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

孟子提出“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董仲舒则“屈君而伸天”,以“阴阳灾异”来格(正)“君心之非”。程朱理学在哲学上比汉唐儒学有重大的发展,但在政治哲学上却鲜有突破,大致是伸张孟子的政治思想,甚至可以说未离董仲舒“阴阳灾异”思想的窠臼。儒家虽然肯定君主制度,但其与君权之间亦有着一种内在的紧张。从民本进至民主, 符合中国文化实现近现代转型的内在逻辑。     

陆学与禅宗本体论比较研究

陆学是在综合儒、道、释特别是禅宗思想的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它的本体论思想明显受到了禅宗本体论的启发,但是它又不同于禅宗本体论,它仍属于儒学范畴,儒家学说始终是陆九渊学说的核心、中心,是体,禅宗一直是陆九渊学说的外壳、外层,是用,陆九渊学说的这种“儒体禅用”的实际状况,使得其显现出近禅不是禅而是儒学的本来面目,是吸收了佛禅思想的儒学思想。     

论扬雄对先秦儒学的继承与发展

扬雄对先秦儒学的继承与发展在汉代无人可比 ,但学界对此一直缺少足够的认识。面对西汉末年的神学经学的危机 ,扬雄自比于以“正人心 ,息邪说”为使命的孟子 ,从学理上树立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为学术正宗的观念 ,张扬人本主义理念 ,目的在于扫除董仲舒以来的神学泛滥及道、法等学派思想的抬头 ;扬雄借鉴道、墨等诸子的思想 ,丰富和发展了先秦儒学的内涵 ;他在儒学指向上突出“内圣” ,拓展了孔、孟重视个体人格的道德自律及自我完善的一面 ,有利于矫正汉代神学经学在促使士人人格自觉上的苍白乏力     

教狱相顺 正谊明道——《春秋繁露》的修己治人之道

董仲舒是汉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之一,哲学家和教育家,有“汉代孔子”之称。在先秦儒学向汉代经学的转变过程中,董仲舒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主张“独尊儒术”使儒学神学化、经学化、社会化上。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着重从重德教、辅刑罚,万民之性、待教而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必仁且智以及教师观等方面,来分析董仲舒的修己治人之道,可以使高教管理者对古代儒家伦理管理思想有更深的理解。     

孟苟殊途同归：性善说与性恶说的比较分析

人性问题是先秦儒家关注的焦点,也是儒家政治学说的基点。孟子以“心之仁德”言性,而荀子以“人之嗜欲”言性,一个侧重社会属性,一个侧重自然属性,二者的语言表述的确存在差异,但是他们都强调在后天的实践中通过“养”或“化”的方式扬善去恶,追求完善的道德以争做圣人。另一方面,他们对人性的态度和作为,最终都转向并延伸到了政治领域。可见从儒家内在的道德修为到现实的经世致用的主体精神在二者的学说中是一贯的,也正是孟荀二人学说的异同之所在,彰显了儒学之为儒学的理论特色。     

荐《墨子及其后学》

先秦的墨家和儒家,同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学派,所以在当时被称为“显学”(见《韩非子·显学》)。到汉代初年,犹多以孔墨并称,可见对社会影响之大。在汉武帝(刘徹)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接受了治《春秋》公羊学的儒者董仲舒的建议,为了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在学术思想领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这种情况才开始有所改变。特别是儒学大师孟子(轲)在我国逐渐成了“第二号圣人”(“亚圣”),他     

孟子与道家

孟子是正统儒家之徒,但他游学稷下,深受诸子尤其是道家的影响,使他深化和发展了孔子学说。孟子深入探讨了道德规范、道德理想的本然根据,揭示了人性之本然与自然的一致性,努力把仁义礼智化为人的内在本性的组成部分。孟子的心性学说为儒家道德学说尊定了理论基石。孟子的四端说、“诚者天之道“说”、人性自然说、本心说、不动心、存心、养心说,均得益于道家的道论、心性论以及心气论     

