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符号学及其理论建构

具有百年历史的传播学研究在当代遇到了相当多的理论瓶颈，甚至被某些学者称之为传播学范式的危机。如何化解这种范式危机便成为传播学界孜孜以求的话题。某种程度上，正在成为“显学”的符号学恰恰能够提供这种化解危机的理论资源，符号学作为人文科学的“公分母”，本质上是一门“意义之学”，具体到传播而言，关注的是传播文本的意义建构，而非表象的传播效果。将符号学用于传播研究，能够从深层次揭示传播现象背后的原因。这样的背景下，传播符号学呼之欲出，传播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便具有了学理上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的奠基之父

威尔伯·施拉姆是传播学的创建者,也是这门学科理论的完善者。他生前亲自筹建了两个传播学研究所,并协助他人建立了著名的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他写过许多本有关传播学基础理论的教材,培养出一大批专门研究传播学的年轻学者。他还完善了传播学研究的绝     

索绪尔与罗兰·巴特语符观之比较

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关系,历史上有三种观点:(1)符号学从属于语言学;(2)语言学从属于符号学;(3)符号学与语言学是独立的两门学科,二者各有其独立的研究范围.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认为语言学从属于符号学,罗兰·巴特深受索绪尔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却经历了由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变,认为符号学从属于语言学.     

2009年度儿童传播学研究述评

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曾将传播研究比作一个“十字路口”——不同学科的学者以不同的视角和方法汇聚其中,共同构建蔚为大观的景象。与之相似,远未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的儿童传播学也类似于一个“十字路口”,来自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者也在共同推进儿童传播这个领域的研究。     

论修辞研究的传播学视角

本文从修辞与传播的关系出发 ,在追溯两门学科的学理关系的基础上 ,分析了修辞与传播本质上的差异性与统一性 ,探讨了两门学科研究中理论与方法相互渗透的学理渊源 ,揭示了两门学科进一步结合的可能性、现实性及其理论和实践价值。作者认为 ,修辞与传播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两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结果、学科属性等也具有统一性 ,它们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渗透甚至融合。两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应该相互借鉴。修辞学研究应能动地吸收借鉴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 ,向人类传播的各个领域拓展     

组织传播的研究模式及思考

组织传播起源于修辞学,发展于工商与传播.近几十年来,它作为人类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1960年以来,各国学者从多角度展开了对组织传播学的研究,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理论和方法,产生了功能和社会文化两大研究学派.同时,西方组织传播学的大学教育获得了较快发展.而在中国大陆,组织传播学的研究则仍处在起步阶段.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流派述评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形成的。随着国家关系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如今它已成为西方一门影响颇大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学科。六十多年来,西方先后出现过五个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流派,经历了两次较大的“论战”。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对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次“论战”是在理想     

费斯克的文化符号空间

约翰·费斯克是西方重要的文化研究和传播学领域的知名学者,其众多洞见都体现在他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和阐释之中.从符号学的途径入手,分析费斯克对大众文化、文本的理解,以及受众符号学式的抵抗和这种研究可能存在的局限.     

从语言功能角度审视符号学理论

符号学——当代社会科学领域内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自诞生之日起便与语言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多年来,这两门学科的范畴界定一直是专家、学者们争论的焦点。本文从语言功能着手对语言学和符号学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展开逐层分析,从而得出结论:语言是最实用、最有效、最具生命力的符号系统。     

费斯克的文化符号空间

约翰.费斯克是西方重要的文化研究和传播学领域的知名学者,其众多洞见都体现在他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和阐释之中。从符号学的途径入手,分析费斯克对大众文化、文本的理解,以及受众符号学式的抵抗和这种研究可能存在的局限。     

谈公共关系学的学科性质

大多数的公关著作是这样看待公共关系学的学科性质的：公共关系学是一门具有应用性、综合性、交叉性和边缘性的独立学科；或者，是一门行为科学和软科学。再具体一点的看法是：公共关系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种艺术；或公共关系学是管理学的一部分，公共关系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应用领域，公共关系学是社会学或组织行为学的分支学科；或公共关系学是一种特殊的传播管理──信息管理的边缘学科等等。以上这些论述自然也有一些真理成分在其中，但它们最终只是从现象出发，与个别学科作简单的对比而作出的结论，而没有将公共关系学放在整个知识体系…     

