于从经典文本中寻找到圣人的济世良方,但演变到后来,却逐渐失去了经世的内涵,对经典的研究本身成为目的;朝廷大力表彰的"理学"在心性思辨领域已经缺少可拓展的空间,因而理学在"尊德性"之外的另一面,即"道问学"在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就凸显出来。     

继承与发展：侯外庐“谨守考证辨伪”的内蕴和意义

清代考据学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被中国现代各派史家从不同层面予以继承和发展。侯外庐既“谨守考证辨伪”,又对清代考据作了历史和辩证的分析评判。侯外庐将考证辨伪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相统一，赋予其诸多新内涵，使之成为他史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组织部分。侯外庐的“谨守考证辨伪”,既与新考据派对清代考据的现代发展不同，又与文化保守主义史家的清代考据论相异，亦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的清代考据观有别。侯外庐的“谨守考证辨伪”为传统考据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新范式，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指导，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实证与义理、求真与致用相结合的中国史学大传统。     

清代考据学的启蒙

本文从中晚明一批学者对理学的批判、重视小学研究、强调博学博证、提出初步的考据学术规范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述 ,阐明了清代考据学启蒙于中晚明的观点 ,并对清人为何不视晚明考据学为起源作出了合理的解释。     

晚清史学风气之转移与结胎

具有"百学之本"的史学,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镇.这一重镇在晚清时代,因为西方学术思潮的冲激、新的治学方式的初步输入,开始在古典史学领域出现新的学术趋向.传统的乾嘉考据学虽然在学者中有不在主流的继承、发挥,但遭受的批评比较直接也很尖锐;提倡民史、新史学,组织史学会,创办新学术杂志,倡导史学理论即所谓"史科"、史学方法,成为晚清史学的新风气、新思潮,这就为民国史学的发展奠定了新的学术基础.     

论孙星衍的考据学思想及实践

孙星衍是清朝乾嘉时期的著名考据学者,文章对其学术宗旨和治学实践进行阐述和总结,这对于乾嘉考据学的研究尤其是中后期的学术走向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理学与宋代考据学

理学与宋代考据学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理学的兴起使宋代学者治学抛开传注而直接从经典中寻求义理，既导致了以训诂章句为主要特征的经义考据的衰落，又因打破注疏以新义解经，审视古史、古说中的问题，促使宋代学者在辨伪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理学的思辨对考据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求理成为思维的目的，贯通天地人来思考问题，对史事的考据成为阐释义理的手段。理学促进了宋代考据学的发展，又对其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天理支配一切的观点，导致空疏和义理化的倾向。     

袁枚论考据——从《神仙不解考据》说起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整理和总结时期，一反宋明以来理学空疏的流弊，乾嘉学者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崇尚朴实的汉学。伴随汉学的兴盛，考据之风大行其道。尽管袁枚是乾嘉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然而身处这种学术空气中的他也很难与考据学彻底划清界线。看似游戏之笔的《子不语·神仙不解考据》，也可视为袁枚的考据札记。正是由于他并非以考据名家，使他对考据的评论更具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袁枚能够不囿于门户之见，较为公允地评价汉学、宋学的优劣短长，并能够吸收汉学、宋学各自的长处并融汇贯通，因此取得了超出同时代学者的成就。     

谈清代考据学研究方法

就清代考据学的成因、勃兴、方法及著名学者考据方法进行分析,旨在对清代考据学研究方法作较为全面的论述.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政治运行法治化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当今我国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已成为构建现代宪政法治秩序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运行法治化将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从党的先进性视角解析苏共亡党教训

苏共亡党的原因很多 ,但最重要的是没有按照党的先进性来建设党 ,从而失去了它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 ,削弱乃至丧失了执政的能力 ,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 ,也葬送了党的自身。从党的先进性视角 ,解析苏共亡党的深刻教训是有借鉴意义的     

工业遗产的技术消费价值认知

技术消费是技术品、技术服务进入消费领域的主体经济行为和个性创造过程。如果把工业遗产看作是工业文明的历史凝固物,那末工业遗产的技术消费遗存编码就构成了他的精神内核和遗存标志符号化系统。从技术消费角度解读工业文明的孑遗,从技术消费价值认知过程探索工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内涵将是一个有学术前景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