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叙的诗学批评与明前期诗学风尚

周叙的诗学批评集中地体现于《诗学梯航》中,其主要内容为：以汉魏晋唐为宗的诗歌渊源论,主张师古与摹拟的诗歌创作论,辨体别格的诗歌师法路径,扬正抑变的诗歌历史发展观。考察周叙的诗学批评,有助于进一步把握明前期诗学风尚,以更为客观地看待明前期诗学在我国古典诗学发展链接中的重要作用。     

元兢《诗人秀句序》释论——兼论其诗学对初盛唐诗歌发展之意义

保存于《文镜秘府论》中的元兢的《诗人秀句序》是初唐时期一篇重要的诗学文献。在初唐诗坛重物色、尚绮错的时代背景之下,它以铨选历代秀句的方式,通过重新诠释谢朓的诗歌遗产,直接继承钟嵘和刘勰的诗学传统,重新强调诗歌要以“情绪”为先、“直置”为本,辅以“物色”和“绮错”等,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具有辩证而多元的特点,并与他的声病说有着深层的统一性,在唐代诗学与诗歌发展史上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有力地促进了唐代诗歌从初唐向盛唐的转变。     

论孔子诗学

无邪、兴、达是孔子诗学的三个基本范畴。孔子所谓"无邪"是对《诗》的情感本质的肯定,"兴"是对《诗》的文体和思维特征的认识,"达"则是对《诗》可通达天命的形而上性质的认识。"无邪"、"兴"、"达"三者构成孔子诗学的基本框架。孔子诗学是远古诗歌观念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现代转换"。     

《四库全书总目》诗学批评与王渔洋诗学

王渔洋诗学在《四库全书总目》诗学批评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集部中引述王渔洋之说多达二百余条,其许多诗学观点都与王渔洋诗学有密切的关系。《总目》第一次站在学术史和清代诗歌史的高度,对王渔洋诗学进行全面的总结,指出了其以“神韵”为核心的诗学理论诞生的历史必然和时代意义,分析了王渔洋诗歌的渊源所自、创作特征和末派流弊,并对王渔洋、赵执信的诗学论争进行了评述。分析《总目》诗学批评与王渔洋诗学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理解《总目》诗学批评与清代诗学思潮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李白诗学理论探析

李白将其诗歌主张、诗学观点贯穿于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本文以《李太白全集》及众家评论为基础,从李白的诗歌理想、诗歌渊源、诗歌美学、诗歌境界等方面入手,探究李白的诗学见解与主张以及在诗学批评中所具有的独特审美情趣。     

翻译的诗学批评

自亚里斯多德的《诗学》问世以来,中西文艺界乃至思想界对于诗学的探索绵恒久远。然而诗学的现代趣旨不是看诗歌如何表现美,更是看诗歌语言何以成为关。雅克布逊以降的形式主义诗学继承发展了亚里斯多德的诗学遗产,区分了日常语言与诗歌语言,还原了语言诗学功能,指出使得日常语言成为诗的是语言的陌生化表达方式,在很多场合下恰好是翻译实现了这一目标。翻译诗学同样关注语言的美学问题,形式主义诗学则为其重要理论来源。     

重估16世纪文艺复兴诗学中的亚里士多德《诗学》

考察16世纪文艺复兴诗学与亚里士多德《诗学》的真实关系，对于重新审视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欧洲诗学理论大多表面上强调复归亚氏《诗学》,其问题框架、术语范畴甚至一些显白说法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亚氏《诗学》,但实际上对亚氏《诗学》进行了误读式的重构。这种重构大体可归结为：以自然创造论取代行为摹仿论；以双重目的论取代目的等级论；以道德感化论和生存感觉论取代灵魂净化论；以形式整一论和情节丰富论取代行动统一论；以诗歌至上论取代诗歌哲性论。以此方式，16世纪文艺复兴诗学背离了古典诗学，开始走向现代诗学。     

中日文学的交融与诗学因缘

中日两国诗学有着特殊的血缘关系。日本诗歌在奈良时期受中国诗学及唐代诗歌影响草创发端,以《古事 记》、《怀风藻》和《万叶集》等为代表的日本古代书面文学均有受中国古代诗歌影响的明显痕迹。这些诗文集大约产生于 公元8世纪左右,当时正值中国唐代诗歌的繁荣时期,也是中日文化交往的鼎盛时期,很多日本学问僧来中国旅居学习, 并将唐宋诗引入日本,从而促进了日本诗学的形成与发展。     

论巴蜀学者刘咸炘的诗学思想

刘咸炘是清末民初重要巴蜀学者之一,他的学术研究涉及经学、文学、史学、子学等方面。其诗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诗系》一文中。《诗系》梳理了诗歌批评理论的发展轨迹,论述了清代诗歌批评家的利弊以及唐以后诗歌衰败的缘由。通过这一系列问题的阐述,刘咸炘提出了自己的诗歌批评理论,即通过推源溯流法来探讨诗人风格的渊源和流派。从中可以看出刘咸炘的诗学思想是在"诗言志"的传统诗学基础上,倡导学习《风》系诗歌的创作手法,重视诗歌词、义、情三者的统一。     

论巴蜀学者刘咸的诗学思想

刘咸是清末民初重要巴蜀学者之一,他的学术研究涉及经学、文学、史学、子学等方面.其诗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诗系》一文中.《诗系》梳理了诗歌批评理论的发展轨迹,论述了清代诗歌批评家的利弊以及唐以后诗歌衰败的缘由.通过这一系列问题的阐述,刘咸提出了自己的诗歌批评理论,即通过推源溯流法来探讨诗人风格的渊源和流派.从中可以看出刘咸的诗学思想是在"诗言志"的传统诗学基础上,倡导学习《风》系诗歌的创作手法,重视诗歌词、义、情三者的统一.     

