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氏兄弟的早期翻译

1909年《域外小说集》的出版是周氏兄弟在晚清最重要的文学活动。在《域外小说集》中,周氏兄弟审慎地选择了代表唯美主义、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世纪之交文艺思潮的小说作品,来践行以文艺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目标。《域外小说集》能够在1909年出版,与周氏兄弟之前较长一段时间里在翻译领域的摸索和准备是分不开的。周氏兄弟的早期翻译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03—1906年是裹挟在晚清译介潮流中的摸索阶段。在晚清译界登场以后,周氏兄弟大致选择了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进行翻译。1906—1908年是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的酝酿阶段。在合作翻译《红星佚史》的过程中,他们提出了"文以移情"的翻译理念。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此时他们开始关注俄国文学。周氏兄弟最早关注并认真译介的弱小民族文学是匈牙利文学。     

章太炎对周氏兄弟早期文学翻译之影响——以《域外小说集》为例

东京留学期间,周氏兄弟曾师从章太炎,并深受其思想的影响。章太炎的"文学复古"思想,不仅拓宽了周氏兄弟的文学视野,而且影响了他们的早期文学翻译风格和翻译方法的形成,这种影响在《域外小说集》中体现得最为明显。鲁迅在早期的文学翻译中追求文风古朴,周作人崇尚"名从主人",周氏兄弟的文学翻译成就在一定程度上与章太炎的影响密不可分。     

周作人译《戚施》与《塞外》的底本考证

周树人、周作人兄弟最早接触俄国作家契诃夫,是在日本留学时期。彼时日本译者翻译的契诃夫小说,大多是根据英国译者罗伯特·朗的翻译集《黑衣僧及其他的故事》转译的。通过文本对比和史料佐证,可以确认收录于《域外小说集》第1册的周作人译《戚施》《塞外》的底本也来自于罗伯特·朗的英译本《黑衣僧及其他的故事》,该翻译集是周氏兄弟留日时期阅读契诃夫的一部重要资料。而周氏兄弟选择《戚施》和《塞外》的原因,就在于《戚施》反映了俄国社会等级森严的状况、《塞外》描述了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二者均呈现出《域外小说集》所选小说“结构缜密、情思幽眇”的文学特征。     

略论鲁迅的翻译理论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同时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在那风雨如磐、鹰犬四伏的岁月,他非常热情地翻译并介绍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文学及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他曾译过果戈理的《死魂灵》,法捷耶夫的《毁灭》,《爱罗先珂童话集》,及普列汉诺夫的早期著作《艺术论》等大量作品;创办《译文》杂志,翻译并印行了两本《城外小说集》。他的译作达三百万字之多。鲁迅怀着普罗米修斯“偷火给人类”的目的,通过翻译来唤醒和激发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同时,鲁迅认为中国文学如果“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已来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鲁迅早期译介活动评析

鲁迅早期的译介活动,明显受到了中国近代翻译生态环境的影响,是他在当时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下做出的适应性选择;《域外小说集》虽遭到了＂事后追惩＂,但也有其积极的历史意义,体现了鲁迅的前瞻性眼光。     

缺席与在场之间：周氏兄弟介入《新青年》考论

考察鲁迅、周作人与《新青年》杂志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二者在同人团体中的位置介乎缺席与在场之间。根据史料显示,周氏兄弟并非处在轮值编辑之列,而是自居于"客师"的地位扮演具体执行者的角色,他们既要配合杂志文化革新的总体要求,又与作为权威的话语中心保持着相对疏离的态度,对思想启蒙持有自身独特的看法。正是这种若即若离的文化站位使得周氏兄弟能够后来居上,从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两个方向共同合力奠定了《新青年》"立人"的文学传统,进而引领了"人的文学"的思想潮流。从另一层面来说,《新青年》也为周氏兄弟提供了介入现实的文化空间,其作为现代出版物的媒介属性影响了二者五四时期的文体选择。周氏兄弟与《新青年》的双向互动,是作者与现代报刊互相成就的典型案例。     

