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山海图》产生的时代

对于《山海经》这部著作 ,学者们过去多未能留意已经亡佚的《山海图》 ,而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尚存的文字上。实际上 ,《山海经》的文字只是《山海图》的衍生物 ,所以从研究《山海经》的文字开始 ,进而研究《山海图》 ,才是我们研究这部古籍的最终目的。     

《山海经》研究综述

《山海经》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奇书,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涌现出了许多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山海经》的版本和校注、篇目考证、作者和成书年代研究、性质研究、《山海经》图研究。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注释尚不完善,对其艺术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等。     

《山海经》对汉大赋自然环境描写的影响及原因——以《子虚》、《上林》赋为例

通过对《山海经》与《子虚》、《上林》赋在内容、叙述形式、语言形式上的对比,考察了《山海经》对二赋自然环境描写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产生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反映了《子虚》、《上林》赋对《山海经》中博物思想的继承。《山海经》的影响并不止局限于《子虚》、《上林》赋之中,汉大赋,甚至之后的赋体创作都有这种影响在其中。     

《山海经》中“昆仑”地理位置新探

笔者在传统注解《山海经》的基础上,综合传统各派的主要观点,通过研究和分析《西山经》和"泑泽"的地理方位,以及《山海经》中"里"和"仞"等长度单位的换算问题后,全面探讨了《山海经》中总共多达20处所记载的昆仑的地理形势,从而对《山海经》中昆仑的地理位置进行了全新的探讨,并得出结论认为《山海经》中的"昆仑"是指今贺兰山。     

试论《山海经》对谶纬的影响

《山海经》记述的神仙、山川、物产、远国、异民无不为谶纬所继承.谶纬还对《山海经》加以补充、发展.《山海经》的物占、异貌及神奇出生等思维方式直接为谶纬所用.《山海经》图文并茂的形式对谶纬的图文并重有很大影响.《山海经》对谶纬的建构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山海经》的性质与成书

《山海经》是一部先有图册,后有文字的著作。商周时代的职方氏是《山海经图册》最早的绘制者,训方氏则是《山海经》释图性文字的最早著作者。从最初的来源、作用乃至具体的文字结构上看,《山海经》应该是一部由宫廷传播开来的具有地理性质的释图类著作。《山海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成书过程,它大致属于先秦古籍。《山海经》所载大多为先秦时期人们所熟知的历史掌故或对天下地理的普遍认识,其中多有对于出铁之山的记载,同时充斥着大量的神仙方术、长生不死等思想,因此,《山海经》既非成书于夏代,也非秦汉以后的著作,其大致当是产生于商周至于春秋、战国时代。     

简析《山海经》神话批评的历史嬗变

《山海经》近两千年的研究历史,构成了《山海经》研究的学术史,古人以序、跋、评点、注疏、诗文等多种形式就《山海经》所发表的看法,突出地体现出古人的神话观。历代学人对《山海经》神话的看法经过了先秦两汉的发生期、魏晋南北朝与唐宋的发展期,到明清时达到了深入拓展期,通过对这三个时期的古代学人们的《山海经》神话研究的历时性梳理,得出《山海经》神话批评史的历史嬗变基本轨迹。     

虞《韶》美而仪凤兮——《山海经》舜《韶》踪迹考

刘秀《上山海经表》曰:"《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古史学家考证《山海经》中的帝俊即帝舜。《韶》乐传说与帝舜史迹交织,见于《山海经》帝舜记述。其所记史事与《左传》、《国语》等互通互证。考之《山海经》、《韶》乐为有虞氏代代积累所创,具有虞氏族人特定之精神品质与艺术形式。经《尚书》、《论语》述《韶》,《韶》获得了全新意义,成为华夏民族共同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     

浅谈《山海经》与湖北民间崇拜习俗之关系

湖北传承有许多原始崇拜的习俗遗痕,与《山海经》所记有着内在关联,诸如崇鸟尊鸡、崇竹、崇枫、崇桃等等。梳理这些习俗的表现及其与《山海经》的关系,可对《山海经》的神话系统有所资证。     

《山海经》的神话思维

该文将中国第一部集中记录神话片段和原始思维的奇书《山海经》与古埃及神话、印度神话相比较,指出《山海经》将小说想象与奇丽而神秘的大地神思联系起来,从人的本性及这种本性的外化方式上思考,模糊人、神和禽兽的种类界限,形成了化生创世和异体合构的野性思维,以及二元对应原则.这种神话思维,使《山海经》具有迥异于史诗性神话的原始性、非情节性和多义性的特征,为中国其后志怪之作提供了千姿百态的灵感触媒.     

