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价值及其实现

分析了关于道德价值的五大流行定义：“需要”说、“应该”说、“情感”说、“意义”说和“关系”说等。分析发现，这些观点均具有真理性，也有进一步完善之必要；如果把道德价值界定为：“道德事实与人之间特有的社会关系，它标志着道德事实对人的本质之确证和完善”，或许会更加接近道德价值的内在特质。进而认为，道德价值是以实践-精神、功利-道义、个人-社会、自律-他律、相对-绝对相统一的方式来把握，并通过认可正确道德价值、实现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互动转化、形成内在道德素质与外在道德习惯、坚持个体道德价值取向与社会道德价值要求相统一等途径实现。     

论个体道德力助推社会法治建设的功用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内容。法治，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道德需要，是主体普遍道德需要的制度安排和规范表达。个体道德力，则是社会法治建设的“助推器”。个体道德力助力法治文化弘扬、推动法治人才培养、促进法治体系建构、保障法治实践深化。但是，个体道德力与社会法治并非总能有效共行、相与为一。从以下几方面构建对策、清除掣肘，全面强化个体道德力对于社会法治之功用，是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夯实法律的伦理内涵与价值基础，提升立法的反思和回应能力；构建司法执法与民意的有效沟通机制，考究司法执法实践中"道德话语"的特殊意蕴；加大全民普法力度，提高公民的守法理性，强化公民的守法自律意识，为公民的守法道德确立具体向度；兼顾知识普及、法学研究与价值体认，注重法治人才的职业道德和个人美德培育；德法双修，法德共进，敦促道德教育与普法教育桴鼓相应，并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论荀子社会控制系统的运行机制

社会控制理论是荀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为了使社会控制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荀子在构建他以礼和法为主线的社会规范体系的同时，还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系统的社会控制运行机制。这套运行机制，以教化和赏罚为基本的实现方式；以通过“尚贤使能”所构筑起来的社会官僚机构为组织保证；以“中庸之道”为方法论原则     

从《孟子微》看康有为社会道德观的得失

有为的《孟子微》，集中反映了康有为对中国传统道德观的继承，对西方道德的吸收，对近代新功利主义的提倡，以及对未来社会道德理想的憧憬，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转换的标志。《孟子微》中提出的道德与“天则”“教化”说、道德与“人禽之辨”、道德与“三世”说，至今仍具有借鉴的价值。     

寻求秩序与意义——卢梭社会伦理思想论析

非政治化的经济、非伦理化的政治、非宗教化的伦理被视为“理性祛魅”后的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和重大进步。卢梭将“政治的正当性与权威的基础在哪里？”和“道德的新基础在哪里？”这两个终极的价值与意义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秩序与意义的悖论。鉴于现代政治的这一困境，他自觉地把秩序与意义的双重关怀置于思维的重心：在批判唯理性的“进步”秩序观之基础上，揭示了科学、艺术的进步与道德风尚的异化；指出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文明、秩序、理性与进步本身的先天不足；建构了以“公意”为旨归的“道德共同体”与以“公民宗教”为基石的价值意义体系这样一种新的社会政治秩序和德性生活。然而，由于思想中固有的“前瞻”与“后顾”的张力，卢梭也没有很好地走出现代性的困境。     

基于文化育人理念的卓越人才培养目标探究——王阳明“良知说”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养成教育的启示

陆王心学作为传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派对传统知识分子具有重要的影响。王阳明,作为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所提出的“良知说”在社会责任感养成教育方面更是具有丰富的文化育人的价值与资源。其中,壬阳明所提出的“破心贼”以“明明德”,“明人伦”以“亲民”,“成圣贤”以“止于至善”,对于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养成提供了三个层次的教育目标,从大学生个体自我的道德为出发点,外推至对社会伦理关系明确与建立、再到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及落实,秉承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大学精神,体现了传统文化对于知识分子“内圣外王”的根本要求。     

试论道德对社会信用制度的支撑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 ,形成以道德为支撑的社会信用制度。本文认为 ,道德是从宏观上支撑社会中主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以及由此联合成的统一的社会合作体系 ,从微观上着重支撑和调整社会经济环节中的行为规则体系。道德作为非正式制度 ,除了支撑社会关系制度、自然关系制度外 ,主要支撑的是社会经济信用制度 ,道德与经济信用是人类社会中的矛盾统一体和逻辑统一体。而道德对经济信用制度的支撑主要体现在把“道德资源”融入在经济活动中 ,并贯穿于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     

现代社会道德合理性基础论证──兼及中国现代化运作中的道德问题

现代社会的道德合理性基础问题是现代伦理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本文从一种道德社会学角度提出并分析了中国现代化运作中道德合理性基础的危机与论证问题。作者选取了近年出现的“红太阳现象”和“村霸现象”作为典型个案予以分析，并系统考察了现代社会道德解释图式的五种主要理论，在个案研究与历史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特点，综合性地论证了中国现代社会之道德合理性基础，提出了三个方面或三个步骤的道德合理性基础建设的思路。     

