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泳性灵：袁黄八股文批评之主体论

袁黄是晚明著名的八股文批评家,其《游艺塾文规》系统地论述了八股文创作与鉴赏问题。他认为,八股文虽然恪遵传注、代圣贤立言,非常讲究形式技巧,但是品质上佳的八股文也是发自性灵之作。要达到才情与规矩平衡、人力与天趣融合的境界,创作主体必须“治心”、“养气”。通过凝神静坐达到息心聚念、虚空澄澈之境,文章自然不炼而工。“治心”而后“养气”,文章方气脉贯通、雅正阔大,文以气胜。同时,“言为心声”与“文如其人”相反相成,文之“神”乃作者日常涵养之“气”所汇聚,由文之“神”可察人之“气”,从文章气脉格局也可以看出创作主体之心志气神。     

张载谈“鬼”论“神”

张载立足于唯物主义气本论,对“鬼神”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鬼神”是“二气之良能”。“神”是气之伸,气聚为物,自无而有,彰显气之神妙不测的变化性能;“鬼”是气之屈,气散物溃,自有而无,返回气的本然状态,体现气之归宿。“鬼神”就是阴阳二气的往来屈伸。“神奸物怪”见怪不怪,只要把它置于理性的法庭之上进行审判,就能不攻白破。     

张载谈“鬼”论“神”

张载立足于唯物主义气本论,对“鬼神”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鬼神”是“二气之良能”。“神”是气之伸,气聚为物,自无而有,彰显气之神妙不测的变化性能;“鬼”是气之屈,气散物溃,自有而无,返回气的本然状态,体现气之归宿。“鬼神”就是阴阳二气的往来屈伸。“神奸物怪”见怪不怪,只要把它置于理性的法庭之上进行审判,就能不攻白破。     

论“君子不器”

在梳理对“君子不器”各家理解的基础上,认为孔子所言之“不器”并非要否定“专才”而主张成为一个“通才”,“器”与“不器”有境界上的本质差别。     

一篇蕴含着宇宙人生哲理的不朽之作——《逍遥游》主题新探

对《逍遥游》主题的理解,历来众说纷纭。晋代郭向和支道林对“逍遥”二字的理解,可谓是从字义分析上理解《逍遥游》主题的先导。郭向认为“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即为“逍遥”;支道林却认为,“物物而不物于物,故逍然不我待;玄感不疾而不速,故遥然靡所不为,以斯而游天下,故曰逍遥游”。而唐代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道出了前代治庄者在《逍遥游》主题理解上的缺陷。指出“庄文多不能专于字句     

寒山寺古史新榷

包括张继《枫桥夜泊》在内的数首唐诗所言之“寒山”、“寒山寺”，皆为诗歌意象，而非实指。唐代尚无具体实在之寒山寺。宋人称今天寒山寺为枫桥寺或普明塔院。今天寒山寺之名虽肇端于张继夜泊之诗，而实乃定名于元明之际。寒山子“寒山无漏岩”诗所言之寒山，应是苏州虎丘。张继诗中的“寒山寺”若被理解为虎丘寺，或更近乎历史真相。     

试析对中医之"气"的理解中的思维方式

用现代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中国古代的概念 ,难免会出现偏差 ,将“气”定义为物质就是一典型范例。通过运用中国古典的非对象的、唯象的思维方式 ,对气进行考察 ,便可看出 ,气是物质运动之象 ,中医中的气则是人体生命活动之象。从而得出结论 :对中医学中基本概念的理解 ,不能只站在现代的角度 ,而应穿越思维空间 ,去经历古人的思维历程 ,只有这样才能得出准确而实事求是的结论     

两种文化在医疗方面的碰撞:中医的整体观和西医的唯理论

若不能理解"气"的含义,西医即使有发达的科学技术也不能了解独一无二的、伟大的中华医学。要想理解人之气和中医哲学,必须要提到气的生生不息。因为气持续、包容且不能将人作为能量系统与自然界分离,当然,这种能量指的是自然的,即气。气先于物质和理而存在。这已是中医哲学的公理。中医的治疗不会将人从自然分离。人的生与死只是宇宙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宇宙的任意方面都能对其造成影响。而宇宙则是能量的相互作用。他们都是最原始的能量,并以气为之命名。     

论殷“兴象”说

殷的“兴象”说在诗论中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但当代学人对“兴象”的理解却很不一致。“兴象”说乃是在传统诗歌理论基础上对诗歌审美意象的进一步总结，它以创作主体物我浑融，亦即“神会于物”的审美体验为根本前提，又随诗人之神、气、情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尽相同的特征。它与“意境”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潘岳与"文人无行"

“文人无行”说由来已久,其前提为儒家品文模式“文如其人”。潘岳成为“文人无行”代表人物纯属偶然。“文人无行”现象揭示了封建社会文人人格被肆意扭曲和无情蹂躏的悲剧,文与人的矛盾普遍存在。而透视潘岳人格系统自身的矛盾,则发现文与人又存在某种一致性。因此,肯定“无行”文人情辞俱佳的成功之作,既是对文学创作规律的尊重,也是对人类向善之心的褒扬。     

论审美阅读的价值取向

读者审美阅读的过程,是激发读者情感和促使读者对作品进行再创造的过程。要达到审美阅读的效果,应注重从美与丑的对比、审美感受、叙述动作、美的形态等方面入手,激发出读者欣赏文学作品的审美能力。     

