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同源字——兼论《同源字典》的收字问题

一、同源字与同源词字是写词的。词是字的书写对象,字是词的书写符号。因此,要讨论同源字,必须首先讨论同源词。词有同源,词可推源,这是我国古代的训诂大师们早已认识到了的问题。从先秦两汉的“声训”,到宋代的“右文说”、“字母说”,再到清代的“音近义通”说,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论及了这个问题。先哲们的一系     

高吟肺腑走风雷——诗歌吟诵漫谈

我国古代诗乐不分.《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说明了声调音律与“诗言志”是不可分割的.后世诗乐分开,也不是截然分家,而是以吟诵代替配乐.运用吟诵欣赏诗歌的历史由来已久.《庄子·让王》篇就记载了曾子诵《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声音之高亢铿锵,感     

词气理论的成熟形态——谢章铤“词气说”的独特内涵

“气”是中国传统诗学重要的理论范畴,在构建诗学体系中有其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作用。在词学领域,谢章铤在其“性情说”的基础上,发展前人有关词气的理论成果,形成较为完整的“词气说”,将词气理论形态推向成熟。其“词气说”有着独特的内涵,包括和永与豪雅的词人之气、词作内容之气以及和而不促的词作行文之气。“词气说”与贵气、气厚、词量等相关的词学命题联系起来,丰富并拓展了近代词学理论的范畴。     

再回声音现场：明清“格调说”的“声义”建构

以“声”论诗是明清的诗学热点。在声义与辞义离合博弈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声辨体、以声论诗、无声不成诗等言论，以及反对以义学蔽声教、以义夺声等主张。近现代以来对“格调说”的研究多从其与“神韵”“性灵”“肌理”的关系出发，或从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层面展开。这些研究比较多地强调格调的辞义而忽视声义，特别是对声音的在场性关注不够。明代赵宧光提出“诗以声为命”“以声为体”的“声教”理念，进一步发展了宋代郑樵“诗以声为用”的观点，清代沈德潜接续明代七子派“格调”观，在阐发“以声求义”时突出“格调”的“温柔敦厚”诗教思想，强调控制声音以达到国家治理的诗学意图，此二种观念极大地促进了诗学中的“声学转向”。     

传承与异质：宋代诗论与词论雅俗观辨析

宋代诗论和词论中的雅俗观之异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就发展趋势而言，偏重于“会通雅俗”与“重构雅俗”之别。二是就内在结构而言，是“文”“质”之异。三是就情感倾向而言，侧重于“褒扬”与“贬抑”之不同。四是就审美理想而言，主要是“枯澹”与“清空”之异。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传承中呈现出不同的特质。辨析宋代诗论与词论雅俗观，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厘清宋代诗论与词论雅俗观中的复杂内涵和其内在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还有助于重构雅词词统。对“永依声”和“声依永”的探讨有利于我们恢复传统的歌诗传统，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     

声诗还是歌诗:宋代音乐文学概念辨析

通常认为,中国文化自汉代以后便出现了广义的“诗”与“乐”分离状态,事实上音乐与文学以迥异于先秦的存在样态仍潜在地向前推进着.宋代恰是音乐与诗歌再度融合的完成期,但学界对宋代音乐文学的相关概念还有待进一步认识与厘定.任半塘先生推崇的唐代“声诗”概念并不适用于指称宋代音乐文学作品,通过对“声诗”与“歌诗”概念的对比分析,文章认为宋人的共性认识是“声诗”与“歌诗”通用,但绝少使用前者.同时运用“歌诗”概念来指称宋代之音乐文学,较之“声诗”概念更能体现诗与乐结合之特点,也更符合宋代唱诗实践.     

