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地承包经营使用权商品化的思考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机制创新。农地使用权商品化便是基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种创新,是实现农地承包经营权依法流转的有效途径。实现农地承包经营使用权商品化必须完善土地承包合同、实现农村土地管理形式由集体低级管理向政府高级管理形式转变、建立农地承包经营使用权自由买卖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同时,农村社会保障必须跟上。     

论农地使用权的流转及其法律调控机制

农村新一轮土地承包工作正在进行 ,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根本上适应我国的生产力发展 ,但由于未建立农地地产市场 ,农地使用权流转不畅 ,影响了土地承包责任制的落实 ,并约束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本文就农地使用权流转的必要与可能、流转原则、程序、监管等进行了论述     

农地制度变迁的机理与合约分析：生产队制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业生产上的高能激励自农地制度变革以来一直被学界所推崇,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队制的低效率。为此,在否定以生产队制低效率作为农地制度变迁的解释的基础上,从发展战略转换、制度安排缺陷、农民信念及其他方面尝试性地探讨了推动生产队制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迁的内在原因,并且从生产责任制形式、土地分配方式、期限结构等方面详细阐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向农业产出最大化演化的过程。相应地,伴随着农地制度变迁而来的是签约主体以及合约结构的变动,因此,从合约的角度进一步研究了生产队制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合约实施和劳动监督与计量上的差别,以及作为二者共同之处的合约模糊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税费合约的性质与形式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农地产权、要素配置与家庭农业收入

利用广东省2492户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地产权和要素配置对家庭农业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农业生产技术不变的前提下,农地和农业劳动力规模的增加会提高家庭农业收入;农地使用权通过优化农业生产结构而提高了农地规模对农业收入规模的正向激励,但使用权的完善也会激励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从而抑制了农地规模和农业劳动力规模对家庭农业收入占比的激励效果;农地处分权通过赋予农户处置农地和劳动力的权能,分别提高和降低了农地和农业劳动力规模对农业收入的正向激励。最后,对农地流转和劳动力配置行为的分析也发现,农地产权通过赋予主体决策自由,从而提高了转入农地从事农业生产农户的经营绩效和农业收入。     

我国农地使用权顺利流转的"瓶颈"和主要对策刍议

农地使用权的流转有利于城乡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经营.但由于法律法规体系的不完整、中介服务机构的不完善、农地流转市场不发育等种种原因,农地使用权的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制约.为此,迫切需要进行相关体制的创新,从而切实有效地促进农地使用权的依法、自愿、有偿流转.     

试论我国农村土地使用权制度变迁的趋势和基本方向

限制农地所有权,强化农地使用权是现代农地产权制度的发展趋势;建立家庭农场制是我国农地经营制度变革的基本方向;推行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合理推进农地流转,积极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

一、实行农地流转是进一步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的需要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全国推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制度绩效,但这种以均田制为特征的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农地承包制度,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农地经营的小规模化。随着一些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农民收入非农化程度的提高,这种小规模经营土地的局限性开始显现出来。由于耕种农地的效益相对低下,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部分承包户不愿耕种农地而抛荒或粗放经     

农地制度的路径选择——以利益分配为视角

建国之初的农民土地私有制虽有其历史的正当性,但与国家的工业化目标发生冲突时,农民土地所有制被集体土地所有制所代替,其结果是低下的生产效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部分解决了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却没有保障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利益,这主要源于农民没有成为农地制度的真正利益主体。现行农地制度的路径选择,应保证农民在衣地利益分配中的中心地位,而土地私有化并非是保证农民利益的唯一选项。     

对农地使用权转让禁止之法律思考

农地使用权是一种独立的用益物权 ,权利人自主转让之应是该项权利的当然权能。然而在《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二百四十五条的规定中 ,法学家却明令禁止农地使用权的转让。笔者认为 ,这种作法不利于消灭我国城乡差别、提高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以及农业的规模化经营 ,同时造成了《建议稿》体系的混乱。因此 ,笔者认为应对这一规定进行修改 ,允许农地使用权的自主转让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历史沿革

耕地既关系着农村人口的生存保障,又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因此,每个国家都十分重视土地政策、土地法规的制定。从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政策的实行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开展。土地所有权经历农民私有到集体所有的改变,土地使用权则经历农民自由经营、集体经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三个阶段。不同时期,政策、法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表...     

农民土地退出意愿对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陕西省西安市杨凌示范区的农户调查数据,运用DEA-Tobit两步法,分别采用BCC模型评价农户耕地利用效率和T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户土地退出意愿及其他影响因素对于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样本农户耕地利用效率普遍较低,且耕地利用效率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对耕地利用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户土地经营权退出意愿对耕地利用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家庭人均收入、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人均耕地面积、户主性别、户主年龄、复种指数对耕地利用效率有正向影响,地块数量、户主受教育年限、有效灌溉率和农业补贴对农户耕地利用效率影响不显著。     

