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评和全球化语境

王纪人从历时性着眼,从发展和解决文论的现代性出发,指出文学-文化分析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在于文学是文化中的意义载体,是对世界的阐述的再阐述、解释的再解释;杨文虎认为文学发展经历了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的过程,并指出在文学研究中将文化批判与新的启蒙话语结合时,应注意不能让渡自由的权利;陈伟则对主流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作了重新界定,并指出精英文化是古典社会形态下的特有产物,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很难立足,而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又常是互相溶合的;李平从认识论角度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区分为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并从多个层面阐述了"文化研究"热的现实依据;贾明认为文化批评并非传统文化自然进化的表现,而是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当代文化的后现代景观,全球化的语境将会日益加强;张景兰认为文学的文化批评启发我们从文化系统与文学文本的关系中去对文学的性质、特点、规律等作深层次的理论思考,而生态哲学与生态文艺学的提出与引进则更具价值重建的意义;王济远认为文化研究的首要价值是对时代社会的介入与关注,并特别强调了中国与西方,以及中国不同区域的语境差异与多元取向.筱嘉则对全球化与现代性、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分共知识分子与"绿色人生"等问题作了评述.     

从文化研究到生态批评

王纪人从历时性着眼,从发展和解决文论的现代性出发,指出文学-文化分析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在于文学是文化中的意义载体,是对世界的阐述的再阐述、解释的再解释;杨文虎认为文学发展经历了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的过程,并指出在文学研究中将文化批判与新的启蒙话语结合时,应注意不能让渡自由的权利;陈伟则对主流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作了重新界定,并指出精英文化是古典社会形态下的特有产物,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很难立足,而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又常是互相溶合的;李平从认识论角度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区分为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并从多个层面阐述了"文化研究"热的现实依据;贾明认为文化批评并非传统文化自然进化的表现,而是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当代文化的后现代景观,全球化的语境将会日益加强;张景兰认为文学的文化批评启发我们从文化系统与文学文本的关系中去对文学的性质、特点、规律等作深层次的理论思考,而生态哲学与生态文艺学的提出与引进则更具价值重建的意义;王济远认为文化研究的首要价值是对时代社会的介入与关注,并特别强调了中国与西方,以及中国不同区域的语境差异与多元取向.筱嘉则对全球化与现代性、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分共知识分子与"绿色人生"等问题作了评述.     

"文化研究"热的现实依据

王纪人从历时性着眼,从发展和解决文论的现代性出发,指出文学-文化分析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在于文学是文化中的意义载体,是对世界的阐述的再阐述、解释的再解释;杨文虎认为文学发展经历了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的过程,并指出在文学研究中将文化批判与新的启蒙话语结合时,应注意不能让渡自由的权利;陈伟则对主流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作了重新界定,并指出精英文化是古典社会形态下的特有产物,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很难立足,而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又常是互相溶合的;李平从认识论角度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区分为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并从多个层面阐述了"文化研究"热的现实依据;贾明认为文化批评并非传统文化自然进化的表现,而是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当代文化的后现代景观,全球化的语境将会日益加强;张景兰认为文学的文化批评启发我们从文化系统与文学文本的关系中去对文学的性质、特点、规律等作深层次的理论思考,而生态哲学与生态文艺学的提出与引进则更具价值重建的意义;王济远认为文化研究的首要价值是对时代社会的介入与关注,并特别强调了中国与西方,以及中国不同区域的语境差异与多元取向.筱嘉则对全球化与现代性、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分共知识分子与"绿色人生"等问题作了评述.     

全球化和文化研究及其他

王纪人从历时性着眼,从发展和解决文论的现代性出发,指出文学-文化分析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在于文学是文化中的意义载体,是对世界的阐述的再阐述、解释的再解释;杨文虎认为文学发展经历了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的过程,并指出在文学研究中将文化批判与新的启蒙话语结合时,应注意不能让渡自由的权利;陈伟则对主流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作了重新界定,并指出精英文化是古典社会形态下的特有产物,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很难立足,而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又常是互相溶合的;李平从认识论角度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区分为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并从多个层面阐述了"文化研究"热的现实依据;贾明认为文化批评并非传统文化自然进化的表现,而是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当代文化的后现代景观,全球化的语境将会日益加强;张景兰认为文学的文化批评启发我们从文化系统与文学文本的关系中去对文学的性质、特点、规律等作深层次的理论思考,而生态哲学与生态文艺学的提出与引进则更具价值重建的意义;王济远认为文化研究的首要价值是对时代社会的介入与关注,并特别强调了中国与西方,以及中国不同区域的语境差异与多元取向.筱嘉则对全球化与现代性、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分共知识分子与"绿色人生"等问题作了评述.     