论明代诗学的“声教”观念

"以声论诗"是明代诗学中的显著现象,"以声为教"是其中一个重要维度。明人一方面沿用宋人"诗以声为用"的观念,强调"声"对于诗歌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面对诗乐分流、"雅俗杂出"、礼乐制度失效的现实,希冀以"诗教"接续"乐教",在中国诗学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诗以声为教"的观念。与"以声为用"主要强调声乐之郊社、宗庙、宫廷、祭祀之用相比,"以声为教"更加突出声情感化之用。明代诗学"声教"的主要内涵是"陶养性灵,风化邦国"。从诗歌创作和接受的角度,明人建立了"(作者)情正/和→(文本)声正/和→(读者)情正/和"的声教模式,基于此种模式,明人论诗提倡"雅正平和"之声。由于强调"情正则声正",明人"以声为教"的内涵同时具备了"以义为教"的要旨。     

论中华“诗乐传统”

诗与乐的配合方式推动了中国音乐文学史、中国诗歌史的演进,诗乐"和"的基本性格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道德理念,以及中国人完成德性人格的重要途径和标准。中华文明史上存在着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即"诗乐传统":"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是中华诗乐传统的理论基石;"声""音""乐"三分理论是中华诗乐传统形成的基点;"为人生而艺术"是中华诗乐文化精神的核心。中华诗乐传统所蕴含的"中和"智慧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之一。     

清代的“词史”意识

“词史说”是清代词学的一项建树,有一个从“词史”意识到“词史”理论的发展过程,它的具体表现形式为以词存史、以史入词、“史外传心之史”,它形成的理论背景是清代诗学“诗史”说的流行及清代词学尊体观念的抬头.     

谈孔子诗说

孔子关于诗的见解和主张,主要见于《论语》。其中谈到或涉及到诗的语录(包括音乐的,其时诗乐是融为一体的)约有十七条之多。这大概要算做是我国关于诗歌理论及批评的最早的论述了。过去有些人以为我国涉及诗论的最早的著述应是《尚书》中的“虞书”,因其载了“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话。其实,这是不可信的。我们知道,《尚书》不论古今本,尚有疑辨,而“虞书”     

气候的历史与历史气候研究

寨堡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军事防御性聚落，其修筑的时间、空间皆与区域的战争形势有着较大关系。清代四川省由于多次大规模战乱，迫使乡民修筑了数以千计的寨堡。寨堡的命名主要可分为因自然地理条件和因人文社会因素两大类，前者包括地形、水文、土石、植物等，后者包括姓氏、寺观、神祇、嘉名、人物、神话、形象、纪事等。寨名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了寨堡的选址、用材、作用、历史、精神等内容。     

北宋西北沿边堡寨商业化研究

北宋在西北沿边修建的堡寨,除了用来抵御西夏进攻和招抚沿边蕃部的作用外,还具有明显的商业性质。其原因主要为宋夏战争的影响和推动;以及宋朝和西北周边少数民族经济互补性的需要。沿边堡寨的商业化特征表现在多个方面,但由于西北沿边堡寨的特殊性,这种商业化还表现出先天的弱点和不足。尽管如此,北宋西北沿边堡寨的商业化在推动当时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从蒙古族人名特征看农区蒙古族文化变迁——以辽宁西部阜新地区烟台营子村为例

辽西地区的蒙古族聚居村落,蒙古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交融、涵化较为突出,烟台营子村是其中一个有着百余年农耕历史的蒙古族村落,村落中老年人群体、中年人群体、青少年群体等不同年龄阶段人群的名字呈现出不同的类型化特征。从老年人群体宗教化蒙语小名与宗族化、＂移写式＂汉语大名并存的双名制,到宗族化特色与时代性色彩杂糅的中年人群体的姓名特征,再到当下张扬个性的青少年群体的姓名特征,历时性地比较不同历史阶段的起名习俗,可以映射出该区域蒙古族缓慢而深刻的文化变迁历程。     

传统村落"文化母本"的生成与转化

研究立足传统村落文化的“母体”特质，把其作为“文化母本”的概念。分析传统村落“文化母本”所具的母体意蕴与文化系统特性，探讨其文化生成的特质及现代转化的方法。从生成论与系统论角度，将传统村落文化视为文化生发的起点和“冶炼场”，为人类的繁衍与文化的生发提供孕育场和滋养力，是民族文化的孕育之源。传承和发展村落文化，是实现乡土文化资源的共生与转化利用的新路径，是促进和培育现代乡村家园社区文化建设的新方法。     

