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道德价值至上性及其对传统价值取向的影响

儒家认为，道德是人所固有的内在价值，具有至上性，主要表现为：人优越于其他物类在于有道德、道德价值高于生命价值、道德价值高于物质价值、道德价值高于力的价值等。儒家道德价值至上性对传统价值取向的影响：义利关系，重义轻利；著书立说，文以载道；立身行事，重名轻身；治国方略，重德轻法；研究路向，重道轻器。     

杜维明对当代儒家商业伦理的建构——一个精神人文主义的视角

杜维明针对儒家第三期发展,提出了"精神人文主义"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对儒家商业伦理进行了探索与建构。在杜维明看来,当代儒家商业伦理是儒家人文精神在21世纪商业社会的开显,是儒家对商业社会的反思,以及儒家核心价值同西方商业伦理的对话。精神人文主义"己群地天"四个面向,除具理论价值,也有实践意义。杜维明提出将精神人文主义作为建构当代儒家商业伦理的一种思路的设想,是希望儒家的人文精神能为当代商业社会的良性健康发展提供有益资源,能为人类的持久繁荣作出贡献。他的探索,为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开辟了新的空间。     

辜鸿铭论儒家道德文明

在近代西方文明话语霸权的背景下,辜鸿铭以道德与文明的关系为逻辑起点,提出文明的本质为“道德标准”的观点。在中西文明比较视域中,辜鸿铭认为西方现代文明缺乏一个高尚的道德根基,在19世纪商业主义的侵蚀下,西方自由主义文明已蜕化成一种“物质实利主义文明”;而儒家文明以“道德责任感”为道德根基,将道义置于利益之上,是一个有着合理道德根基的成熟的文明。辜鸿铭对儒家文明道德本质及其现代价值的阐发,对我们今天反思儒家道德文明的价值深具启发意义,但其文明观体现出道德本位主义倾向,是一种重德轻力、重义轻利、重精神轻物质的有失偏颇的文明观。     

儒家社群主义文化与“东亚经济模式”

儒家社群主义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仁爱”与“性善”为本质的个人观,以家庭(家族)为中心的群体观,群己合一、以群为重的群己观,“重德轻法”的治国观.儒家社群主义作为东亚地区传统文化体系的核心内容,表现出了明显的地区特质性,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观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巨大的差异,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东亚经济模式”的文化根基和思想基础.通过对“东亚经济模式”宏观层面的“政府主导”、微观层面的“宗法式企业制度”两个基本特征的历史考察,可以清晰地洞悉儒家社群主义的文化传统对“东亚经济模式”形成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现代性语境下群己观的重构?--以90后为视域

伴随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作为现代性最显著特征的个体主体性,在90后群体身上日益彰显出来,以整体主义为“底色”的传统群己观已面临危机。群己观受制于人们的生存境遇,其价值取向、理论形态及其合理性历来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在现代社会和现代精神的境遇下重构群己观,关键是摒弃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把契约精神引入群己关系,用法的形式明确群己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在坚持集体利益优先的前提下,为个体主体性的健康发展提供伦理辩护。     

佤族传统社会伦理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佤族是一个极为重视伦理道德培育的民族,在佤族人际伦理、群己伦理、族际伦理、国家伦理等伦理生态中蕴含着深厚的社会伦理精神。这些社会伦理精神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促进民族地区平安社会建设、提升边疆治理水平、促进平安中国和"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先秦儒家的富贵道义观与市场经济伦理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儒家是重义轻利的,并把某些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落后归结为儒家重义轻利思想的影响。其实,儒家思想虽有重义轻利的一面,也有肯定现世的功利主义和相信财富作为道德完美的一种普遍手段的价值观念,特别是在先秦儒家那里。本文从分析先秦儒家富贵道义观提出的时代背景和人性基础出发,对先秦儒家的富贵道义观进行初步分析,意在为我国市场经济伦理的确立提供传统资源。     

牟宗三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体认

对中华民族精神的阐发,是各个文化流派共同关注的课题,现代新儒家对此也非常关心.活跃在港台的当代新儒家,以传统儒学的"内圣外王"为架构,把民主、科学精神纳入其中以求"返本开新".牟宗三对此有独特的体认,他对重德精神与民主科学精神进行了诠释和阐发.     

司马迁经济伦理思想简论

司马迁经济伦理思想简论曹桂华（烟台市委党校）李理（中国人民大学学报）自汉代以来，在我国社会生活中，重义轻利、重农轻商的儒家经济伦理观，取得了支配地位并最终被确立为正统思想，成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行为规范。与此相对应的是，民间经济伦理、商业伦理则被视为...     