主流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

王纪人从历时性着眼,从发展和解决文论的现代性出发,指出文学-文化分析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在于文学是文化中的意义载体,是对世界的阐述的再阐述、解释的再解释;杨文虎认为文学发展经历了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的过程,并指出在文学研究中将文化批判与新的启蒙话语结合时,应注意不能让渡自由的权利;陈伟则对主流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作了重新界定,并指出精英文化是古典社会形态下的特有产物,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很难立足,而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又常是互相溶合的;李平从认识论角度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区分为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并从多个层面阐述了"文化研究"热的现实依据;贾明认为文化批评并非传统文化自然进化的表现,而是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当代文化的后现代景观,全球化的语境将会日益加强;张景兰认为文学的文化批评启发我们从文化系统与文学文本的关系中去对文学的性质、特点、规律等作深层次的理论思考,而生态哲学与生态文艺学的提出与引进则更具价值重建的意义;王济远认为文化研究的首要价值是对时代社会的介入与关注,并特别强调了中国与西方,以及中国不同区域的语境差异与多元取向.筱嘉则对全球化与现代性、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分共知识分子与"绿色人生"等问题作了评述.     

21世纪初中国文学理论的走向

王纪人从历时性着眼,从发展和解决文论的现代性出发,指出文学-文化分析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在于文学是文化中的意义载体,是对世界的阐述的再阐述、解释的再解释;杨文虎认为文学发展经历了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的过程,并指出在文学研究中将文化批判与新的启蒙话语结合时,应注意不能让渡自由的权利;陈伟则对主流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作了重新界定,并指出精英文化是古典社会形态下的特有产物,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很难立足,而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又常是互相溶合的;李平从认识论角度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区分为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并从多个层面阐述了"文化研究"热的现实依据;贾明认为文化批评并非传统文化自然进化的表现,而是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当代文化的后现代景观,全球化的语境将会日益加强;张景兰认为文学的文化批评启发我们从文化系统与文学文本的关系中去对文学的性质、特点、规律等作深层次的理论思考,而生态哲学与生态文艺学的提出与引进则更具价值重建的意义;王济远认为文化研究的首要价值是对时代社会的介入与关注,并特别强调了中国与西方,以及中国不同区域的语境差异与多元取向.筱嘉则对全球化与现代性、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分共知识分子与"绿色人生"等问题作了评述.     

必要的张力

王纪人从历时性着眼,从发展和解决文论的现代性出发,指出文学-文化分析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在于文学是文化中的意义载体,是对世界的阐述的再阐述、解释的再解释;杨文虎认为文学发展经历了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的过程,并指出在文学研究中将文化批判与新的启蒙话语结合时,应注意不能让渡自由的权利;陈伟则对主流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作了重新界定,并指出精英文化是古典社会形态下的特有产物,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很难立足,而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又常是互相溶合的;李平从认识论角度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区分为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并从多个层面阐述了"文化研究"热的现实依据;贾明认为文化批评并非传统文化自然进化的表现,而是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当代文化的后现代景观,全球化的语境将会日益加强;张景兰认为文学的文化批评启发我们从文化系统与文学文本的关系中去对文学的性质、特点、规律等作深层次的理论思考,而生态哲学与生态文艺学的提出与引进则更具价值重建的意义;王济远认为文化研究的首要价值是对时代社会的介入与关注,并特别强调了中国与西方,以及中国不同区域的语境差异与多元取向.筱嘉则对全球化与现代性、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分共知识分子与"绿色人生"等问题作了评述.     

