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灵与泰斗：梁启超史学研究述略

梁启超一生用力最勤、贡献最大的是史学。其史学研究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1．受进化论观念影响的初期;2．创作《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并对旧史学进行全面解剖的成熟期;3．重在开拓史学研究方法的总结期。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产生于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他提出的历史研究法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大胆地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手段。梁启超的史学实践内容广泛,几乎涉及了史学理论和史书撰写的各个方面,且在每一个领域都有影响深远的成果。粱启超的史学研究特点鲜明：气象宏阔、重视历史整体、重视史学研究的量化、重视科际整合的特点等,可谓不折不扣的“大历史观”。粱启超善于新旧史学比较、中西史学比较,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当时极具进步意义和参考价值。他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家严谨治学的精神,在史学界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学风,真正做到把“存真”贯穿于史学研究方法上,展示“客观史学”之大旨。梁启超史学研究有着中西史学交汇的背景,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与传承性。     

贡献与缺憾：梁启超史学思想再审视——中国近现代史97、98级博士生与导师笔谈录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是中肯而全面的,他并未彻底否定传统史学,而是努力从传统史学体系中汲取合理内核;在对传统史学的激烈批判和对西方史学的热情介绍基础上,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主张,倡导“新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其中的局限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近代史学的缺憾;梁启超将进化论引入史学并重新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深刻体现了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而这一切又与近代中国思想演进的大势浑然一体;梁启超史学思想具有多元性,其中既有唯物因素,也夹有唯心因素,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试析梁启超历史人物传记写作的困境——以《管子传》为例

作为20世纪“新史学”首倡者,梁启超在其历史传记人物作品《管子传》中,多次出现与个人史学主张格不合之处。尤其是他在处理营造时势与改塑英雄关系时所表现出的两难困境,颇为鲜明地折射出当时“新史学”理论在宣传与实践之间的距离。     

关于中国社会生活史的体系问题

中国社会生活史一般被视为中国社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缺乏对其内容体系进行理论探讨。实际上,中国社会生活史与中国社会史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作为研究中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各种生活现象及其价值观念发展变化的一门学科,其体系主要应包括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社会群体及其行为特征、家庭生活及衣食住行变迁、社会教育与社会交往、生活的态度与价值观念等五个方面的内容。无论是从社会实践还是从史学理论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生活史都应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受到重视。     

不强诗歌作附庸──《饮冰室诗话》诗学观念初探

梁启超继承中华民族诗学传统，把诗歌的社会功能归结为陶冶精神、培养文化人格，对题材没有苛求，与“写中心”的观念有天渊之别。梁启超主张“诗界革命”“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实际是主张发扬中国传统风格的优势，而在精神方面要有个追上时代的发展、梁启超肯定黄遵宪在诗界革命中的成就，并非说黄氏已完成了“诗界革命”。要真正了解梁启超诗学观念，就要从不强诗歌作附庸开始。     

略论谯周的古史研究

谯周是三国时期的史学大家,他的古史研究超越了时代的局限,为当时的史学透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他不主张社会倒退的古史观,具有“圣王不同姓、天命不常在”的疑古精神,以及以剔除史学中的神秘与虚妄的理性考史,这些主张和行为是史学独立意识的自觉,卓然独立于同时代史家的。     

梁启超“合群之学”与“群学之用”社会学思想探微

梁启超的社会学思想继承了康有为、严复的“群”的概念,其“群学”思想不仅仅着眼于学术,更在于将合群与物竞天择相联系为他的政治变革理想做铺垫.在怀着解决社会问题、探寻民族发展道路的学术实践背景下,他在“合群之学”的基础上,以“群学之用”的实践将历史学与社会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吸纳社会学理论,推动了史学的社会学研究转向.     

梁启超"科学史学"观的形成及其反思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首倡者。在中西文化冲撞与融会的近代社会,中国传统史学在"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梁启超"科学史学"观的形成是其起点,而他对史学"科学化"的反思,正是中国史学在科学化进程中的理性思考。     

梁启超——近代资产阶级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首倡者

一梁启超,这位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也是一位在当时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研究的视野广涉古今中外的新学旧史,著述的笔端驰骋于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对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文学、法律、道德和宗教等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和涉猎。在经济科学方面,梁启超一方面研究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另一方面也极重视研究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遗产,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一整套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和经济主张。因此,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主要代表之一,梁启超不仅在中     

20世纪初“新史学”的产生及其演变

中国20世纪初“新史学”是在不断加深的社会危机中应运而生的,梁启超开风气之先。其产生的学术原因是史学自身的发展和外国史学的影响。以进化史观为中心的近代史学观念和对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重要范畴的初步探讨,则标志着“新史学”的发展。梁启超与何炳松的“新史学”之间有许多极其相似之处,联系密切,甚至一脉相承。     

岑家梧艺术社会学研究对中国艺术史学的贡献

岑家梧运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以人类学、考古学、文献学等方面的资料对图腾艺术、史前艺术和中国古代美术进行研究并取得了相当成就,是运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对于艺术和艺术史展开研究的先行者。岑家梧在艺术史研究中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将社会学观点和方法应用于艺术和艺术史研究,将艺术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加以考察和研究。在艺术起源的问题上,他指出艺术产生的本质在于其特定的社会意义。在艺术的本质问题上,他反对艺术与社会人生无关的说法,认为应从社会生活来考察艺术的本质。他认为艺术社会学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艺术的起源问题;艺术的本质问题;艺术的进化问题;艺术进化的阶段问题;艺术天才问题。他对于艺术和艺术史展开的研究,在中国艺术史研究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有着独特而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钱坫金石学研究述要

