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中期的理学思潮与辞赋创作

南宋中期,理学对辞赋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当时辞赋从题材立意到结构行文,从思想内容到审美好尚,都烙有深刻的理学印记。这些影响不仅是文人们的刻意为之,更是理学营造了一个以其话语为基调的文化环境,几乎每个文人都在潜移默化中为其沾丐浸润。在科举方面,理学通过律赋和策论等文体创作,在思想和文辞方面对读书人施与深入的影响;理学的发展,营造了一个以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氛围,直接作用于人们的思考习惯和为文风格,从而影响到辞赋的发展;理学家身体力行的创作,也对辞赋的发展起到了导向的作用。     

朱熹辞赋通论

朱熹辞赋通论是对他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的贯通性讨论,研究的文本对象有《楚辞集注》、他关于辞赋的论述以及《白鹿洞赋》等辞赋作品。朱熹辞赋内在地存在理学的本体、以《诗》诠赋的方法和尊崇骚赋的价值观等贯串其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的共性特质。理学的本体是一以贯之的主线;以《诗》诠赋是楚辞解释的新境界,但却仅是一种方法论,因为他依然视辞赋为"文"而没有将其当作诗歌;基于规讽之旨和平易之文主张,他尊崇骚赋而贬抑汉大赋、俳赋、律赋、文赋等,是为其辞赋价值论。集哲学家、辞赋理论家和辞赋作家于一身,是导致贯串朱熹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三大共性特质的内因,也是其积极意义和局限性的根源所在。     

论北宋中期辞赋的特征

北宋中期的辞赋创作表现出明显的新旧丕变之迹,呈现出许多引人注目的特征。一、晏殊、夏竦以及二宋的辞赋表现了太平气象的流风余韵,继承了真宗以来的辞赋传统。二、随着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辞赋参与政治的功能受到重视。三、辞赋抒情功能得到加强。擅长抒情的骚体兴起,文人的淑世情怀得到充分的表现。四、学术思想与辞赋创作紧密结合。五、辞赋创作表现出集大成意识。     

民国时期文教报刊中的师生赋作

报刊成为民国时期辞赋创作活动的重要载体,反映了赋在文学现代化语境下的自我调适和变革。其中,民国时期文教报刊中的师生赋作,较大程度地保留了传统赋体的抒写题材与体式特征,彰显了新式文学教育背景下民国师生扎实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展现了他们别具时代特色的家国情怀与生活意趣,是古典辞赋在近代的余响。从传承流变角度梳理民国时期文教报刊中的师生赋作概貌,展示出特定时代的创作特征。     

南宋辞赋概论

南宋辞赋,作为辞赋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受其时代特征、社会思潮、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沉潜内敛心理特征的影响;释、道、理学思想的影响;题材的选择、构思方面的影响。南宋辞赋创作风格上多表现为情感的细腻、深婉,理趣的悠长以及构思的新颖奇巧。     

典范的意义——朱熹的辞赋创作

朱熹作为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所形成的理学派别,因把"理"或"天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理"是形而上学之"道",是宇宙的本源),在后世被人们称为"道学派"。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主要在南宋孝宗乾、淳年间,其在理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辞赋创作,无论是书院类辞赋还是世俗类辞赋,理学思想始终都是统摄其作品的主线,但其赋作并没因此陷入单纯说理的困境,相反在其辞赋中朱熹把文道关系结合得恰如其分,形成了醇厚典雅,雍容不迫,寓理于景的文风,他的辞赋作品也因此被同时代或后代人视为骚体赋作的楷模,具有了典范的意义。     

南宋后期辞赋创作探微

南宋后期辞赋的风貌是较为独特的。宋代理学通过改造文人的知识结构、认识世界思考人生的方式而深刻影响着当时的辞赋创作。在缺乏崇高诉求的环境下,宗教情怀在文人的精神世界中得以显现,并在辞赋当中反映出来。政治混乱,乡居生活是文人心灵栖居的最后归属,描写乡居的辞赋越来越反映出它的本真之美,而非过去那种作为忘世的媒介存在于文学中。在末世气氛笼罩下,辞赋担当起抒发乱世之音、亡国之音的职责,映射着人们对国家与未来的愤激、无奈和彷徨。国势萎靡不振,理学的治国理想是厚人伦淳风俗,辞赋创作因此表现出重征实、重人文的倾向。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从古代辞赋考察中华文化的养生思想