致力交流 严于解剖——读鲁迅先生晚年致外国人士的书信

鲁迅一生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而到晚年、这种愿望尤为强烈。今天重温鲁迅先生晚年致外国人士的书信,可以想见当年鲁迅先生呕心沥血、效力交流形象,学习鲁迅先生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真诚态度、坦荡胸怀和严于解剖的精神,这对今天加强中外文化交流是很有裨益的。 1932年1月16日,鲁迅在致日本中国文学研究家增田涉的信中,回顾了青年时代翻译外国小说的动机、经过和结果:“《域外小说集》发行于一九○七年或一九○八年,我与周作人还在日本东京。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     

“显示灵魂的深”——浅论鲁迅与显克微支早期短篇小说

鲁迅在回忆他的早期的创作时,曾说:“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里(N·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 KieWitz)。”(《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九○九年鲁迅编辑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中即收了显克微支的四个短篇小说,鲁迅尤其欣赏显克微支的《炭画》,也曾经想翻译显克微支的《火与剑》或《农     

《呐喊》的叙事视角类型及其话语表达模式的翻译

《呐喊》小说集是鲁迅问鼎文坛的一部力作,也是中国现代小说创立的基石和成熟的标志。以往对鲁迅作品的研究偏重于对其思想性、革命性和社会性的分析,对其艺术形式的探讨、特别是对其小说中多种叙事视角的应用及转换的研究重视不够。从叙事学的角度切入,主要分析鲁迅小说集《呐喊》中叙事视角的三种类型及其转换,以展现其对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的深远影响。简要分析不同叙事视角的选择对小说话语表达模式的影响,并通过对比分析汉英两种语言在话语表达模式上的异同,结合《呐喊》原文本与杨宪益和戴乃迭合译的《呐喊》译本,探索各种言语表达模式的翻译策略,以期对小说叙事中不同表达模式的翻译有所启示。     

矛盾中的统一——鲁迅的文学翻译风格之转变

鲁迅的文学翻译实践,以1909年与周作人合译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为分水岭,大致经历了从意译甚至改译到直译甚至逐字硬译的两个极端,其翻译风格的骤变,与其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他在不同时期所选择的看似前后矛盾的翻译策略其实始终都统一于他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思想之中。     

鲁迅翻译研究的系统化探索——评顾钧《鲁迅翻译研究》

鲁迅文学上的巨大成就是和鲁迅的翻译活动分不开的,这一点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界和翻译界应该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近年来,国内关于鲁迅翻译的研究,除了大量的相关学术论文外,还有5部专著问世,依次是：刘少勤的《盗火者的足迹与心迹——论鲁迅的翻译》〔1〕、王友贵的《翻译家鲁迅》〔2〕、李寄的《鲁迅传统汉语翻译文体论》〔3〕、吴钧的《鲁迅翻译文学研究》〔4〕、顾钧的《鲁迅翻译研究》〔5〕。关于前几部专著,学界已有书评问世。这里谈谈最后出版的顾钧的专著《鲁迅翻译研究》。     

"别样"的呐喊--重读《域外小说集》中鲁迅的译作《默》和《谩》

安特莱夫的短篇小说<默>和<谩>作为<域外小说集>中鲁迅亲自翻译的为数不多的作品,是鲁迅留日时期借"异域的文术新宗"来改造国民灵魂所发出的一声呐喊,体现着鲁迅"为人生"的文艺思想和与其理解的文学本质相适应的创作方法和风格--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合.     

