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含义及意义

笛卡尔是欧洲近代哲学的奠基人之一,是理性哲学的开启者,他第一个创立了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的思想理论是是笛卡尔认识论哲学的起点,也是他"普遍怀疑"的终点,对近代哲学史以及西方近代哲学有这深远的影响。     

维特根斯坦对笛卡儿“我”的重新定义

笛卡尔对"我思故我在"的论证确立了近代哲学中"我"的地位,实现了哲学认识论的转向.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笛卡尔对"我"的界定是西方哲学弊病的一个重要的根源,并通过对笛卡尔"我"的重新定义达到消除哲学弊病的目的.     

“我思故我是”才是笛卡尔的本真沉思——对“我思故我在”内在含义的新解析

“我思故我在”由于开启了西方近代哲学而影响深远,而我国学术界长期用经验论的解释原则去理解这一命题的含义,结果必然导致了对笛卡尔唯理论的哲学立场的偏离。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认识原则出发,认为“我思”指的是先天地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思维规定性”,“我在”指的是巴门尼德意义上的“人的真实存在”,“故”则强调的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逻辑顺序。因此,“我思故我在”的准确含义应该是“我思故我是”。这一命题既是古希腊哲学以来的“人是理性动物”的现代性诠释,也是笛卡尔哲学体系中所有理论得以成立的逻辑前提。     

“我怀疑故我在”与“我思故我在”之区别

奥古斯丁的“我怀疑故我在”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两个命题的共同之处是无需质疑的，但是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是确实存在的。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论证的出发点、“我”的含义和论证的目的三个方面。明确这三个方面的区别将有助于我们掌握奥古斯丁教父哲学和笛卡尔哲学思想的实质。     

海德格尔论“我思故我在”

通过将“思想”理解为表象，海德格尔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解释为“我表象故我在”，并揭示了“我思故我在”隐而不显的存在论意义。在笛卡尔那里，人成为了主体，存在者之存在意味着表象着的主体的被表象状态，真理成为了表象之确信。海德格尔还考察了笛卡尔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并将笛卡尔把握为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奠基者。海德格尔的重释是在“存在历史”框架下进行的，是其克服形而上学的重要步骤。     

"反思前的我思":真正地回到事实本身--论萨特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搁置

笛卡尔把所有的事物都来怀疑一次,怀疑到只有“我在怀疑”这一当下最后的怀疑而不能怀疑为止,发现我在怀疑以我的存在为支撑点,由之而得出了哲学的第一原理：“我思故我在”。站在现象学的立场上来看“我思故我在”,由于笛卡尔自我的经验化、实体化,笛卡尔的“我思”还没有达及自我的意会之知,不具有自我明证性的“是者”,近代哲学确实性的支点动摇了。萨特以“反思前的我思”来置换笛卡尔的“我思”,就是认为“我思”不是原初意识,不是那道始源性的“光”,没有回到事实本身、回到人与世界的最初关联。     

“我在”之根基的检讨

对“我在”及其根基的论证是哲学对世界的终极关怀的集中体现和根本标志。“我思故我在”、“我欲故我在”、“我在故我在”、“我做故我在”等是西方哲学家对“我在”之根基的不同解答。其中，“我做故我在”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它科学地说明了“我在”及其根基，为我们进一步求解人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理论思维原点     

"思"与"在"的世界——笛卡尔哲学二元论新解

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重新思考,试图打开一扇领悟"思与在"真实奥秘的全新大门.笛卡尔所论证的"我思故我在"不仅有着确立人类自身主体地位的功效和目的,同时也包含着他面向生活世界的深沉思考.也就是说,"我思故我在"既是承认"思"的形上之气质,在人类思维领域为人类自身能力"立法";又是在"在"之中超越了以往人们对于"思"与"在"关系的理解."思"与"在"不再只是对于"谁是第一性?"亦或是"本体如何演变?"这些问题的探讨,更多地表现为为体现"我"的世界的"全"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因此,"在"不仅体现笛卡尔对于客体实在性的关怀,也表现出他对真实生活世界的领悟.所以我们认为笛卡尔是从"我思-我在-他在"的凸显主体之认识道路拓宽到"他在-我在-我思"凸显生活世界之实践道路,其意在引起一种新思考,形成一种新思路.     

“纯粹的确定性”何以可能——胡塞尔第六研究的理论探源

追求＂确定性＂与人的本性相关,即人都追求和渴望着＂思维安全＂。＂确定性＂在笛卡尔那里是＂我思故我在＂,在康德那里体现为＂先天综合命题＂,在胡塞尔那里则是＂超越论的主观性（意向性）＂。胡塞尔通过现象学达到哲学的确定性,其研究的对象则是意义。尤其是他《逻辑研究》第二卷中的第六研究,切入了＂存在问题＂,为从现象学上澄清逻辑的明见性开辟了道路。他最终避免了笛卡尔的先验实在论,又摆脱了康德的人类主义和相对主义,而达到了哲学所需要的＂纯粹的确定性＂。     