钱坫是活跃在乾嘉金石圈的一位重要学者。他一生阅览金石无数，学术积累丰厚，结合考据学盛行的时代风气，对金石学有深刻的理论思考。钱坫主张摒弃前代溺于鉴赏把玩的金石研究习气，掘发金石学服务于经史研究的学术传统，致力于考辨文字源流，证验古代经济社会制度、区域地理沿革等切于实用的学术研究。钱坫的金石学研究方法反映出乾嘉小学的发展水平与理念追求，囿于时代情形，得失互见，具有学科发展的阶段性典型特征。     

论反智主义视阈下的孔子悲剧命运

孔子这位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创立儒家学派并且四处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是终不得志，只能郁郁而终，其命运可谓充满了悲剧的色彩。在春秋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反智主义日趋盛行，孔子及其所保存和推行的旧有的政治思想不能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变革的需要。而此时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反智主义思潮迅速蔓延并且对以前的“王官之学”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孔子学继尧舜，道承文武，其相对保守的思想及政治主张在反智主义日趋盛行，现实功利色彩渐浓的社会现实中就无足轻重。而这一点正是其悲剧命运的一个重要原因。     

斯宾塞教育思想论

斯宾塞是近代科学教育发展史上的杰出代表,他提倡科学教育,反对古典主义教育,认为科学技术对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促进作用,以及教育对科技振兴、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但他反对国立学校制度,提倡个人主义、放任主义,反对普及工人教育的主张以及坚持不可知论、庸俗社会进化论的哲学思想又是应该批判的.客观分析斯宾塞的教育思想,对于指导我们正确认识教育、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极具现实意义.     

“褒崇”牌坊后的生命叹息——梁焯研究

梁焯是明代成化至嘉靖时期佛山人，官至兵部职方司员外郎。作为南海士大夫集团成员之一。对佛山的宗族、政治和经济影响较为深远。他始终追随王阳明．崇尚理学．有不少佛山弟子。在思想史方面，梁焯对佛山的影响不可小觑。但梁焯研究进展缓慢．而且还存在不少误区。笔者希望通过家谱族谱和各种相关史料整理、考证、分析和研究．使人们能够加深对这位佛山著名历史人物的了解。梁焯的从政经历．特别是他在理学上的见解，文献资料中的记载都比较简略，需要更多的人去发掘研究。     

当代人作当代史:梁名超史学理论构建的现代意义

当代人作当代史是梁启超史学理论建构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之所以倡导当代人作当代史出于两方面的学术关怀一是追求信史的理念.以当代人之优势把亲闻所见记录下来,有利于史料的丰厚储存.二是史学经世的意识.从历史书写的角度来看,以当代为主,着重研究具有现实性的问题,能更好地发挥史学的效用.今天看来,他的理论与实践仍具久远的魅力,对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有着巨大的启发意义.     

罗庸《中国文学史导论》研究

罗庸从1932年至1950年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教授中国文学史,有20年的历史。他与胡适、傅斯年一起把当时陆侃如、冯沅君研究中国文学思潮变迁的阶段推进到文体发生、演化的研究阶段。进而罗庸又在《中国文学史导论》中,提出从中国文化史研究中国文学史,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来预见文学发展的未来,并论述了中国文学史的"宗趣论"、"方法论"、"史料论"等,使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系统理论。     

改良与革命两难间：梁启超参悟近代史发展规律——兼评自近代以来的改良与革命之争

近代社会客观地本能地同时存在两种需要、两种发展趋向,即改良与革命,它们是交织在一起是可以统一的.梁启超在改良与革命之间反复,已经隐约感悟到上述的两种需要;但他更偏重于改良,对两种历史需要的理解有失偏颇.民初他主张在共和制下实行开明专制,无意间,已经找到了中国近代史两种需要的统一方式:先革命,在先进国体的外壳下,进行改良,实行符合社会历史条件的制度.在改良与革命的两难之间,梁启超已隐约参悟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     

北宋儒学背景下沈括的科学研究

沈括是北宋乃至整个古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当我们从文化的角度审视这位科学家的时候,发现他还是一位儒家学者。他推崇儒学,研习儒家经典,养浩然之气,行君子之道,穷理尽性,以民为本;他对自然界的事物及其变化具有浓厚的兴趣和爱好;北宋儒学的济世精神、博学精神、怀疑精神和求理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科学研究,以致于他的科学研究明显带有北宋儒学的特征。     

论侯外庐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贡献

侯外庐运用唯物史观清理发掘清代学术史中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卓然成一家之言。他研究清代学术史是为了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写出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表现出对现实的深深关注。他始终以社会史研究作为学术史研究的基础,把社会经济视为解释、理解学术思想现象的基本立足点。他从明清之际社会大变动及思想剧变的历史关节点入手,探索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他运用跨学科等多种方法研究清代学术史,为我们树立起“实事求是”与“学贵自得”的一代优良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