"养怡"作为古代养生思想的核心,可理解为培养自然平和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也以理解为向着修炼成超越物欲之累的怡然之境迈进。在医学和思想文献中,其表述偏于简括和玄虚,而在辞赋中则十分丰富、生动,尤其在如何才能怡然平和血气畅达方面,辞赋中表现颇多。曹操所说的"养怡"体现了道教的存思与导引等道教修炼方法,追求立功立德与求仙的统一。"养怡"作为颐养情志、关乎心灵超越的成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后人的辞赋创作中,形成了调节心态,超越世俗烦恼,以接近天理的自然之性养生的理念。在道教的发展过程中为善长生没有与其修炼理论融会的思想在理学那里最终得到完善和完成。宋代的许多辞赋展示了理学养气修炼与养生的情境,使"养怡"最终归之于厚德载物普济苍生的境界,达到了对医学中已有养生观念的消解和升华,成为古代养生理论的有力阐发和补充。     

论南宋中期辞赋骋才使气的创作倾向

随着秦桧的去世,专制恐怖的文化环境开始松动,压抑已久的爱国热情开始苏醒。孝宗即位后的种种举措更促进了爱国热情的高涨。在这种激昂向上的社会氛围中,一种以自信为核心、以露才扬己、悲壮豪放为情感基调的士人风貌和文学风尚成了士风文风的主调。这个时期的辞赋总的倾向是感情饱满、个性张扬、恃才骋气。文人们喜欢通过辞赋来宣泄富于张力的情感、独拔流俗的思想、傲岸不群的人格。辞赋的这种倾向具体表现为激昂慷慨的情绪得到充分释放、个人的胸襟才华得到充分张扬、入世情怀得到充分展现等几个方面。     

情深文明的诗人之赋——论薛季宣的辞赋创作

薛季宣的辞赋创作显示了当时理学对文学的宽容和对文学精神进行改造的努力。他的赋,具有浓郁情思和壮大气势,具有饱满的济世热情和追求文道统一的愿望;他的赋涉笔成趣,有极强的娱乐性,充分发挥了辞赋滑稽诙谐的传统;他的赋纵横捭阖,充分展示了其渊雅的学识和驾驭辞章的能力。他的赋虽然也多是道德之文,但是由于文学性比较强,从而淡化了、遮蔽了其中的宣道的成分,他因此也表现出一个赋家应有的特质,这是他和其他理学辞赋家所不同的地方。他的赋情深而文明,其内容的端方严正和辞藻的华丽切合"丽以则"的"诗人之赋"。     

济大学者论点摘编

刘培在《论北宋后期辞赋的特征》中指出:北宋后期,文人的济世热情消褪,遗世之情转笃,辞赋成为文人们深入探索人生问题的重要载体。北宋后期,许多文士在党争中饱尝颠沛流离之苦,在党同伐异的意气之争中耗尽了生命激情,忧勤国事的进取之心转向深沉。他们用赋或抒发宦海沉浮的感慨,或排遣穷居野处的苦闷,始终伴随着忧世不治的无奈。读书穷理成为文人们摆脱现实烦恼的重要途径。当时的辞赋在平淡之中蕴涵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北宋后期的辞赋创作还呈现出歌功颂德、润色鸿业的趋向。面对元以后王朝的衰败气象,特别是徽宗后期的亡国之兆,文人们起而…     

论张栻的辞赋创作

张拭是理学中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其理学思想以明确“义利之辩”为先,重人伦,强调践履功夫。《南轩集》收辞赋作品6篇：《公安竹林祠迎神乐章》、《故安人常氏哀词》、《后杞菊赋》、《风雩亭词》、《遂初堂赋》、《谒陶唐帝庙词》。这些辞赋作品在主题方面有着共同的特征。即：传达对理学观念的文学阐释;其艺术风格是以理节情,崇尚议论。     

论唐代辞赋的小说化

本文探讨了唐代小说对辞赋创作的影响,认为在小说的影响下,唐代辞赋,特别是律赋在题材方面有所开拓,出现了传奇、志怪、神话的内容.在表达手法上,借鉴小说的叙述技巧,使辞赋创作在原有的描写、抒情之外.又有了成熟的叙述手段,而原本比较滞后的形象刻画与环境描写此时也得到了重视,这些都促进了辞赋创作的重大发展.     