华兹华斯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学

华兹华斯及其诗歌在近代以来的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20世纪上半叶的史实进行清理,进一步以由其译介所引发的中国诗人创作实绩为考察对象,将探讨的焦点置于诗语、诗情、想象与自然观之上,一一检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学如何从最初的仿效、移植到批判、创造性转化的发展历程,重点发掘它们二者关系背后所指涉的多面向度,对于当今诗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从姜夔《白石道人说诗》的美学内涵看其词创作的理想境界及兼论其词风

姜夔作为南宋词史上的大家,词风清劲空旷,“幽韵冷香,令人挹之无尽”。其关于诗歌创作的理论著作《白石道人说诗》既是南宋诗话的经典,也可作为研究他创作词时的理论指导和追求的理想境界,这对于探讨他的词风是很有意义的。     

《孔子诗论》与《说苑》中“引诗”之比较

刘向《说苑》中“引诗”61首,有13首诗与《孔子诗论》相同,其它48首诗篇皆不见于《孔子诗论》。对13首诗进行比较的结论是：二者在解诗方法上截然不同,《说苑》“引诗”没有受《孔子诗论》影响。     

当代诗歌的“钢铁诗学”--读龚学敏的《钢的城》

在这个钢筋铁骨的时代,龚学敏的第六本个人诗集《钢的城》其突出的特点在于对“钢铁”的诗性规划,并由此呈现了当代诗歌“钢铁诗学”,具有特别的意义。他从中国钢铁的源头展开的“钢铁之诗”,回到了“钢铁本身”,彰显出钢铁的柔性、温暖性、抒情性的一面。同时,在回到“钢铁本身”的“钢铁诗学”中,还张扬出一种浓烈的科技意识和理性精神,这为当代诗歌如何注入理性精神、科技意识的“新的抒情”走向,提供了一种新的诗学可能。     

历史诗学：一束绽放于历史领域的文学批评之花——兼论“历史诗学”与“文化诗学”之不同

海登·怀特对历史文本进行文学式解读，其历史研究是一种基于历史文本的文学批评实践。海登·怀特关于故事解释的模式是诸如原型批评、社会学和意识形态、新批评等多种文学批评理论的移植；话语转移理论则是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因而，尽管都被称为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是对历史进行文学、文化批评的历史诗学，而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则是对文学进行文化研究的文化诗学。     

辨析典故 考镜来历——吴曾对江西诗学的态度

吴曾对江西诗学的态度,主要体现在对诗中典故的辨析和诗句来历的考镜上,可补《山谷诗集注》之不足,对我们正确解读黄庭坚、陈师道诗歌亦不无裨益。不仅体现了他渊博的学识,也间接反映了他对江西诗学＂以才学为诗＂的肯定。通过《能改斋漫录》对江西诗学有关诗学活动的转录,还可看出吴曾对黄庭坚风趣性格、某些作品流传影响的揭示。     

从《国朝松陵诗征》看袁景辂的诗学观

《国朝松陵诗征》集中体现了袁景辂的诗学观。重诗意的创新和个性化,打破唐宋门户之争的偏见,主学问修养,倡比兴寄托,要求风格多样化,作品自然本色。其整个诗论继承了其师沈德潜的诗论精义和优点,固然有“格调说”的影子,但对其消极和保守也有所突破和超越。其论诗内容丰富,于后人评诗作诗颇有裨益。     

雅与俗:船山诗学的美学观念

船山诗学标志着中国古典诗学进入总结期。本文试图以船山诗学中的雅俗观为切入点来探讨其美学观念。全文主要整合船山雅俗观的理论根据,概括其理论内涵,并最终认为,雅与俗是中国古典诗学审美的思维方式,船山的雅俗观也是船山本人对儒家思想和儒家美学进行“补天”的重要思想。     

心慕“神韵派” 诗多“杜陵篇”——论启蒙思想家郑观应的诗艺与诗观

郑观应的诗作多为"直记其事"的"杜陵篇",而非意在言外的神韵诗;郑观应的以书写"诗史"自命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与他熟稔于心的"神韵派"诗论存在多重差异与对立,这种对立并不意味着郑观应在诗学观上的自相矛盾,只是凸显了艺术理想与现实需要的差距。郑观应深知自己的诸多救世诗难称大雅之作,但出于"救国苦心",他还是要以诗的形式"大声疾呼",以达到启蒙醒世的功利目的。这正是少学老庄、"不愿封侯愿学仙"的郑观应的无奈,也是他的伟大之处。他本可自度,却不满足于自度,他还要救世度人;他本可唯美,却不甘于唯美,他还要以诗劝世。这种情况可以称之为救亡压倒了审美。也就是说,郑观应出于"为人生"的目的,而在一定程度上搁置了他的诗学理想,其仁心侠义,足当诗侠之誉。     

再论杜甫时政诗的创作必须——由杨义“悟后解诗”法说起

杨义先生的《李杜诗学》以“悟后解诗”法分析杜甫时政诗之一《赠花卿》,认为它在政治层面“并无所指”,并对传统的解杜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杜诗所谓的意在言外其实是“过分牵系儒家经义”。然而从《赠花卿》创作的时代背景如时间、地点等方面入手,同时对诗歌本身进行感情层面的推敲,杨义先生的观点并不能令人信服。此外,杜甫的入世心态、唐代“以诗鉴治”的政治需求决定了杜甫以时政入诗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唐诗以“含蓄”为美的传统又决定了此类诗歌传达主旨时的隐蔽性,因而杜诗是否“意在言外”,有待与杨义先生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