文学符号性初探

发韧于本世纪初的符号学(Semiology),是当今西方蓬勃发展的一门新兴学科。由于它把整体的人类文化看成一相互关联的模式化了的符号系统,并且以此为研宄对象;同时致力于探讨“符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活力”①,也由于它在寻找符号意义的产生与交流、指称与传达之间的普遍规律性方面获得了巨大成功,因而使符号学超越了单一学科的限定,具有一种方法论的意义和价值。     

论中国古代文体的规定性及符号学特征

针对中国古代文体的规定性和符号学特征,从两个方面展开对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学科思考：一是从基内涵与对象出发,探索中国古代文体学的性质;二是依据符号学理论阐述“文体”对内容的规定性,并通过和西方文体学之间的比较,确立文体学在文章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汉字两书论

将传统“六书”的构造方式进一步概括为“表意”和“假借”两种功能性手段。根据符号学的观点,文字的表达语言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动机性方式,如表意的汉字,其形体含有对汉语单位的解释理据;二是拼音文字,其形体和语言单位之间是任意结合的关系。而就动机性汉字系统内部而言,又包含了这两种表达方式:“表意”代表动机性方式,“假借”代表任意性方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汉字的“两书”。两书论是对传统汉字“六书”理论的进一步概括,其主要目的是要解释汉字深层结构中的二元表达机制及其普遍的符号学价值,以实现汉字符号学与世界符号学的通约和平等交流。     

多媒体传播学的学科构建

由于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其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特别是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现代传播与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关系更为密切。多媒体传播改变了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对传播学研究方法提出了许多新课题。多媒体传播丰富了传播学理论,因此传播学与计算机科学之间衍生出一门边缘学科——多媒体传播学,就显得很自然。文章主要对多媒体传播学的学科构建进行讨论,探讨了多媒体传播学的任务、研究对象、学科属性和相关学科等,并展望了多媒体传播学学科发展的前景。     

宣传(Propaganda)源流及其本质考

“宣传”一语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多见；在西方，“宣传”（Propnganda）一词最早出现在1622年，盛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以后。宣传活动可以追溯到人类氏族部落社会，后世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宣传作为一门学科是本世纪的事，中外学者对宣传的认识理解趋于一致，认为宣传的本质是宣传者以影响他人为目的的传播活动。     

中国诗味论与符号学

中国诗味论与西方符号学体现的是两种思维方式。中国诗味论与西方符号学对文学艺术审美特性和读者接受方面的认识有一致性。它们二者都认为文学艺术的主要特征之一就在于蕴藏着更多的意义,不是简单浅显的;读者对文学艺术的接受有很大的主观性和差异性。尽管中国诗味论与西方符号学对文学艺术特性的认识有相同之处,但对读者如何鉴赏文学作品的看法却是不同的。中国诗味论强调“体味”,体味就是体会和品味。西方符号学强调语言符号分析,通过对语言符号结构的把握以求得对文本意义的理解。     

论《周易》的符号学思想

中国古代没有符号学学科。公元前22世纪至公元前12世纪,即夏商时代,已有卜筮之术。它通过对一些特殊符号的运作,对未来事件进行预测,其中已有符号学的萌芽。在夏代这种方法称为“连山”,在商代则称为“归藏”。到了周代(公元前11世纪起),这一套卜筮之术形式更为完备,解释也日益丰富,名之为“周易”。后来,《周易》被推为六经之首。经过历代学者的注释与补充,其内蕴已远远超出了卜筮之术的原有性质,而具有精湛深邃的哲学、文学、政治、历史与社会学的内容,也包含有系统丰富的符号学思想。     

符号学与当代西方艺术研究

符号学是西方艺术研究领域当下流行的研究方法,它的先驱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和美国哲学家皮尔士。艺术符号学研究由于研究对象的形象性而赋予了一系列特点。夏皮罗的符号学研究考察了艺术作品中人物的姿态、位置、背景所蕴含的符号学意义;鲍尔强调阐释者选择的方式决定艺术品的意义;布赖森深入讨论了艺术符号学研究过程中“语境”和“文本”的关系问题,他们的研究给西方传统艺术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什么是伦理学

曾经有一些学者指出，21世纪将是伦理学的世纪。此语虽然有些夸张，但当今伦理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按照国务院公布的学科目录，哲学一级学科下有八个二级学科，伦理学仅是其中之一。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估计，早在十几年前，在西方出版的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