理学对南宋后期辞赋审美风范的规范与重塑

理学确立了一种新的审美理想,它给古代文人崇尚的出世之趣注入了匡时济俗的内涵,塑造了一种醇和淡雅的情调,南宋后期的辞赋,则深受这种审美理想的影响,展示了一幅幅恬静温馨的社会图画.道德至上的理学思想排斥调笑和谐趣,这使得辞赋固有的娱乐精神被排斥,辞赋趋向于严正庄肃的情感基调.场屋诗赋格法,古文评点,为读书人提供了一整套科考为文的规范.因此辞赋行文趋于拘谨,气势内敛,表现出整饬规矩的辞章特色.南宋后期,是辞赋转变的一个关键时期,是辞赋行文上趋于古文、审美情感上趋于理学道德观的一个转变时期.     

元好问辞赋原论

元好问早年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曾经创作过辞赋作品。但受其老师及其人生经历的影响,他后来较少创作辞赋而以诗歌散文为主。元好问现存的四篇辞赋均创作于他四十岁之前,他论赋主张温柔敦厚,他的辞赋创作也体现出复合性的美学特征,他的辞赋说理的特色受到了宋赋的影响。     

论《诗》学与两汉辞赋观的发展－经学与文学关系之考察

两汉辞赋的创作与批评是一种文学性的活动 ,但在两汉经学极盛的大背景下 ,辞赋的创作与批评没有超然于经学这种时代发展的主流思潮之外。两汉辞赋的创作及批评与经学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以《诗》评《骚》、据《诗》论赋以及辞赋作品的采《诗》用《诗》中。这充分体现了两汉时期经学文学化与文学经学化的互动特征     

论司马迁对中国楚辞学和中国赋学研究的贡献

司马迁在《史记》中最早为楚辞作家屈原和西汉初年赋家贾谊、司马相如立传,记载了他们的生平事迹和创作经过,记载了早期文学集团的活动,并大量载录辞赋作品,为保存辞赋文献、保存辞赋研究资料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司马迁还发表了最早的辞赋评论,他认为辞、赋无别,汉赋直承楚辞而来;他十分强调并高度肯定辞赋的讽谏功能和抒情特征,批评汉赋的夸张虚构与华丽辞藻,并最早对具体辞赋作品作出评点与解析。无论是文献资料的保存与清理还是辞赋理论的探索和建构,司马迁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其垂范后人,功不可没。司马迁理所当然是中国楚辞学和中国赋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论辞赋是建安文学创作的主流

学术界普遍认为 ,到了建安时期 ,诗歌已经取代辞赋 ,成为文人创作所采用的主要文体。本文从文体发展的一般规律 ,建安文人对诗歌与辞赋的不同态度以及当时文学的创作实际三方面出发 ,对这一定论予以重新考察 ,认为建安诗歌的成就虽然超过辞赋 ,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亦非辞赋能及 ,但它还是无法动摇辞赋在建安文学创作中的主流地位     

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题材的情感模式及文体特征

汉末魏晋辞赋"人神相恋"的同题之作,大都表现出丽色-爱悦-自持-分离-怅惘的情感模式,反映了人神邂逅之际或人神爱慕之时,一种来自生命本能的爱悦与内心礼防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一冲突下不得不分离的怅惘.这种脱却外在政治寓意与伦理道德的情感主题,在志怪小说中因"志怪"的外衣而得到更加真实的再现.这一时期的辞赋作家将辞赋虚构的文体特征与创作主体第一人称叙述模式相结合,利用赋体的铺陈功能以及颂与讽的表达效果与模式,让辞赋适时地承担了这种情感主题的表达.随着南朝诗坛声色大开、宫体诗兴盛改变着人们对女性的审美态度,此类辞赋创作在南朝逐渐衰弱.     

深厚淳质,植意卓绝——论杨万里的辞赋创作

杨万里辞赋所展现的仁者情怀是以“诚”为基础的,不欺心是他的立身圭臬,也是他为文的准则.他的辞赋对情景情理的深入展现体现了他对“理”的境界的体会.在他看来,自己的心灵是天理的反光明镜,其赋中的情景描写所呈现的是天理的光辉.其深邃的哲思,体现着万事万物所蕴舍的理.可以说,在杨万里的辞赋创作中,理学的格物致知与文学的形象思维是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