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民参与运动背景下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困境与挑战——兼论“邻避”情绪及其治理

在地方政府公共管理与决策领域中广泛存在且影响不断增强的公民决策参与现象,形成了媒体社会化时代我国的新公民参与运动。城市政府公共管理中"邻避"情绪的显性化则是我国新公民参与运动的集中体现,它既深刻反映出公民参与的不完善性,也凸显优化地方政府公共决策机制和程序的必要性。当前,各级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要树立与公民分享决策权力的理念并合理把握公民参与的限度,将有效的公民参与融入到公共决策过程中;同时,要围绕发展有效公民参与的要求,进一步优化公共决策机制和程序。     

公共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制度建设 ——以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处理发电厂冲突为例

公共决策贯穿政府公共管理过程的始终,公民参与决策的程度关系着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近年来我国公共决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缺失,导致公共决策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不足,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引入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处理发电厂冲突事件,分析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国外公共服务创新理论与实践对中国的启示

作为西方行政改革典型代表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治理理论均从不同角度提供了公民参与公共服务创新的战略思路。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创新实践中,也积极鼓励公民参与公共服务创新过程。从中可吸收和借鉴一些共性的、有益的东西,以加速推进中国的公共服务创新进程,即要坚持＂以公民为中心＂的公共服务创新战略,创设公民参与公共服务创新的制度环境,增加公民参与公共服务创新的实践锻炼,大力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     

当前我国公共管理中的公民参与现状及制约因素分析

公民参与是现代公共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促使公共部门实现其公共责任和良好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本文将从公民参与现状分析入手,进而分析制约我国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的体制、机制及环境等因素。     

公共信任情境下公民参与的理论边界及实践调适

公共信任和公民参与是公共领域相互关联的重要议题,两者的逻辑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单向线性关系.以公共信任为前提和目的,探究公民参与在公共信任限定的边界中如何有效推进公共信任的养成和提高.在对两者的内涵关系进行了初步梳理和理论调适的基础上,构建了两者的理论框架.针对既有理论框架中公共信任框定了公民参与有限、有序和有效的活动边界这一情况,提出公民参与通过信息有限性突破机制、公民性培育和文化系统建设、多层次和多领域制度设计以及可靠的公民利益实现路径等实践调适方式在边界范围内实现公共信任的养成和提高.     

善治视野中我国公民行政参与路径的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善治"理念和模式在大众中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本文以善治理论为视角,在全球行政民主化大趋势下,对我国公民行政参与的路径进行了思考.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非研究一般意义上的公民政治参与--"代议制民主模式下公民参与",而是对公民行政参与--"行政民主模式下公民参与"的思考.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缺陷及其纠正

新公共管理理论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基础,对世界各国的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新公共管理理论反映了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趋势.但是作为一种新的范式,新公共管理理论还不成熟,存在着经济人假设、市场神话主义、管理主义、顾客中心主义等缺陷,应该把其缺陷纠正为:复杂人假设;市场理性主义;治理主义;公民中心主义.     

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意义

现代公共管理和治理理论的发展要求公共事务管理多元化,纳入公民参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广泛参与不仅增进政府进行公共事务管理的合法性基础,也对公共事务管理本身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试论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方式的有效实施

公民参与方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是公民进入公共决策过程的重要条件;对参与方式的选择和设计直接关系到公民参与的效果,现实中公民参与方式的失效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公民参与的有序化进行;公共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要求公民参与方式的形式意义与实质价值相统一,需要在确定优选标准、优化相关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对参与方式进行优化选择.     