梯田社会及其遗产价值——以贵州堂安侗寨为例

之前对我国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认知及实践，由于较为重视物质和文化的视域，往往遮蔽了其他重要维度，而社会维度与生态智慧、物质与非物质等维度的互嵌性视角，是重新认知农业文化遗产的关键。本文通过实地田野调查，尝试探寻深嵌于侗族梯田社会的标志性文化及其内生的互嵌结构，进而挖掘蕴含其中的丰富社会价值和意义，即以梯田为主体的侗族同胞的社会记忆与合作传统；以鼓楼为中心的侗族社会规范和集体情感；“四个鬼”释义中的侗族人民的世界观和文化表达。并藉由梯田社会的知识和运行机理，提出遗产地建设的新思路，在推进在地性产业发展的同时，亦有利于生态资源保护与社会永续。     

社会控制视角下的宗教功能刍议

本文主要以社会学理论中社会控制学说为参照系,进一步从宗教的道德控制功能、组织控制功能、文化控制功能等三个方面,来探讨宗教之作用。文章认为,宗教的道德控制功能主要通过教义和哲学层面、叙事和神话层面、仪式和宗教体验得以实现;宗教的组织控制功能,主要通过宗教的律法规则及宗教的组织系统来实现;宗教文化控制功能,则主要指以某种宗教为核心而形成的文化凝聚力和共同价值观。     

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价值观之比较

毛泽东和邓小平社会价值观的共同点是:都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价值的主体,都把社会平等确定为社会价值目标,都将崇尚道德、重视道德建设作为社会价值取向。二者社会价值观最主要的不同是:毛泽东以政治优先为社会价值基本原则,邓小平以经济优先为基本原则。     

从形而上至道德本位的论证——朱熹社会思想探微

朱熹的社会思想：首先是从理一分殊的哲学观点出发在理论上为宗法社会的产生和存在进行了宇宙论和本体论的证明；其次是从理欲之辨揭示了社会正义的价值原则．并提出了社会治理的若干方法；其三是提出了把政府救助与发挥民间力量，运用市场机制相结合来开展社会救济保障的主张。其基本特征表现为对社会存在的形而上的论证与社会秩序的个体道德本位的结合。     

论早期基督教发展的社会道德原因

本文以社会道德为出发点,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早期基督教迅速发展的原因。作者认为,基督教能够在罗马帝国的残酷镇压下不断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基督教填补了罗马帝国的“道德真空”,给予人民群众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因此,早期基督教发展最大的动力就是“深入民心”。     

鲁迅论司马迁

鲁迅认为司马迁是“文豪”．“雄于文”的“高手”；《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指司马迁在写史形式上的创造与革新；“无韵之《离骚》”指《史记》在内容上的一个特点，主指内容。鲁迅认为《史记》的成因是；家学渊源、社会实践，李陵事件的促使、时代使然。还认为《史记》艺术上“爱赋”、尽小品性能、注重情感力量。鲁迅要求青年读《史记》。     

促进社会公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和谐社会是体现公平正义的社会，社会公平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柱和基础。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必然要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党和政府只有着力构筑以“四个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体系；处理好公平与效率、先富与未富的关系；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达到社会的和谐。     

网络——社会行动：伦理社会的解析与法治社会的选择

网络一社会行动模式的宏观结构是：网络的发展导致人们生活方式转变的“变迁”;中国社会仍然是伦理社会的“结构”;网络世界建立起的意识形态“话语”。“话语”包括简单的道德二元论划分逻辑和民粹主义。社会中层组织缺乏,及以工具理性、情感型为基础的思维方式,是社会行动非理性化的直接原因。网络——社会行动的破坏性对我国的法律建设提出了挑战,这就需要制度化社会行动。中层组织的广泛建立,有助于习俗的建立。在习俗基础上起草与施行的法律,更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这就为法治社会建设找到了一个切人点。     

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针对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提出如下观点：一、“取与守不同术”是西汉经济思想不同于先秦经济思想的特点之一，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史记》汇集和总结了这一思想。二、司马迁既反对贵人贱利，也反对不讲礼义之分；本末思想的特点是赞成汉初自由经营工商业，反对官府垄断工商业的与民争利政策，而不是什么“重商”；其思想影响非儒非道，而是在封建生产关系下如何发展封建经济的角度上兼采了儒、道。三、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主张在封建制生产关系下通过“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的机制以发展封建经济实现富民。     

《史记》人物传记中的"究天人之际"

司马迁在《史记》的人物传记中,对人物的个人价值与社会政治、理想道德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以人物的悲剧命运和政治动荡为出发点,强调了三者关系和谐的重要性。这种从个体价值出发的思想超越了今文经学中“人副天数“的观念,成为“究天人之际“的重要内容。     

《韩非子》社会控制观论析

韩非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出发，认为统治者应根据时势的变化制定社会治理的规章制度，这是韩非社会控制观的哲学基石；社会治理的根本就在于管理者运用好权威之法、御臣之术及威望之势，这是韩非社会控制观的内涵特质；其健全法制、刚柔相济、树立权威的思想对于我们进行现代社会治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李大钊的“调和论”的理论价值

李大钊的“调和论”含义极其丰富，它既是一种理想社会状态，又是一种世界观、宇宙观。他认为“调和”与“对抗”一样，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力量之一；他赞美“调和之道”与“调和之美”，肯定“协合”、“互助”、“爱人”是社会主义道德观念，提倡“两让”、“容人”，以达中和之道。他对中国传统“和”文化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