董仲舒伦理教育思想探析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主线,在吸收先秦法家、阴阳五行等思想基础上提出了汉代儒家今文经学的伦理教育思想.董仲舒将伦理教育作为儒家教育思想的主线,其所主张的“三纲五常”“德主刑辅”的道德伦理教育内容,以及其教育原则和方法成为儒家伦理教育的典范.其思想既是对以前学说的继承,又有其自身特色,对西汉之后儒家伦理教育思想与人们的社会道德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董仲舒对儒家仁学的创新与发展

董仲舒是汉代大儒,他对孔子创立的仁学非常重视,从三个方面做出了创新与发展。一、孟子认为仁源于人的恻隐之心;董仲舒则认为仁是天的本质属性,仁取之于天,从而确认了仁的外在的超越性本源。二、董仲舒继承孔孟的仁爱学说,第一次明确提出仁的博爱原则。三、孟子以后儒家倡导仁义,董仲舒则将仁与义区分开来,认为仁与义有分别：仁指向他人,要求安人、爱人,而不是自爱;义指向自己,要求正我、修己,而不是正人。董仲舒的仁爱学说,在儒学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     

中国儒家道德的本体的走向和意义

由于缺失创生和创世的天帝学说 ,因此 ,中国儒学一开始就是一元论 ,是在对天帝的敬畏和人生有限的焦虑相统一之中而产生的一种情理式的实践的道德学说。在孟子之前 ,是中国儒学真正的强劲时期 ,中国儒学具有道德的本体基础 ,是道德形而上的理想追求 ;自孟子以后 ,在人道的高昂与人伦关系的大肆建构中 ,中国儒学遮闭了人心中对天道的敬畏 ,致使中国儒学丧失了本体的依据和基础 ,从而内在地缺少了道德上的信仰。尽管阳明的心性之学试图重新拨正中国儒学的本体立场和方向 ,但是由于它试图抹灭人情的至上作用 ,它又受到了清代以后诸多儒家的严厉批判。这样一来 ,至孟子以后 ,中国儒学始终缺失了道德形而上的基础。道德理想的重建 ,一直处于历史缺位的遗忘状态之中。这种遗忘状态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和过程。因此 ,重返原始儒学之中 ,这或许是中国社会向前发展所必需的前提或基础之一。     

从孟荀心性论异同看荀子的社会建构

心性论是儒家哲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者阐发其内圣外王之学的理论起点。孟子和苟子心性论观点之所以截然相反,源于他们对“心”与“性”的理解存在着巨大差异。孟子指“心”为先验道德本心,荀子指“心”为经验理智之心;孟子指“性”为本心开出之善的本性,荀子则指“性”为人的自然禀赋。正是这两方面的差异,最后导致他们整个内圣外王之学展现为两种不同的形态。     

评董仲舒的唯心主义美学观

董仲舒是先秦时代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同时又是汉代神学思想的创建者。他为了适应汉武帝刘彻实行“大一统”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需要,而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把孔孟之道和阴阳五行之说融合起来,炮制了一套“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等的神学目的论思想体系。汉代的封建统治阶级由推崇黄老思想而转变为“独尊儒术”,甚至提倡谶纬神学,就是从董仲舒开始的;他曾被称“为儒者宗”(《汉书·五行志》),足见其影响之大。董仲舒的这种神学唯心主义思想也贯彻在他的美学观中。他把先秦儒家的美学思想完全加以神学化,而成为汉代神学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首创者。这似乎从未引起学者的注意和研究,现在我试从上述两个方面加以评述。     

论孟子“尽心”思想的道德教化理路及其启示

孟子在儒家“心”“性”这两个概念范畴的基础上,实现了从心性分立到心性合一的创造性思想变革,开创了中国心性哲学的思想传统,并构建了以“尽心”思想为核心理念的道德教化模式。孟子这种尽心道德教化模式以心作为道德的本体,肯定了人之本心与先赋之性善、天命之义理的同一性,由此而主张道德教化以人之先验善性作为心性基础,以存养、扩充、求放心为主要方法,最终达到尽心、知性、知天的道德人格境界。孟子尽心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孔子以来所形成的儒家思维框架,为儒家道德教化理论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对于当代道德教育而言,孟子以尽心为核心的道德教化思想,可以推动人们重新理解道德教育的逻辑起点、本质属性、主体关系以及最终旨归等,实现道德教育与心灵世界的有机融合,最终促进个体的心性与品格的完善。     