三权分置对林业组织治理模式变革的激励与制约——以福建省沙县西霞村为例

三权分置制度被视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一重要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对林业发展意义重大。基于"结构-行动"分析框架,以福建省沙县西霞村为例,研究三权分置制度对林业组织治理模式变革的影响。结果显示:(1)非正式三权分置制度的缺陷是林业组织治理模式演变的反向激励;(2)正式三权分置制度通过交易成本、保障心理对林业组织治理模式演变有激励与制约作用;(3)在治理制度层次,组织内产权制度安排通过权能激励、林农收益、机会成本、交易成本对林业组织治理模式演变有激励与制约作用;(4)在资源配置层次,经营权流转通过经济绩效、林农收益、经营成本对林业组织治理模式演变有激励与制约作用。最后,针对三权分置制度的制约作用提出相应的建议。     

信息化、农地流转与农业经营收入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背景下，农地被认为是苹果种植户最重要的家庭资产，而均分土地的产权制度安排造成农地细碎化问题突出，难以有效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抑制了农业经营收入的提高，但随着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信息化工具的应用重新形塑了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具体情境，提高了农户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深刻改变了农业要素配置效率，为促进农业经营收入创造了重要机遇。文章基于降低农地流转市场交易成本和提高农地产权稳定性认知等角度，构建信息化、农地流转与农业经营收入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OLS模型、Logit模型和有序Logit模型以及762户苹果种植户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手机等信息化工具的应用不仅有助于在5%的水平上显著提高农业经营收入，还有助于在1%的水平上显著扩大农地转入规模。进一步地，农地转入规模是手机等信息化工具提高农业经营收入的中介变量，且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文章使用替换代理变量、排除竞争性机制和工具变量法等方法进行检验后发现，上述研究结果是稳健的。从影响机制角度，手机等信息化工具的应用通过降低参与农地流转市场的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显著促进农地转入规模，改善农地要素可得性，且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是信息化扩大农地转入规模的部分中介变量。但手机等信息化工具的应用并未显著改善农户的农地权属认知、转让权和抵押权等农地权利认知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再延长三十年认知，这可能是因为农业经营者并未通过手机等信息化工具了解农地相关信息。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支持和鼓励手机、电脑等信息化工具在农村的应用，提高农业经营者参与要素市场的信息获取意识和能力；深化以降低产权风险预期为目标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积极利用多种信息化工具宣传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内容，改变农业经营者传统观念或认知，提高农地产权稳定性预期。文章的研究结论既有助于理解信息化情境中农地流转市场的运行机理，也有助于提高农业经营收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再思考——基于沙洲坝档案和口述史的解读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取代人民公社制度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根本制度, 其根源在于它能够“尊重农民意愿、满足农民要求、维护和发展农民利益”, 这既是对新中国农业经济体制变革经验教训的总结, 也是今后制定和实施农业及农村政策的根本原则与要求。而要做到这一点, 就要正确认识农民及农民意识, 充分尊重和积极发挥农民的创造精神;要正确认识农业家庭经营模式, 大力扶持农业家庭经济;要进一步深化农地产权制度改革, 切实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等, 以更好地解决当前农业家庭经营和农民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推动我国农业不断向前发展。     

论农用土地承包经营合同

农用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不是纯粹的民事合同,其条款基本上是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予以强制规定的,双方当事人可自由协商的内容很少,因此不能适用《合同法》.农用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承包人实际上是农民个人而非农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将农户作为合同主体应是基于农业生产力发展状况、管理方便上的考虑所致.     

产权稳定性对农机服务外包的影响与作用机制

利用中国九省270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了农地产权稳定性对农户购买农机服务的影响。结果表明:承包权的不稳定显著抑制了农户自购农机,促进农机服务购买行为。承包权的不稳定对购买农机服务的影响程度要超过土地资源禀赋。由于经营权未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也使得农户通过购买农机服务而不是自购农机来满足生产过程中对农机技术的需求。由此得出政策启示:为促进农地投资,需进一步稳定农地承包权,重视保护农地经营权。     

农地流转意愿决定因素分析

基于安徽省农户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农地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农民市民化意愿是影响农地流转意愿的第一大因素,而农民城市生活感知是仅次于户主文化水平的第三大影响因素,家庭劳动力负担率与农地流转意愿呈显著的负相关。此外年龄、家庭人口数、外出务工率和农户类型对农地流转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加大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转变城市社保差别化供给机制,对进城农民"放权让利"等政策建议。     

中国共产党为农民谋幸福的百年历史和基本经验

为农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内在要求,贯穿着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党领导农民从封建土地所有制束缚下解放出来,重新分配了农业生产资料。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了农业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实行农地“两权分离”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充分利用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十八大以来,党继续探索土地“三权分置”、实行“精准扶贫”和推动乡村振兴,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不懈努力。系统梳理和总结党在不同历史坐标上为农民谋幸福的基本经验,能够为推动乡村振兴提供历史启迪和经验借鉴。     

浅议土地政策变动的影响因素

家庭联产承包制使中国在农业上取得巨大进步,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土地使用权的流转,现行的土地家庭承包制度的边际效用急剧递减,已呈现出许多问题：粮食安全隐患、农村土地产权不明晰、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小、阻碍土地资源市场配置等。为使土地政策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从农民、土地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角度切入,阐述土地政策的重要性,继而分析土地政策的变动影响因素,概括变更原因及内容,以更好的对土地政策进行调整,发展农村经济,建构新型农村生产体系。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的思考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是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前在稳定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前提下,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农地流转制度;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地流转机制,更重要的是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农民的权益不受侵害,使土地流转起来,由资源转化为资本,以取得规模效应、集约效应和市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