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真一”思想探源——从《升玄经》到《本际经》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道教思想发展的特点之一,是引进了不少佛教哲学。佛道两教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特点是道教信仰者根据“道教”的意识,站在“道教”的立场上吸取佛教思想而造成的。道教不只吸取了佛教思想而且吸取中国其它的传统思想和文化,所以它的内容呈现出“杂而多端”的特点。因此,这使我们往往忽略它的本来面目。为了准确地把握“道教”的本来面目。确认道教信仰者对道教具备怎样的意识与立场,这是有意义的。本文的目的在于,把初唐的道典《本际经》和它所看重的北朝道典《升玄经》,这两部经典中的“真一”思想作为关键,分析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的道教的性格,同时还得考察一下《本际经》所形成的基础。     

析魏晋南北朝道教基本信仰结构的构成

本文分析了魏晋南北朝道教基本信仰结构的构成，认为道崇拜、神仙崇拜和生命崇拜是道教的三个菇本信仰，其中道崇拜是整个信仰结构的核心，这成为魏晋南北朝各教派彼此认同为统一的宗教文化体系的主要原因，而宗教基本信仰结构的形成，是魏晋南北朝道教发展为较成熟的宗教形态的标志之一。     

论魏晋南北朝的文论之“清”——兼及陶渊明的品第

“清”是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哲学和美学范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哲学之“清”转化为审美之“清”的关键时期,玄学本体论和玄学影响下的士人“清谈”对审美趣味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玄学不同发展阶段的观点也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清”审美趣味的细微差异,形成了前后两个阶段文论同中有异的格局,前期以“清省”为主,而后期以“清丽”为主。     

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与道教--以南蛮、氐羌族群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是各民族文化融汇的时代,道教的民间性及道化四夷的宗教特质,使南方蛮族和氐羌族群不同程度受到道教影响.本文考察了道教在南蛮、氐羌族群中的传播,认为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与道教关系有着悠久渊源,其最初接受道教影响的时代,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同题故事”微观透视

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集中存在着诸多的以相同或相近事件为原型的“同题故事”．并且这些故事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笔下呈现出迥异的面貌。文章从故事情节、文学趣味、细节描写三方面对魏晋南北朝小说集中先后出现的这类故事进行比较研究,从微观角度进一步分析出其中存在的细微差别,透视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在艺术效果提升方面的逐步发展和可喜进步,进而探究造成这一文学现象的社会、文化根源。     

道教学视野中的酆都

酆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经中,是济世度人之阴间天宫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注重神学理论的创建,道教已初步建构起系统的酆都地狱理论。在道教斋醮科仪法术中,酆都有着济生度死的多重功能,历史上酆都道教的长期传承,致使酆都地府惩罚形成民间信仰习俗。通过史籍道经中酆都文化内涵的解读,道教史上酆都平都山道教历史的重构,可知酆都神学理论是道教文化的重要内容。     

从西王母到观世音:汉唐间救苦救难信仰的变迁

东汉时期,西王母是民间信仰中最重要的神祇之一.她的功能也日益多元化,其中救苦救难是最重要的内容.而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西王母崇拜被引入道教,成为道教神谱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其救苦救难的功能渐被观世音菩萨所取代.究其原因,首先佛教以苦立教,注重解脱,道教则以生为乐,追求长生.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需要获得民众,而道教则有意去民间化.最后西王母信仰有复杂的仪式,而观世音信仰则简单易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胡汉文化冲突

在中国文化的历程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生机勃勃,具有“再创”意义的阶段。定型于西汉中期的中国第一期文化结构至此一变;经学让位于玄学,儒学独尊演化为儒、戈、佛、道四足鼎立,互争地盘。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大规模内迁,胡、汉文化发生猛烈碰撞,凡此种种,构成魏晋南北朝多元激荡的文化特征。本文拟加讨论的,正是魏晋南北朝文化结构震荡的动因之一:胡、汉文化冲突。     

中古道教文学思想特质概论

中古道教文学思想是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文学理论的旁支,以道教宗教的色彩丰富了此时文学思想的宝库,其核心特质表现在：构建了神秘玄奥的“天文”观念,主张自然求真的创作态度,提倡质朴简洁的文学风格,把仙学与文学艺术结为一体。     

天界与冥界:汉魏晋南北朝死后世界的想象及图像

战国楚墓帛画人物形象兼具巫觋与墓主双重角色,是汉代关于死后世界想象和图像出现的先导。汉墓帛画描绘天象与天府(太一主神)组合的天界图像,汉墓壁画、画像石描绘天象与仙界(西王母主神)组合的天界图像;汉代冥官系统复杂,但缺少冥界图像。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墓葬照墙与墓室覆斗顶四坡描绘西王母与东王公共同主宰的天界图像,天象图像较少出现。南北朝时期,孝子高士与渐趋科学的天象认识组成的天界想象出现。对天界的无限向往与对冥界的极端回避是汉魏晋南北朝中国人关于死后世界想象的基本原则。     