摄影艺术意境的表现与再现

摄影艺术的主要特征就是作品要具有深邃的意境,要有情与景的交融和艺术的内涵。运用摄影艺术的表现与再现的方法,使摄影作品的意境景与情高度契合。含蓄、寓意是创作摄影佳作的表现手法;忠实地再现景物的原貌,利用再现的手法,同样可以获取意境深远的摄影作品。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试论魏晋"深情"及其诗学意义

魏晋时期,伴随着理性世界的转变,人们的感性世界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出现所谓的魏晋“深情”。这种以知识分子为情感主体的“深情”,既不同于《诗经》时代原发性的“民情”,也不同于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性情”和道家“有人之形而无人之情”的“天情”,它是知识分子个体生命意识觉醒之后于天地宇宙中寻求心灵安顿和精神自由的情感,即人生和宇宙合而为一的生命超越之情。正是这种魏晋“深情”,把中国诗学引向强调“神与物游”和“情景相生”的抒情道路,并深深地刻上了宇宙情怀的烙印。     

论声乐教学中四大要素

在声乐教学中,教师要求学生在掌握良好的发声方法的同时,还应注重歌唱的呼吸、共鸣、语言、情感四大要素。正确的发声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呼吸基础,歌唱呼吸方法是实现歌唱机能调节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歌唱表演中的重要技术之一;共鸣是声、字和感情的窗口,良好的共鸣会使吐字、声音和感情表现富有特色,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声乐艺术是音乐和文学的结合,语言直接准确地传递着情感和思想感受,声乐确切的文字语言,是任何其它音乐形式所不能与之相比的;在歌唱的艺术表现中,每个演唱者还必须积极投入。歌唱中的投入,主要是情感的投入,这种情感不是单纯的,应具有丰富的内涵,它是通过运用全方位的知识,对音乐作品进行深刻的理性思考,并结合自己在生活中的体验而出来的。     

感性心态的自然流露--略论宋词的创作心态

词从一开始就改变了诗歌教化致用的传统功能,其审美价值主要体现在娱乐性。词中所写多为女性,抑或从男性的视觉来感知女性,作家的创作心态趋于内敛。宋词注重感性心态的细腻描述,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婉约派词人柳永、秦观,还是豪放派词人苏轼,其词作都可说是作者感性心态的一种自然流露。宋词中大量出现的凄凉感、寂寞感、孤独感,当是作者心态走向的新形式和新发展。词中的物象,常常成为主体情感观照的一种新表象,它不是以描述外在物象为审美目标和归趋目的,而是借助变形化了的新表象去显示主体的心态、情感和情绪的需要。宋代词人在感性心态描述上的成就,对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鲁迅的婚恋与创作

鲁迅的作品常以含蓄委婉的方式,折射出个人的情感经历与理性思考,如果把他的婚恋、情感经历与作品联系起来,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鲁迅其人及作品的原生态,拓展文本解读的途径。     

中国古代诗人的迁逝感及其文学表现

中国古代诗人大多怀有较为强烈的迁逝之感,这种迁逝感在诗歌中表现为描摹和咏叹春光的匆匆、岁月的流逝、人颜的老去,抒写物是人非的怀旧情绪、古今历史变幻的沧桑之感以及悼念亲友爱人的离世等多种形式。因时光无情流逝而产生的伤感以及今非昔比的怅惘,是中国古代诗人难解的情结,也是带有普遍性的人生际遇和体验,因而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从孟子到朱熹的心性哲学

孟子对于中国心性哲学的开创 ,主要在于他提出了一个尽心知性而知天的模式 ,在孟子看来对于心不在于去认知 ,而在于将自己的内心发挥到极致 ,这样就可以体认本心而知天。张载第一次在心性本体论上 ,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命题 :心统性情 ,把“情”这一概念置入心性问题的讨论中。朱熹则进一步发挥了张载的命题 ,提出性为体情为用 ,并在性情之上 ,加上了一个统领主宰 ,即心 ,将孟子的心性之心转换成主体性心的概念     

论西部诗人高凯的乡土诗歌意象和艺术手法

西北乡土诗人高凯的乡土诗在中国西部当代诗歌中是独特的.他的乡土诗有两组意象体现了诗人在情感上的深刻体验.一是围绕"家园"的一组意象,一是围绕"在路上"的一组意象.诗人借助可感的意象,表达了对故土的复杂深沉情感和面对孤独、苦难的超常勇气.诗人善于将瞬间感觉升华为诗,也借助丰富人生经验,将人生经验筛选入诗.在艺术手法上,使用简约的语言,象征的手法,追求诗歌的知性化和完整性,使诗歌达到较高的审美水平.     

人生困境的自我救赎———潘岳的 “哀情”与 “高情”抒写简

潘岳的诗文通过对逝者的哀悼表达了命运不能自主、人生无法掌控的憾恨感,他对隐逸高情的抒写则建构了一个理想的自我.这两者都是潘岳面对人生困境的自我救赎：在“哀情”的叙写中,人生挫败感被引导、召唤出来,从而得到疏解和清除;在对“高情”的抒写中,人生的价值感得到重新确认,“失败”的自我也被重新建构.两者互为补充,折射出魏晋时代人们对于“情”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