两汉儒家天命思想哲学意义上的阐释

在先秦儒学中,天命思想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汉代,这一思想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有了个人意义上的天命不可知论和王朝意义上的天命可知论。王朝之命的认识不同于对个人之命的认识。一种是有意的计划,一种是下意识的结果。但不管何种倾向都已经不是道德伦理的问题,而是属于形而上的范畴。这些天命观对汉代学术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汉代儒家两层面的天命观的传统发展至魏晋时期,魏晋士人在王朝层面上失去了对道德主义天命观的信心,转向道家的个人意义上的天命观。这一转变的开始,是由王充、王符公然鄙视儒家道德治国的权威性为标志的。     

论两汉间儒学思想的变迁——以京都赋对国都选址的争论为切入点

儒学在两汉治国思想中的地位有较为明显的变迁。在取代秦朝法家思想和汉初黄老思想治国的过程中，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无疑在政治制度层面确立了儒学的独尊地位，但是，当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以儒术缘饰吏事，并非真正推崇儒学。到了东汉时期，儒家学说与政治思想相互适应，儒学逐渐从西汉时期政治的“缘饰”过渡到东汉的“以经义断事”，不断在政治话语中取得主导地位。儒学与政治思想的相互适应，在东汉时期获得了文化阶层最大程度上的认同。作为汉代文学代表的汉大赋，成为这一时期体现政治文化思想最为完备的载体，本文试图以京都赋中关于两汉国都选址的争论为切入点，来阐述这一变化。     

简析孟子的心性说

孟子吸收正统儒家子思与道家老子等的思想,提出了人性本善的理论,以此为基点进一步完善了其心性说。孟子的心性说强调人心本善,人心具有向善的本性,人性本善;强调后天的道德修养即存心养性的重要性。孟子把"诚"作为其心性说的核心范畴和逻辑归宿,达到了天人合一的人生自由境界,孟子的心性说所蕴涵的思想对后世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孟子的人学思想

先秦儒学以“仁”为核心 ,“仁学”即“人学”,是研究人的学问。孟子以人的社会道德属性来界说人的本质 ,他认为人生而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种善良之心 ,这也是仁、义、理、智四种基本道德的萌芽 ,孟子以此来区分人与禽兽 ;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方面 ,孟子提出“仁也者 ,人也”,认为“仁”就是以“人”来对待人 ,即“爱人”、“敬人”;在理想人格的追求方面 ,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孟子还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 ,表现了儒家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进取精神。     

论董仲舒的人生理论

董仲舒被后人誉为汉代儒者之首。从中国人生理论发展的角度看,董仲舒适应汉以后中国社会政治向大一统方向发展的历史潮流,用当时流行于世的阴阳五行之学阐发儒学,从《春秋》中发掘自己学说体系建立的源泉活水,利用与汉武帝“对策”的方式促使儒学从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逐渐上升为“独尊”,并使儒家学者设计的人生模式脱颖而出,产生了深远影响。     

试论宋初“三先生”在儒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

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为振兴儒学,全力维护儒家道统,以孟子、韩愈的继承人自居。他们兴学校,敦教育,将自己的道德、学术和思想都贯穿于教育实践当中。尽管“三先生”所营构的理学体系还不完整,但他们以其批判性的思考启发了后儒,从而对理学的形成具有开启作用。     

司马相如新论

司马相如是开一代风气的重要学者。在政治思想方向 ,他先于董仲舒提出了以儒学为治国理论、以儒家圣人为最高标准的主张 ;在学术思想方面 ,他是汉代尊崇儒术思想的奠基人 ;在文学方面 ,他是汉代代表文学———汉赋的开创者 ;在美学方面 ,他是汉代主流美学———“巨丽”之美的首倡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