纬书与汉魏六朝文论

纬书的哲学主题是天人感应论,力图建立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认为文艺可以沟通天地人三者的联系。这种思想沾溉文坛,导致物感论的成熟和发达。纬书虽多牵强附会,但也保存汉代若干具有相当价值的文论观点,使我们得以更全面更准确地把握汉代文论的全貌。王充《论衡》的产生,是与纬学的兴盛分不开的。纬学既是《论衡》攻击的对象,也是它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笔业考述

秦汉时期,文具制造业开始兴起,毛笔的形制确立并得以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笔业持续发展,制作原料不断增加,技术水平逐渐完善,使用范围渐趋广泛。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笔业重心主要在北方黄河流域,但东晋以后,南方地区的制笔业发展明显。     

魏晋南北朝汉语连词研究概述

魏晋南北朝汉语是中古汉语的主干部分,学界在此时期的语法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但在连词的研究方面,还稍显不足。通过全面梳理分析有关魏晋南北朝汉语连词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侧重于这一时段连词的共时描写,对于新生连词的来源及演变方面的历时解释还不太重视。因此,认真分析此阶段汉语使用的连词,并从历时演变的角度探讨新生连词产生的规律,显然已是亟需加强的研究工作。     

南北朝文学相互影响探析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文学发展渐趋活跃,南朝和北朝尤甚。文章通过对北地刑邵和魏收互相讥议及个别由南入北诗人的个案进行梳理和分析,试图从较深层次上探究南北朝时期南朝文学和北朝文学互融互渗的动态发展过程。     

从“史笔”到“文笔”

墓碑文是中国古代文人重要的应用类文体之一，自两汉以来不断发展，其稳定而长久的创作实践蕴藏了重要的文学价值，尤其是发展的前期，是厘清其文学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两汉时期，碑在物质意义的基础上确立了文体意义，并在史传的文体渗透下确立了前传后铭的体制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史笔倾向。自建安末曹操禁碑政策重新确立墓碑刊立的官方权威后，碑文渐渐失去了两汉时期的补史功能，门阀制度下的社会文化也迫使墓碑文放弃了实录属性，转向对形式美的追求，并逐渐形成了“文”的自觉。墓碑文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独立的篇章布局、工整的程式结构与骈俪的语言特征，这一转型揭示了碑文从两汉“史笔”到南北朝“文笔”的文学化进程。     

魏晋南北朝《诗经》学主要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魏晋南北朝《诗经》学是经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今文三家《诗》衰微,《毛诗》一统天下,《诗经》的文学特性得到更多关注。魏晋与南北朝《诗》学又各具特色。魏晋《诗经》学存在郑学与王学之争,论争激烈;南朝《诗经》学注重阐发义理,北朝《诗经》学注重名物训诂。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衰落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学术思想多元化发展时期。期间玄学兴盛,佛道流行,而在两汉居于统治思想地位的儒学却衰落不堪。本文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特点、学术思想盛衰消长的客观情势以及儒学自身的状况去探究儒学衰落的原因,以有助于总结思想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魏晋南北朝绘画功能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绘画功能论发展的奠基阶段。这一时期,绘画的认知功能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教化作用得到进一步发展。更重要的是,随着人们审美意识的觉醒,绘画的审美功能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并成为主流。所以,对魏晋南北朝绘画功能的论述就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     

试论魏晋南北朝子书撰作风貌的阶段差异

魏晋南北朝是春秋战国以后子书撰作又一次极为活跃的时期,本时期近400年的历程中各个具体时段的子书著述,在内容上不免要或多或少地表现所处年代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像或特色,以及创作主体身份乃至文风方面的差异。大体而言,建安三国时期较重要的子书的作者多为军政实务之臣,作品多涉及政略治术,以及社会风气的批评和重建的主张,在思想上往往兼融博取,以有效为原则,文风朴实明畅。两晋南北朝时期较重要的子书的作者则多为文人,作品对社会现实治乱兴衰问题的关注逊于前代,流露的老庄思想及道教、佛教思想则渐趋浓重,许多作品博录名物、轶事、琐语,形似杂钞、笔记、类书,追求文采的风气日益高涨,先后涌现葛洪、萧绎等倡导情采缤纷之华美文风、并在撰作中大力实践的作家,子书的文采化达到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