文学-文化分析

王纪人从历时性着眼，从发展和解决论的现代性出发，指出学－化分析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在于学是化中的意义载体，是对世界的阐述的再阐述、解释的再解释；杨虎认为学发展经历了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的过程，并指出在学研究中将化批判与新的启蒙话语结合时，应注意不能让渡自由的权利；陈伟则对主流化、大众化、精英化作了重新界定，并指出精英化是古典社会形态下的特有产物，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很难立足，而主流化与大众化又常是互相溶合的；李平从认识论角度将学研究与化研究区分为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并从多个层面阐述了“化研究”热的现实依据；贾明认为化批评并非传统化自然进化的表现，而是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当代化的后现代景观，全球化的语境将会日益加强；张景兰认为学的化批评启发我们从化系统与学本的关系中去对学的性质、特点、规律等作深层次的理论思考，而生态哲学与生态艺学的提出与引进则更具价值重建的意义；王济远认为化研究的首要价值是对时代社会的介入与关注，并特别强高了中国与西方，以及中国不同区域的语境差异与多元取向。筱嘉则对全球化与现代性、化研究与学批评、分共知识分子与“绿色人生”等问题作了评述。     

现代性的空间焦虑——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的一种精神状态

与五四新文学呼唤、追赶现代性的时间诉求不同,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现代性的空间焦虑.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焦虑来自于东西方"冷战"而形成的空间对立,其政治化想象、权力的集中与话语的统一、社会主义话语与民族主体性话语统一的追求,体现了与西方文学对立抗衡的姿态.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是全球文化的综合趋势与各民族文化独立发展冲突的产物,在文化问题超越了政治问题的语境中,寻根文学表现出一种民族现代性的文化身份焦虑,"寻根"的空间焦虑陷入现代性的时间尴尬境地.90年代以来,在相对主义的语境中,现代性从历史进程中被提取,呈现为一种空间结构性的存在,文学的"现在进行时"状态,透露出失却历史价值支撑的焦虑与无奈.     

文本分层理论与文学经典问题

文本分层理论认为文本是一个多层面的结构存在,不同的批评方法进入文本的不同层面获得不同的意义,从而对文本形成不同的评价。文学经典建构是批评话语将契合自己最高标准的文本推入艺术界,使其获得中心地位和合法性的过程。在今天的全球化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越界现象频繁,文学经典认同问题变得尤为突出。但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从文本分层理论中获得相应的解释与说明。     

文学世界主义·文化多元主义·文化融合

比较文学从肇始至今走过了文学世界主义旅行、文化多元主义演变和文化融合等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向另一阶段转变都是一个不断扩大兼容量、不断跨越界限的过程。从文学分离走向文学综合、从强调学科视野特性到与其他学科整合、从精英经典研究到通俗大众文化研究、从以西方文化为中心到东西方文化交流融会,比较文学发展见证了各国各民族文学走向门户开放,彼此间的文学与文化互通有无、交流融合的过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文化形态不可能再被分割地对待,而是走向融合。融合后的文化将共同寻找与自然修好合一的可能性,以及途径和规律。     

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解读

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站在精英主义立场上对大众文化继而对其母体———资本主义社会持激进的批判态度的理论倾向 ,是一种从负面性上阐释大众文化的理论———批评范式。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可将其视为一定历史文化语境下的产物。奥尔特加、罗兰·巴特、女性主义理论、葛兰西、哈贝马斯、杰姆逊。法兰克福学派等共同书写了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规范和引导着西方大众文化实践的发展方向 ,至今仍然是权威性的大众文化理论话语资源 ,对建构中国大众文化理论框架也具有参照和启示意义     

商文学：美国华人文学研究的新视角

商文学指以描写商业或商人为主要内容的文学作品。在今天这个商业社会里，商人代替以往的武将、主教、知识精英等成为新的时代英雄，商场也许成为了最好的人性与现代性展台，商文学及其研究也因此日渐兴盛。在全球化语境下，那些跨越多种文化身份的商人最具时代特征。分析、反思他们的文学呈现也就具有了独特的意义。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美国华人商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中尤具典型性。本文指出了这一新的研究视角的当下意义，并尝试提出美国华人商文学研究的基本思路，指出形象学、跨文明比较、族裔散居等研究范式的可资运用。     

非洲文学国族想象的话语困境与批评重构

长期以来,相比于处于主流与中心位置的西方文学,非洲文学无论创作还是批评都处于边缘的位置,其边缘身份源自西方他者的操控及非洲文学主体性的迷失,但不可忽视的是,在现代非洲社会文化转型进程中,非洲作家在自塑非洲形象时,一直试图将民族国家文化的本土化嵌入现代性的结构中,以获取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双重视域;从他塑到自塑,体现出非洲文学超越西方话语制导的理论自觉。在廓清非洲文学“殖民内置”与“自我东方主义”的基础上,非洲文学批评应植入“对位批评”的话语形态,为重构非洲文学现代传统及自主批评体系夯实基础。     

