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房屋拆迁中“公共利益”的界定

公共利益的需要是公益性城市房屋拆迁的前提条件,何为“公共利益”我国尚无明确的法律界定,从而导致公共利益被滥用,许多商业性房屋拆迁被冠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从而酿成许多悲剧。文章从我国现行城市房屋拆迁中公共利益的立法现状与问题入手,探讨如何更好地维护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公共利益。     

“负志”之罪与秦之立法精神

秦代法令中的“负志”表示怀有志向或坚守节操,“负志”之人试图与当政者保持距离而拒绝入仕,因而受到法律的惩罚。法家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们利用人性的弱点为专制君主服务,以“富国强兵”的名义无视个人的权益,甚至蔑视个人的人格,秦代相关律令正是法家思想的集中体现。     

DC型积累制社保基金的优势与投资策略——美国“TSP模式”的启示与我国社保基金入市路径选择

以美国联邦政府补充养老计划“TSP模式”这个成功的典型案例为解剖对象,分析了DC型完全积累制的财政支付能力的可持续性、投资资本市场的正确途径及其投资策略问题,认为在老龄化面前,社保制度的改革方向最终应该走向完全积累制。在分析向积累制过渡的漫长过程中中央社保基金投资股市的两个阶段和4个模式,在社保制度中存在着“个人产权”——“完全个人产权”和“名义产权”等类型,根据产权不同类型分析我国社保基金“入市”路径可行性和现实性问题,对目前已经进入股市的“全国社保基金”所面临的困难、定位和出路进行探讨,提出将之改造为“国际风险投资基金”的思路。     

抗议故宫大殿开咖啡店的网上英雄

央视英语主播芮成钢在其博客上发出抗议,认为“故宫里的星巴克”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糟蹋,并以个人名义向星巴克总裁发出     

"上官体"诗学理论辑议

作为唐诗史上第一个以个人名义命名的风格称号,“上官体”对一代“唐音”的形成影响深远。他们不但留下了一批颇具新意的诗作,而且有明确的诗学主张来倡导“新变”诗风。通过现存资料的网罗勾稽,可以见出,“上官体”诗学理论内容涉及声律、对偶等艺术手法和情志意兴等诸多方面,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诗歌理论体系;从诗风流变的角度而言,已超越了唐初诗风之“学术化”,趋向,而呈现出唐诗风貌的端倪。     

加强刑事立法 打击以法人名义进行的犯罪活动

几年来,很多法人代表以法人名义进行非法经营,甚至进行犯罪活动,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但由于缺乏惩治法人代表以法人名义进行犯罪活动的立法,法院对此类案件,往往以法人超越经营范围为由给法人以经济制裁,而不追究直接责任者的刑事责任,出现了“以罚代刑”的现象。作者认为:以法人名义进行犯罪活动,已成为新时期经济犯罪的一个新特点,实际是法人代表利用职务犯罪。因此,有必要根据新的情况完善刑事立法,以有效地打击法人代表以法人名义进行犯罪活动。     

“需要”掩盖下的无耻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某些领导干部有这样一种观念:坐高档车,住高级宾馆,是“门面”需要;打牌赌博、吃喝玩乐,是“应酬”需要;搞豪华装修、购高档用品,是“办公”需要。一些人特别是不少领导干部就是以“需要”的名义娱乐、受贿,以“需要”的名义进行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以“需要”的名义为自己养情妇、包二奶、腐化堕落……最后,也是因为“需要”而把自己送进了监狱,甚至送上了断头台。这种腐朽、落后的观念在多少人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在不少人身上已经积重难返,甚至成为了一种风气。当腐朽的观念如此沉渣泛起,当沉渣被当作新潮,相互攀比时…     

海德格尔对思想的规定

海德格尔对思想的规定孙周兴一“思想”这回事情令人迷惑，一如“人”本身。先哲苏格拉底以“自知自己无知”为最高思想境界，亦显示出“思想”这回事的繁难。虽说人是思想的动物，但何为“思想”，“思想”何为，向来是聚讼纷纭的题目。人之为人，难就难在此题上。也正因...     

关于“×何为者”句式

关于“×何为者”句式刘光明＂×何为者＂这种句式从先秦一直沿用到清代，历经数千年，已成为一个固定的凝固结构。本文试图对这种句式的性质和所表达的意义重新进行考察，并进而分析其变体。一关于＂×何为者＂句式的意义一些权威性的古代汉语教材、选本认为＂×何为者＂...     

舆论监督：权力？工具？责任？

季为民在2005年3月21日《学习时报》撰文认为，记者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的许多案例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新闻记者利用舆论监督的名义，以写批评稿、挖陷阱等手段相要挟或交换谋取个人或集体的经济利益，违反传媒职业道德规范甚至触犯国法。“舆论监督”的本意是指“公众通过舆论这种意识形态，对各种权力组织和其工作人员，     

简论司法解释和其它法律解释

司法解释既是法律解释的主要形式之一 ,又是法治的一项制度 ;既是规范性法律文件 ,又是法制建设活动。健全司法解释制度是实现法制统一的必然要求。文章作者根据我国法治实践 ,对司法解释和其它有权法律解释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创意与阐释:从谢赫到张彦远——"六法"接受史透视