清水江下游的家族“结盟”与地方社会建构

华南学派关于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建构问题的研究,有些观点与方法在清水江流域的观察中受到了某种局限,尤其在探究家族与家族的制衡关系所呈现出的地方社会建构张力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家族之间“结盟”的“拟血缘化”聚落家族对地方社会的“有序化”显得尤其突出。潘寨“永镇村中”碑展现出清末的五个姓氏“结盟”的“拟血缘化”历程,呈现出民间信仰在地方社会建构“有序化”的一个案例。其间,我们发现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不仅仅是乡村的“自律”与“自觉”,在其背后还存在着国家在场的“国家权力”,这不仅是地方社会建构的背景资源,更是地方社会有秩序化的文化张力。     

喀喇沁地区蒙古语地名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喀喇沁地区蒙古语自然村地名按词义分类,可包括自然地理式、氏族人名式、职业分工式、聚落计户式等4种类型。自然地理式村名显示喀喇沁人以山地聚落为主;氏族人名式村名显示喀喇沁部由众多氏族融合而成;职业分工式村名显示喀喇沁地区曾经有过发达的畜牧业和狩猎、山林经营传统,农业及其他职业也逐步得到发展;计户式村名显示,喀喇沁地区初期的蒙古村落以3、5、7、8户为主,规模很小。同名自然村名前加特定限定词,是自然村的横向扩展形式;以驻地核心村命名自然村上一级行政单位,是农村管理网络的纵向扩展形式。喀喇沁地区蒙古语地名的汉化有音译、音译加意译、意译加意译、意译、两名并行、改名等不同过程。地名演化是语言演变的一种。     

国际农村文化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文化建设与发展,对于农村具有重要意义。从国际范围看,各个国家与民族的农村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经验：以文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前提,以弘扬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为核心,以文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根本。总结国际农村文化建设的规律,可以看到,文化建设是农村建设的基本要素,文化建设是农村建设的基本动力。在当前,推进我国农村文化建设,需要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大力推进农村的和谐文化建设,积极借鉴国际农村文化建设经验。     

唐代刺史与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

唐代的刺史多由科举考试出身的文士担任,文人出刺州郡,不仅是朝野迁转的政治活动,也是文学传播的空间流动行为。因此,有着“文人”和“官员”的双重身份的刺史,与文学的关系可以从刺史在任上的创作,以及刺史对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两个方面考察。在刺史的选拔过程中,文学才能是朝廷考虑的要素之一,中央郎官与州郡刺史的交换任职也是唐代官员迁转的重要准则。刺史对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作用巨大,首先,刺史在行政过程中,具体地执行国家的文教政策,对地方士子的求学、仕进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直接的决定权。其次,有的刺史本身是成就斐然的文学家,当他们参与到州郡的文学活动时,吸引并凝聚了大批的文士,丰富了地方文坛。第三,作为最高长官的刺史,以诗文吟咏地方州郡的景观风物,宣传了州郡的名声,地域景观藉此完成了经典化、文学化的提升。在塑造地方文学生态的同时,刺史也成就了自身的政绩与文名。      

一个单姓家庭村落的同构型空间文化解读——湖北大冶水南湾村建筑构型和装饰艺术探论

鄂东南大冶水南湾村是历经明清数百年保存下来的典型的单姓家族古村落,该村较完整地保留了村落构型和建筑装饰,于2006年初被当地民俗文化工作者发现并予以高度重视。在现代化迅速吞噬传统村落的过程中,古村落给我们留下了一些耐人咀嚼的传统建筑装饰文化套餐,本文试运用艺术学、民俗学、社会学研究的相关理论,使用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探讨这一传统单姓家族村落的建筑构型与装饰艺术中的同构型文化特征和美学意蕴。     

村落保护的空间规划与文化价值重构

在当下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大潮中,传统村落社会的乡土性特征渐趋式微,重建村落社会应秉承新的价值视角和行动取向。村落形态的空间变迁伴随文化价值的嬗变,经历了传统文化的伦理价值、民族/国家的符号价值、城市文明的现代价值三个阶段。传统村落的空间意义反映的是乡土文化中的风水和伦理价值,是家族伦理的空间投射,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村落规划秉承的是以城市文明为基础的现代性架构,彰显的是功能、权力、财富和现代化等理念。面对“城市规划下乡”的村落重建规划,我们有必要基于传统村落空间形成的人文历史价值来规划村落的空间肌理,实现村落空间的意义再生产,从而达到重构村落乡土性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