大众文化语境下精英文化的发展策略

20世纪文化格局的最大变化当属大众文化的异军突起。尤其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大众文化日益成为当代文化空间中的文化主流之一,甚至越来越成为当下文化格局中的主导者。与此相对,传统的精英文化则相对式微,无论从创作端、传播过程还是接受端来说,都呈现出某种衰退的趋势。在大众语境兴起下探讨精英文化的发展策略应当是当代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论科尔沁小说中的多元话语

多元文化在不同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形成科尔沁小说多元开放的话语体系。话语是特定历史阶段产生的与社会实践关系密切的陈述,在科尔沁小说中既有国家话语的询唤,又有个人话语对国家话语的延伸思考,再到个人话语的自觉以及全球化语境中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话,呈现出本土文学经验与全球化多元文化语境的碰撞、结合。     

试论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终结”观——与希利斯·米勒“文学终结”观比较

与希利斯·米勒一样,哈罗德·布鲁姆也对当前电子媒介时代和后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下文学以及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命运"危机"给予了理论观照和关注,并表达了与"文学终结"论相类似的理论观点.但与希利斯·米勒不同的是,哈罗德·布鲁姆的"终结"论论述的对象主体--文学--只指高雅/精英文化文学,并奉"崇高"为其惟一或主要的美学内质与特征;而且,布鲁姆认为文学"终结"的原因是多元化的:诱发和导致文学"终结"危机的原因,不仅来自文学外部的社会文化语境(即电子时代的来临,电子文化消费产品的风行),而且还来自文学内部.他指出,文学的衰落与消亡主要指的是高雅文化文学的终结,而大众文化文学在后现代的消费文化社会语境中的急遽繁殖、复制和扩张,和它通过经典化的文学制度以及文学教育体制对高雅文化文学的挤压、替代,尤其是当代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化,是导致高雅文化文学终结的重要原因.而对这些来自文学内外的诱因,他是极力反对的.布鲁姆反后现代美学的"文学终结"论有其局限性,但在当下社会文化语境中也有其价值和意义.     

旅行文学三题

旅行文学源远流长,但旅行文学长期以来被视为亚类文学,被主流批评话语所忽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旅行文学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家的重视.旅行文学批评主要以萨义德和福柯等人的后现代理论为研究范式,对隐藏其中的话语权力和意识形态进行剖析阐释.该文从旅行实践与旅行文学的发生、旅行文学对异域的想象性建构、旅行文学与文化身份的关系等方面探讨旅行文学在异域想象与民族身份建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场域与路径选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在中国极速膨胀,迅速壮大为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三足鼎立的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并不断向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场域急剧扩张,使中国文化的生态格局发生根本变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必须改变过去那种自上而下的以国家权力为支撑的单向度"灌输"路径,充分利用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传播方式和运营机制,建立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长效良性互动机制,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深深植根于大众文化的沃土,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大众话语"。     

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与文论笔谈

童庆炳所言为回应美国学者米勒对文学可能在全球化语境中消失的担忧而发 ,指出只要人类还有情感 ,而且文学仍然是表达情感的形式 ,那么 ,不管Internet再发达 ,文学都不会消失。王一川把“自然形象”的审美放在全球化语境中进行个案研究 ,认为“全球化并不是带来全球同一性 ,而是加剧了主体的内在冲突 ,激发了寻求全球性语境中的差异和独特个性的冲动”。陶东风从全球化眼光指出赛义德等人理论被引入中国后所导致的异变 ,指出任何文化 (包括文学、文论 )都是被建构的 ,而不是固定不变的 ,并以麦当劳快餐在中国的“中国化”为例 ,形象地说明了本真性的不存在。李春青重点凸显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困境与如何应对的方法 ,指出古代文论研究应从考据、还原中超越出来 ,而对人类生存的现实问题予以阐释 ,生发出新的意义。李王君平呼应季羡林、汤一介先生的看法 ,从全球化语境中观察中国文学与文论所面临的尴尬状况 ,以及消除的对策 ,特别分析了影响中国文学与文论向全球传播的三种心理障碍等。王钦峰所提出的在全球化语境中 ,文学与文论如何复归人文本位 ,如何在技术入侵、俗滥符号等狂轰滥炸下突围等 ,也极具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