自我画地为牢——笛卡尔实体化的自我形上观探析

哲学乃人类智慧之学,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与人息息相关,正可谓哲学自始至终都是"人的哲学",而人生在世上终究都是"哲学的人"。只是发展到近代,哲学才开始把目光真正聚集到人自身。笛卡尔是近代哲学的肇始者,他从怀疑一切出发、以我思为阿基米德点、以"我思故我在"为哲学的第一原则建构他的形而上学体系。但笛卡尔对我思的界定却是有限化的和实体化的,这样的自我只能是画地为牢,恰恰在自身的探究中迷失了自身。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当代学术价值

笛卡尔从他的认识论出发所建立的理性主义真理观，对于我们现时代的学习、思考、创新仍具有指导意义。其“我思故我在”的当代学术价值最终体现为在怀疑一理性的螺旋循环中培养学习者的理性批判能力和抽象思辨能力。     

评“我思故我在”不是推论说

作者认为笛卡尔的第一哲学原理——“我思故我在”是一个推论,并从逻辑上证明了这一点。对于否定“我思故我在”为推论的三个基本论据:“我思故我在”无有大前提,不能是推论;“我思”与“我在”之间的关系是直接同一关系,非推论关系;“我思故我在”是必然真理。必然真理不能由逻辑推出,文章作了系统的分析和反驳。     

直接性视域下的我思与我在——从笛卡尔到康德

古希腊人与自然之间的直接性关系被近代以笛卡尔和康德为代表的自我意识自身之内的直接性关系所取代。但笛卡尔还保留了我思与我在之间的推论性,康德通过批判我思背后我在的实体性和推论性,由此在直接性的自同一的自我观上走上极端,并不可避免地陷入另一种二元论,身心关系的难题被转化为现象与物自身的关系的难题,这种二元对立的难题直到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才得以解决。实践活动揭示了人与自然的重新圆融与统一,只有在这种统一视域中建立的主体性哲学才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我思故我在”——伯恩斯坦诗歌的笛卡尔式解读

伯恩斯坦作为语言诗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为美国语言诗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他的诗之结构看似凌乱,语言表达也很支离破碎,这便使得他的诗歌难度很大,让不少读者拿起他的诗不知所云;有的读者因此甚至认为他的诗歌是语言垃圾。然而,若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哲学思维视角对伯恩斯坦的语言诗进行探讨,用形而上学的基本方法去展示其诗歌的意义世界,则可以看到另一番景象。     

康德哲学中的“先验自我意识”概念

康德通过对笛卡尔的"我思"概念的反思和批判,提出"先验自我意识"的概念,这一概念具有统一性、活动性、空无性和反思性的特征,这些特征一方面使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概念与笛卡尔的"我思"概念区分开来,并为康德之后的德国观念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揭示了康德哲学的特征,使它与之后的德国唯心主义区别开来。     

简论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历史嬗变与历史命运——从笛卡尔到胡塞尔和萨特

早在三个半世纪以前,法国哲学家笛卡尔面对中世纪封建神学的淫威,喊出了“我思故我在”这条惊天地动鬼神的哲学原理,同培根一起开创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哲学。两个半世纪以后,面对着西方工业社会更趋严重的异化现象,“现象学之父”胡塞尔和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响应笛卡尔的精神召唤,先后提出了“回到事物本身”和“反思前的我思”的口号,开创和推动了当代现象学——存在主义运动,把笛卡尔肇始的近代主体性原则和自我意识学说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笔者认为,追叙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这一嬗变历程,有助于深刻了解笛卡尔     

笛卡尔的实体性自我概念及其批判

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中,确然性是晦暗不明的,既可以指作为思维活动主体的自我,也可以是一般思维活动,最终笛卡尔用自然主义方式将自我绝对的自我经验实体化了,这样就动摇了我思的确定性以及自我与上帝的关系,从而也招致了无穷的诘责和批判。康德批判笛卡尔将逻辑主体与实在主体、形式同一性与内容同一性混为一谈,并指出对自身的意识还远远不是对自身的认识,随后,思维的明见性与自我超越性的事实、属于前反思的绝对主体我思和属于反思层次的我在通过现象学运动的总体发展,在萨特那里也得到了系统的阐释。     

对康德先验演绎中“我思”的解析

康德先验演绎中“我思”(“统觉”)历来被认为是康德哲学之谜。本文试图通过对康德“我思”的两层含义——“我思”表象与“我思”之先验性——的基本归纳、揭示“我思”过程内在地包含着“思”与“我”的矛盾关系,从而合理地解释康德之所以陷入循环论证的必然性。     

主体生成论的意义

作为主体的人和人的主体性是哲学常提常新的话题。自近代以降,尤其是自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为标志的主体性原则得以确立以来,这个话题更是成为几乎所有哲学体系围之旋转的枢纽。然而,“主体死亡论”哲学的出现对主体性哲学提出了严峻挑战。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与“确然性”理想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命题 ,是基于他对思想的“确然性”理想的追求而提出的 ,因此 ,其中之“在” ,并非指“有” ,而是指“真” ,即“确然性”。他力图解决“什么是确然的”和“如何确然”的问题。但是 ,他的“确然性”追求却存在着将哲学的“确然性”与科学的“确然性”简单等同的方向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