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民族视域下的互动与抉择——民国时期祁连山北麓藏民研究

祁连山北麓是指介于祁连山脉和河西走廊之间的"边区"或番民区域。在历史的变迁以及演进下这一区域内逐渐形成了以藏族、汉族、蒙古族、裕固族为主体的多维民族共生的民族格局。这里不仅是藏族的放牧场,更是藏族、汉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多维民族文化互动与生存抉择的交会场。在这片场域下既隐含了藏族与他族的文化互动,还体现了国家政权与地方族群的博弈。最终在国民政府时期国家政权的逐渐渗透下,祁连山北麓藏民完成了由"游民"向国家"编户齐民"的根本性转变。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权思想的演变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权思想纷繁复杂,本文从整体研究出发,将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权思想分为三个阶段:即1927年7月至9月的民权主义代表制度阶段;1927年9月至1935年8月的苏维埃政权模式阶段;1935年8月至1937年7月的走出苏维埃模式阶段。对每一阶段政权思想产生的原因、主要内容、发展轨迹和得失,都作了条分缕析阐释,论证了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完成前中国共产党探索政权思想的经验教训。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权思想的演变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权思想纷繁复杂,本文从整体研究出发,将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权思想分为三个阶段:即1927年7月至9月的民权主义代表制度阶段;1927年9月至1935年8月的苏维埃政权模式阶段;1935年8月至1937年7月的走出苏维埃模式阶段。对每一阶段政权思想产生的原因、主要内容、发展轨迹和得失,都作了条分缕析阐释,论证了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完成前中国共产党探索政权思想的经验教训。     

试谈藏族习惯法的概念及性质

［摘要］藏族传统习惯法是藏区历代地方政权以及各部落加以确认或制定，并通过地方政权或部落组织赋予其强制力，保证在本地区或本部落实施并靠宗教组织、部落组织或盟誓约定方式调解内外关系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社会规范。藏族传统习惯法中既有宗教信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伦理道德、乡规民约、风俗习惯等诸多成分，又有吐蕃和西藏地方政府时期所颁行的法律政令及其遗留。同时，藏族社会深受藏传佛教的基本行为规范和法度等影响，以致藏族传统习惯法的核心机制和原则直接来源于藏传佛教，因此，藏族传统习惯法的性质不仅是宗教，还是一种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和一种独特的文化传统。     

藏族文学的现状与展望

新时期以来,藏族文学的复兴和发展是令人瞩目的。正如玛拉沁夫所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藏族新文学出现了蔚然崛起的可喜局面,朝气蓬勃的藏族作家群引人注目地出现于我国文坛上。”然而,我们在充分肯定藏族新文学成就的同时,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一成就是与过去相比而言的,客观地讲,藏族文学与全国其它一些兄弟民族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正确地认识藏族文学的现状,总结趋于繁荣的原因,找出存在的不     

论辽金元时期北方民族汉文创作三维模式的建构

辽金元时期,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政权的相继建立,促进了多元民族文化的融合,为汉文创作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同时,北方民族自身所具有的文学传统也为其汉文创作奠定了根基。良好的文化基础使得北方民族文学系统在特定历史时期建构起民间/作家、口传/书面、民族文字/汉文创作这种多元化、立体化的文学模式,它们之间有承继、有交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现象。     

论曹操散文的分期特点

曹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以政治功业著称的英雄人物,而他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也足以让后人景慕。作为政治家的曹操,他的散文大多数是表奏、令教、书信等实用文体,而且创作风格明显地受到其政治权势、地位的影响。曹操散文依照其政治生涯的重要变迁可分为三个时期,不同时期表现出的不同特点。第一时期(181年至196年)为其实力不断壮大时期,其文清峻而不失严整、雅洁;第二时期(197年至212年)为“挟天子以令诸侯”,逐步掌握政权时期,其文通脱自在,不拘文体之限;第三时期(213年至220年)为其巩固政权,“以魏代汉”时期,其文充满霸气,而又随意任性。     