新公共服务理论与我国服务型政府构建研究

服务型政府是全新的政府管理目标模式，是在对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反思和汲取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本质上是对公共管理理论的一种扬弃。这里借鉴了新公共服务的思想，并结合我国的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提出了转变行政观念，确立民主、服务新理念；增强民主管理观念，培养公民参与意识；深化审批制度改革，注重提高服务效益等原则和路径。     

提高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对策研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服务对象是公民,目的是向公民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因此公民在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所发挥出的作用决定着最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成果。同时,也是该体系建设的评价标准之一,提高公民参与度是与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人才、资金和技术的投入等同样重要的课题。文章以黑龙江省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意义、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不足之处、提高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三个方面探讨了提高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几点对策。     

公共领域建构中的公民参与机制研究——基于公共服务型政府职能转变的视角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具有批判精神和监督功能的弹性第三空间,在两者之间建构良性互动的公共领域是非常必的。在中国社会加速转型背景下,通过建构现代公共领域,以此为切人点培育公民精神、提升公民参与能力、健全公民参与机制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重基础。这一过程的实现,既有赖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同时也推动了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通过建立政府管理与公民参与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使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充分发挥善治功能,提升公民参与能力、培育社会中介组织、构建网络公共领域,成为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的现实路径。     

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道德能力

现代化的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是指公民作为国家的主人,自主决定公共政策的议题、程序,通过国家的力量实现对公民社会的自治,这种参与要求公民具有理性的自我认识能力、基本的正义感能力以及形成合理的善的观念的能力作为前提.公民的这些道德能力的形成的保证是公民拥有参与公共活动的基本财富与公民社会和法治秩序基本形成.     

网络政治参与对政府公共管理的影响

网铬政治参与的发展是政府公共管理和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迫切需要,有利于落实“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使政府的社会服务更具有可选择性和向“公共服务”治理理念的转变。网络技术的虚拟性和隐蔽性,导致辨别网络政治参与信息真伪的困难性、非理性化发展对国家公共管理职能的不利影响。积极引导和培育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民间组织,转变政府管理社会的职能,建立健全公民参与机制,形成与公民政治参与的良性互动回应机制。     

当前我国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

随着现代民主从代议制民主向协商民主、政治民主向行政民主的不断强化和转型,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成为现代民主的基石和核心。转型期我国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特征。传统政治文化、强势政府、参与制度缺失虚置、公民参与能力不足、社会组织发展滞后是制约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影响因素。推进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健康有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建立健全参与制度、创新公民参与形式以及提升公民参与能力四方面通盘考量与践行,从而使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实化于能。     

善治视野下的我国公民参与

善治体现的是一种国家和公民在公共管理事务中的良性互动。作为政府治理的一种趋势,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是实现政府善治的关键内容,能最直接地反映民意,影响公共决策,从而实现善治的根本目标——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直接影响政府善治目标的实现与否,因此,拓宽和完善各种公民参与的渠道是和谐社会理念下实现政府善治的应有之义。     

扩大公民政治参与规范政府行政行为

政治参与是我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人民群众参与政府社会事务的管理,可以有效地防止公共权力的异化和腐败的滋生,从而提高行政效率,规范政府行为.政务公开则是实现公民政治参与最基本的途径和前提.     

论参与式民主的实现维度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民主理论研究中出现了参与式民主理论复兴的潮流.在批判和反思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的基础上,参与式民主以公民参与为理论核心,在公民参与领域上,倡导将公民参与引向公共领域,促进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融合;在公民参与层级上,倡导扩大基层公民的直接参与,促进民主"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循环的实现;在公民参与方式上,倡导公共讨论协商,促进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协调和共同合作.参与式民主在代议制民主的基础上扩大了直接民主的有效范围,从公民参与的领域、层级以及实现方式等方面明确公民参与的制度设计,提升了参与式民主的现实可行性和操作性.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民间组织参与研究

近年公共危机的不断爆发给国家与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民间组织作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织实体,在参与公共危机管理时应该而且也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文章通过对我国民间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提出了加强民间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对策。     

浅析我国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的适度性

当代民主政治潮流下,公民参与在公共决策中具有重要地位,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事实决策中,匮乏的公民参与和过度的公民参与都是不可取的,因此,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适度性应成为公民参与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不适度的公民参与可能产生的问题作为逻辑起点,在分析公民参与程度的决定因素的基础上,依据公共决策的不同性质,确定公民参与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