“六法”一向被视为中国绘画的根本法则,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画学的自觉。“六法”在不同时代被赋予不同解释,不同的解释又影响着当时的、以后的艺术,而在不同的解释中,又同时保留着相同的格局。在继承中创造,在创造中继承,形成“六法”接受史的特征,形成中国画论史的走向。从谢赫到张彦远,是“六法”接受史的第一次创造性阐释,它促进了中国画由人物向山水、由重渲染向重用笔的转换。     

“网络诽谤解释”之刑法解释论剖析

“网络诽谤解释”以实质解释论为立场,扩张了诽谤、寻衅滋事等罪的成立范围。特别是“网络诽谤解释”借助“累积犯”理论解释诽谤罪的“严重情节”,本质上创制了一种新型的刑事责任承担方式。而网络诽谤公诉情形的增加为公权力介入言论自由打开了缺口。形式解释论以法律条文为中心,禁止司法机关的入罪解释,但不排斥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坚持形式解释论可防止传统犯罪网络入罪的异化,平衡名誉权与言论自由权保护之间的关系,彰显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精神。     

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学术报告

近年来,国内法律方法论的研究逐渐升温。关于法律方法论(法学方法论)的含义、主要内容及理论体系,法律解释研究的进展及研究走向,哲学解释学对法律解释的深刻影响等问题,学界提出了各种看法。尤其是,法律论证作为一种新兴的法律方法,它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法治理论的可能性,当然这种方法的应用也离不开价值衡量(利益衡量)、法律推理等传统法律方法的辅助作用。     

中国式加重犯未遂问题研究

主张区分加重构成与量刑规则,进而认为前者存在未遂而后者不存在未遂的观点,因与客观未遂论相冲突而不具有合理性。应该说,只要行为人主观上以侵害加重犯的保护法益为目标,客观上也对加重犯的保护法益形成了具体、现实、紧迫的危险,就应肯定加重犯未遂的成立。只要承认故意的结果加重犯概念,就难以否认结果加重犯未遂的成立;发生了加重结果而基本犯未遂的,成立结果加重犯未遂;“杀害被绑架人”以及“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等结合犯,有成立加重犯未遂的余地;行为人主观上以数额（特别）巨大的财物为盗窃、诈骗目标,客观上也已经对数额（特别）巨大的财物造成具体、现实、紧迫的危险的,成立数额加重犯未遂,适用加重法定刑,同时适用未遂犯从轻减轻处罚规定;数人企图轮奸而未得逞的,不成立“二人以上轮奸”未遂;应区分情节“严重”与“情节”严重,不能完全排除情节加重犯成立未遂的可能性。     

我国法律解释权的配置

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私家解释”到“官方解释”的过程,目前依法由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分享法律解释权。然而,此种法律解释权配置现状却存在法律依据欠缺合宪性与合法性、立法与司法解释倒置以及实践中司法解释混乱等一系列问题。据此,文章在分析了问题产生的根源后,提出应制定统一的法律解释法、明确赋予法院法律解释权及实现个案解释与统一解释并存等建议。     

董事还是董事会？——关于《公司法》第60条第3款之“董事”的解读

对<公司法>第60条第3款规定的"董事"应如何理解,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从解释学和法律适用等方面,指出该条中的"董事"应作个别董事解释,而不宜解释为"董事会".为使公司法对董事善管义务规定得更加科学和准确,文章进一步对<公司法>第60条第3款提出了修改的立法建议.     

“自然恢复为主”的规范内涵与法律实施机制

“自然恢复为主”是我国生态修复领域的指导思想与重要原则之一,指主要依靠自然的自我调节能力和自组织能力来恢复生态系统的健康状态。近年来,这一表述在各级政策、法规文件中被屡次提及,围绕相关要求衍生出的诸多释义与解读持续吸引多方关注。尽管“自然恢复”一词作为发轫于生态学界的专有名词已具备较为完善的科学内涵,但若对“自然恢复为主”同样基于自然科学视角进行同质化解构,恐将导致其难以为修复实践提供清晰、明确的法律指引。为进一步探究“自然恢复为主”的法律内涵,在梳理相关概念在规范性文件与生态科学领域的演变历程,对比其应用场景、本质要求及主要措施之后,重新阐释了“自然恢复为主”在规范层面的应有之义。在机制建构方面,“自然恢复为主”的法律实施须以法理层面的价值引导为前提,以自然恢复力之法律载体的确认与保护为重心,以制定规则化的适应性管理要求为保障,以实现社会-生态复合系统下的刚性约束为旨归。     

以客观解释论解读重婚罪

依据客观解释论,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理解“婚姻”,可以导出“合法性”不是婚姻的本质属性;以刑法的理念为指导解读“夫妻名义”,可以知道“夫妻名义”是婚姻实质的客观表述而不是口头的宣称;以刑法的目的导向洞察“重婚”,能够明白“重婚”的本质是二个或二个以上婚姻关系的并存与重合。     

刑事诉讼法文本中的“可以”

“可以”一词在《刑事诉讼法》使用多达133次，其功能主要用于表示对公安司法机关的授权。由于“可以”一词本身语义的模糊性，致使实践中对相关包含“可以”一词的法条文本在解释时发生争议，存在着对“可以”一词的“误解”与“误用”的情形。在公安司法机关掌握着法律解释权力的实践中，文本的解释为“权力”服务的倾向交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