敦煌古藏文吐蕃地名由来及对藏族地名的影响

古代藏族氏族部落的迁徙、内部整合与分化是古藏文吐蕃地名产生的主要原因。从民族史视野审视古藏文吐蕃地名,其与古代氏族名、部落名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同时与唐朝及其他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和政治地理格局演变有密切的关联。吐蕃地名是吐蕃时期遗留下来的重要文化符号,对以后藏族地名文化产生了比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和直接的影响,要了解吐蕃时期地理历史语言,可从地名入手从事论证研究。同时,想考证近代藏族各类地名的来源含义,也可以从吐蕃地名查找其根源。     

从史诗《格萨尔》看藏族盟誓习俗

史诗是民族发展过程的文学记录,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是藏族史前文化的活见证。以其为佐证,探究藏族盟誓习俗的产生、形式、仪式及其历史沿革,从中可以看出藏族人民崇尚真诚、朴实的品格与渴望和睦、友好的美好心愿。     

论清代民族关系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清代民族关系格局具体是指在清朝统治时期和统治区域内各民族之间关系的结构状态。蒙古族、汉族、藏族在后金政权、清朝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突出而又广泛的作用,因此,满族与蒙古族、汉族、藏族等民族的关系成为清代民族关系格局的主干层次。而满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不包括蒙古族和藏族),蒙古族、汉族、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不包括满族)则成为清代民族关系格局的非主干层次。清代民族关系格局发展的特点是:第一,民族关系范围进一步扩大,民族问题复杂性大幅度提高。第二,随着清朝统治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满藏关系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第三,满蒙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处理满蒙关系问题的政策措施更加规范和完备。第四,清朝政府有效调整了满汉关系,使之进入了稳步发展时期,并进一步完善了对汉族的政策措施。第五,妥善处理满藏关系,不断维护西藏地方的稳定和发展,有效地巩固了满蒙联盟。     

论吐蕃制度与突厥的关系

吐蕃建国后陆续制定的各项制度受到突厥制度的很大影响:吐蕃王朝设立的行政建制如(ru)、职官奎本、如本和贡论、囊论、喻寒波等都是效法突厥,而非仿照唐制;吐蕃实行兵民合一,以十进制编制军队,设千户、万户,制定严刑峻法,犯罪必施以重刑,对盗窃罪按盗窃之物的数倍乃至几十倍追征等,亦是源自突厥;在苯教丧葬仪规中以羊马作为献祭品同样也和突厥有一定关系.藏族传世史籍记载吐蕃法律及事业仿效突厥、回纥确有所据.     

宋代藏传佛教及其在青海的传播

佛教传入吐蕃后，在其发展过程中曾经遭受过巨大的挫折，青海成为西藏佛教后弘期的重要源头，并最终形成了极具藏文化特征的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其形成后，就开始了其向外传播的历程。青海由于和西藏在地域上的毗连以及历史的渊源，宋代在青海形成了以玉树和化隆为中心的两个寺院密集的分布区。     

略谈宗教对藏族传统体育起源与发展的影响

文章从藏史文献资料入手，探讨了宗教对藏族传统体育起源与发展的影响，认为在西藏史前社会时期，人们求助于自然恩施、祭祀天地的仪式形成了具有宗教文化内涵的体育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少体育活动的内容被描绘在寺院壁画上，成为宗教活动表演的重要内容。     

新世纪十年中国散文的西藏书写

新世纪十年中国散文的西藏书写传达出多民族作家面对西藏的历史、文化、民族和地域所生发出的人生体验与生命的深沉思考。以王宗仁、凌仕江、王族、丁晓敏为代表的军旅作家的散文在追求崇高美中体现出英雄主义情结,祝勇散文在打破传统的体制散文中构建起了神性的空间,马丽华在纷繁的西藏文史故事中探寻着民间的意义,以平措扎西、扎西达娃为代表的藏族作家的散文则在民族文化认同中表现出强烈的家园意识。新世纪中国散文的西藏书写在一定程度上繁荣了当代散文的创作。     