论王亥之死

商先公王亥在易水流域活动 ,却遭有易氏杀害。被杀原因说是他与有易女子通淫。上古男女大防原不甚严 ,但商祖玄鸟氏与有易氏存在婚姻关系 ,有易氏与王亥是血亲 ,王亥屈做“风流鬼” ,实际上是犯了乱伦罪。     

左丘明与《左传》《国语》关系考论

《左传》作者是否为左丘明至今仍有争议 ,争议的主要原因是左丘明生活年代与孔子同时而《左传》却成书在公元前 4 0 3年之后。本文借助一些史料推理分析 ,认为左丘明当是《左传》的始撰写者 ,撰写内容传授给弟子 ,其弟子据自己亲眼所见对预言及某些内容按照左丘明的思维轨迹进行了调整增删 ,最后的定稿人至少活到了公元前 4 0 3年。关于左丘明与《国语》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写作过程的逻辑推理 ,认为编撰《国语》是撰写《左传》的必经步骤 ,但是左丘明编撰之《国语》今已不传了。     

试论《孔子诗论》在楚地的传播

要清晰了解《孔子诗论》在楚地的传播和发展状况,必须清楚《诗经》和儒家学说在楚国的传播和发展历史,唯有两者同时在楚地得到传播和发展后,带有儒家思想倾向的《孔子诗论》才有在楚地得到接受并被传播的可能。文章认为,若《孔子诗论》成书于春秋时代,当为七十子后学所作,并经由任不齐或澹台灭明传入楚地,则其成书当为孔子卒后即前479年以后,传入楚地应为前465年之后;若成书于前376年以后,传入楚地应为荀子任兰陵令的前257年—前238年之间或之后。但《上博简》为战国晚期贵族墓陪葬,战国于前221年结束,故《孔子诗论》入楚当限定在前257年—前221年的范围内。综合《上博简》的整体情况来说,后一种推断更具有说服力。       

《庄子·外物》称谓"小说"正义

“小说”名义之歧误,历来发生在《庄子·外物》注解中,而近世又发生在古典小说研究中。“小说”真义实为“小道”。先秦诸子论学大量使用了“小道”一词,而与“大道”形成两极对峙。如果将“小说”转释为“小道”,并将《庄子》“小说”观扩展为诸子“小道”观,就可建构诸子“小说”观同秦汉“小说家”以及后世文体小说的关联。     

中国古人发现杠杆原理的年代

杠杆原理是古代各类衡器工作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理,在传统计量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杠杆原理被人们掌握的时间,不晚于不等臂天平出现的年代。不等臂天平的出现,其前提条件是制造者对杠杆原理的掌握。在中国,先秦典籍《墨经》最早从理论上叙述了不等臂天平的工作特点;而在燕昭王时,人们亦曾试图利用杠杆方式称量巨豕之重;现存出土文物中,亦有可以作为不等臂衡秤使用的战国铜衡。综合这些因素,可以认为至迟在战国时代,我国先民已经掌握了杠杆原理,这在时间上并不晚于西方。     

《汉书》应劭注训诂研究

《汉书》应劭注包括注音和释义两部分。音若类注音法已明显处于劣势,直音是最主要的注音法,反切正日趋流行。认为反切为孙炎、服虔所创制的观点不确。其释义体例在汉末具有与众不同的特征,不但揭示了汉末汉语词义的系统性,更重要的是展示了汉语词汇词义的复杂性、具体性和抽象性。具有较高的语言、历史文献价值。     

书评中“I”和“we”用法的对比研究

本文以30篇书评为语料,结合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对比书评中＂I＂和＂we＂体现的作者权力。研究结果表明,书评中的＂I＂多用于发表评价性言论,而＂we＂则多用于对书的客观性介绍,＂I＂比＂we＂体现的作者权力更大。     

“李约瑟问题”的部分消解

《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一书以"研究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的方式,消解了李约瑟有关"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的疑问。然而对于"李约瑟问题"的另一组成部分,即"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而后来却不是这样)",却并未因此而一同消解。这一部分的疑问更多地涉及数理科学之外的技术,并且是一个能够证伪的真问题。     

“易道”精神下的班固儒学史及文化批评

《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对立统一精神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批评标准。班固以"易道"的中庸世界观,追溯先秦原儒的"致学"精神,对汉代儒学向政治意识形态的片面转向给以批评。班固既追求儒学学术的"真",又关注它对历史现实之"善"的作用发挥。他在"乾坤合德"的世界观与历史观的原则下,以真与善、学术与政治、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作为儒学乃至文化创造的最高理想。班固从易学精神出发的儒学史观念表现了他全面、开放、独立的文化规律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