论毛泽东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继承与创新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继承与创新主要表现在:价值主体上对重群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价值取向上对重德和民本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价值标准上对重义轻利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价值实现途径上对自强奋斗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中国古代的生态环保思想与法律规定

中国古代至少在西周时就有关于生态环保方面的规定,秦汉时将这些规定以法律形式予以颁布。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我国西夏王朝亦制定了较为完备的涉及生态环保方面的法律。在生态环保思想上,儒家以“仁”为出发点,主张善待自然万物。宋时程朱理学的“天人合一”主张对于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发掘搜罗中国古代有关生态环保方面的法规定,探讨各家各阶段环保思想源流,对于我们今天的环保工作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古代德治基础的多维透视——基于社会学角度的分析

本文主要从以个体小农经济为特征的自然经济、以宗法等级制度为特征的组织结构、以封建官僚政治为特征的君主专制制度、以道德伦理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等角度 ,对中国古代德治存在的基础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指出 :特殊的背景赋予中性概念的德治以特殊的性质。在自然经济、宗法社会、封建君主专制、儒家伦理文化土壤中成长的古代德治不可避免地发生异化 ,最终落入君主一人专制的巢臼 ;当代德治与古代德治有着根本的不同     

儒家以仁义为本的荣辱观刍议

仁义是儒家荣辱观的核心、灵魂，建立在人性论基础上以仁义为本的儒家荣辱观既是以修身为本的伦理道德思想的起点，也是儒家以德治国伦理政治思想的基点。儒家荣辱观以追求成仁取义为价值取向，是以群体为本位，强调国家民族利益的至上性。儒家以仁义为本的荣辱观还体现在其以义取利的经济伦理思想中。弘扬儒家仁义为本的荣辱思想精华，引导人们注重政治、经济、各种社会生活的道德意识，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有现实积极意义。     

儒家伦理与海外华人经济的发展

本文对目前有关儒家伦理与海外华人经济发展关系探讨的主要观点进行了评述，进而深入分析了儒家伦理在海外华人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的具体条件，论述了儒家伦理能促进海外华人经济的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动力，其自身必须实现义利观的核心转换。海外华人经济的发展推进了古老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的融合。     

儒家伦理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阐述儒家伦理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首先要辨明作为传统文化的儒家伦理和作为文化传统的儒家伦理的不同意蕴。儒家伦理之于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具有根源性、民族性、母体性、前提性、不可回避性和勿庸置疑性人文知识资源的重要地位。在经济全球化语境下 ,儒家伦理既有作为反面教材的警示功能又有为现代化提供动力支持的根源性优势之精神动源作用。     

儒家“一体之仁”观的三个向度——基于生态伦理的追问

在价值论和存在论的向度内,儒家"一体之仁"观强调人与自然万物是统一的道德共同体,这一道德共同体具有统一的本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与主张将道德关怀从人扩展到自然界,建立包含调节人与自然关系道德规范的新型伦理学体系的现代环境伦理学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在儒家"一体之仁"观的意识论向度内,天地自然运行的法则与人事活动行为规范是合二为一的,仁不仅是人事活动的基本准则,也是天地运行的根本法则,这就决定儒家从调节人与自然关系与调节人与人关系相互关联的总体层面,来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儒家"一体之仁"观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具有宗教情怀的人类中心论.     

魏晋玄学的形成与发展

魏晋时期是玄学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玄学的发展 ,使老庄之学兴起 ,并与传统儒学争地位。自然与名教的冲突 ,不可避免地要从思想界反映到现实政治生活中来。魏晋玄学的本质 ,就是自然与名教的矛盾与统一。要在名教的范围内得自然之趣 ,并真正达到二者的合一 ,有一个长期而曲折的发展过程     

孝慈精神与现代家庭伦理的建构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富含“孝慈”精神，重视父慈子孝。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经历了痛苦的历史转型。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更是从政治上、制度上、经济上推动了新型家庭伦理的建设。文化大革命严重地冲击了传统家庭伦理，而改革开放后对经济因素的强调也同样在传统与现代家庭伦理之间形成碰撞与冲突。在今天的家庭伦理的建构中，传统的“孝慈”精神应当成为有益的思想资源，做出新的贡献。     

宋明理学与中华民族精神

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别具特色和风格的哲学思维形态。它被统治阶级奉为官方哲学,长达六七百年之久,支配着我国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思想的发展。由于它构建了一套严谨的极具思辨性的理论体系,把先前儒家所提出的伦理纲常上升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从而强化了爱国主义,反映了时代的共同价值取向,提升了中华民族对于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正是这些承担并体现了形成与发展中的中华民族精神,是锤炼和塑造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土壤。     

儒家民本观管理意义分析

管理涵容了伦理因素。本文认为儒家民本观包含了三个层次的含义：贵人贱神、贵民轻君、贵群体轻个体。通过分析这三个层次含义的具体内容，本文指出儒家民本观对我们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摆脱宿命论影响，认识员工的主体地位以及形成企业团队精神都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