多元文化交融的古格佛教艺术——评介《西藏西部的佛教史与佛教文化研究》

《西藏西部的佛教史与佛教文化研究》(日文版)重点介绍了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的佛教发展情况,尤其是西藏佛教后弘期上路弘法的历史和特点。用实地调查收集的图片资料,论述了西藏西部地区的特征、西藏的密宗系统、阿里地区的佛教遗迹,以及以阿里的古格王朝为中心的西藏西部佛教美术的特点。此外,介绍了阿里地区与古代于阗、尼泊尔、印度、古代大食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20世纪美国的西藏政策评析

在 2 0世纪 ,美国对中国西藏问题的政策大体经历了从追随英帝国主义“西藏宗主权”理论 ,到侧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再转变到支持西藏叛逃分裂势力分裂中国 ,炮制“西藏民族自决”论和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过程。美国奉行的西藏政策是实用主义原则和双重标准。在其需要遏制和分裂中国时才利用“西藏问题”这一工具     

吐蕃佛教的社会地位研究

佛教是在吐蕃王朝松赞干布时期,分别从印度和汉地传入西藏。在吐蕃赞普和王室的大力支持下,没有被吐蕃贵族大臣们的一次次禁佛运动所扼杀,也没有被吐蕃本土宗教苯教所挤垮,最终登上了吐蕃社会正统宗教的地位,赢得了很高的礼遇和崇高的地位,并对藏族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着重探讨吐蕃佛教在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方面的社会历史地位。     

论英国侵藏新阶段的开启--以贝尔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笼络为例

英国人贝尔边境工作经验丰富,很早就对西藏兴趣浓厚。1908年接管西藏事务后,即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与西藏的联系,特别是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期间,二者建立相互间的“信任”与“友谊”。作为英印边境骨干官员,贝尔通过对西藏所谓的援助和“现代化”,成功地实施了英国的一些殖民政策,形成了英国渗透西藏的新模式。因此,有必要对英国侵略西藏过程中的实施者予以详细研究,希望可以管窥此一历史时期英国对外殖民方式,以期拓宽英国侵华史的研究。     

西藏寺庙建筑平面形制的发展演变

寺庙建筑在西藏地区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萌芽期、发展期和成熟期。通过一系列的实例,以平面形制为出发点,探讨了藏传佛教寺庙建筑的发展历程。萌芽期主要是吐蕃王朝时期,佛教由大唐和尼泊尔同时传入藏地,寺庙建筑作为外来建筑形式,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并且受到了来自汉地、印度和尼泊尔等佛教文化发达地区建筑文化的影响,此时的寺庙建筑平面形式以对印度寺庙的模仿为主;发展期主要是后弘期开始的前四五百年时间,随着佛教文化与藏地文化的融合,藏传佛教寺庙建筑逐渐有了自己的雏形,就是“前堂后殿”和“前堂侧殿”形式的出现;伴随着格鲁派的发展壮大,寺庙形式趋于成熟定型,三段式的平面布局,“前堂后殿”式成为平面形制的主流。     

清代前期颇罗鼐总理藏政研究

颇罗鼐总理藏政的实质是藏王制,这在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的职官设置、权力体系以及日常行政等方面都有鲜明的体现。颇罗鼐统治时期的藏王制运作是很成功的,颇罗鼐藉此建立了稳固的政治统治,并在军事、宗教、经济、对外交往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政绩。颇罗鼐的藏王统治是高度极权的,但这并非是对西藏早已形成的与中国的领土主权隶属关系的否定,相反许多有力的事实充分证明藏王制只是清朝前期治藏的一种地方政府管理体制,颇罗鼐的藏王统治的成功运作也为清朝逐步加强对西藏的直接影响与控制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政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