从跨文化语用对比看词汇的翻译——以《彷徨》的英译为例

鲁迅小说集《彷徨》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创作背景,使其具有鲜明的文化和时代特征。本文从跨文化语用的角度分析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彷徨》英译本,探讨影响其翻译的文化语用因素及译者对此的处理,强调文化语用对文学翻译的重要性。     

从葛浩文译本《师傅越来越幽默》看译者主体性

《师傅越来越幽默》是莫言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集,2001年著名翻译家葛浩文将其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并取得了不俗的反响.同名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的译本在充分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在文本选择、翻译策略、翻译技巧应用以及对译作的预期接受效应操控等方面都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也为翻译实践中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提供了范例.     

周氏兄弟的担当和逃离——从隐逸看鲁迅与周作人的人生和创作道路

周氏兄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各以其独特的贡献和成就成为文学史研究无法避开的重镇。周氏兄弟的为人为文有着极为强烈的反差,尤其是在五四退潮以后,鲁迅转向左翼,而周作人走向隐逸。但在五四新文学革命前,周氏兄弟都过着隐逸生活,而且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这段隐逸生活对他们后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道路产生了直接的导向作用,并影响了他们后来的人生和文体选择。纵观周氏兄弟在不同时期的创作题材、审美风格和情感倾向,都与他们的隐逸有着密切的联系。     

鲁迅作品中省略号的修辞功能及其教学

鲁迅十分注重标点符号的正确使用。他在1909年翻译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例略》中介绍:“！表大声,?表问难,……有虚线以表语不尽,或语中级。有直线的以表略     

杨宪益英译鲁迅作品的翻译策略及其域外传播

对于杨译鲁迅作品的研究旨在探讨译作选择、翻译策略、译作推介对于译作域外传播的影响。使用数据统计的方法,对杨译鲁迅作品的选择及国内外出版给予客观呈现;通过文本对比,分析杨译鲁迅作品的翻译策略;通过馆藏统计和文学评论分析,阐释杨译鲁迅作品在域外的影响。最终得出结论:杨译灵活的翻译策略为杨译鲁迅作品的域外接受铺平了道路。但其译作在国内的出版高潮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国外的重印高潮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文学接受上出现了明显的滞后。这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因素在50年代对于杨译鲁迅作品的域外接受产生了消极影响。到了70年代,意识形态对立相对缓和,通过出版人和文学评论家的共同努力,杨译鲁迅作品迎来了域外文学接受的高潮。     

《狂人日记》与《长明灯》比较分析

在鲁迅小说中,《狂人日记》与《长明灯》两篇是比较特殊的。这不仅表现在它们与其他诸篇的不同,而且还表现在它们之间的多处相似,这使它们在鲁迅小说中形成一个特殊的单元。更耐人寻味的是,它们又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小说集,《狂人日记》为《呐喊》的开篇,《长明灯》则编入了《彷徨》,而这两本小说集又反映着鲁迅不同的心绪。如果我们对这两篇小说作一比较分析,不仅可以领悟到鲁迅小说更深刻的思想内     

鲁迅·周作人·胡适

1991年初，我在《鲁迅研究月刊》第一期发表了《两峰并峙，双水分流──胡适与周作人》一文；后收入美国李又宁教授主编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第二辑，台湾业强出版社1992年出版。1991年10月，我又在《文学评论》第五期发表了《鲁迅与胡适：从同一战阵到不同营垒》一文。这两篇论文近六万汉字，把胡适跟周氏兄弟的关系分别作了比较研究。这次我把这三位文学大师综合一起来谈谈。大家知道，在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周氏兄弟和胡适都是同开风气的人物，各自作出了为对方无法取代的历史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了解周氏兄弟与胡适，就不了…     

鲁迅的《长明灯》与迦尔洵的《红花》

迦尔洵(1855—1888)是十九世纪后期俄国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也是鲁迅先生早年所推崇的俄国作家之一。一九○九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中,即收有鲁迅先生所翻译的迦尔洵的《四日》一篇,并对作者作了简要的介绍,指出:“氏悲世至深,遂狂易,久之始愈,有《绛华》一篇,即自记其状。晚岁为文,尤哀而伤。今泽其一,文情皆异,迥殊凡作也。”这里所提到的《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