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的圣人观

为了系统考察西晋著名玄学家郭象的圣人观哲学内涵，对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和分析。分析认为：郭象的圣人观融合了儒道二家对理想人格的看法。圣人是得到了自身之“性”的人；圣人是“无往不可”的“无心”之人；圣人是跟随时世而不断变化的人。具有了“内圣”之性，自然能够成就“外王”之事。郭象的圣人观反映了其融合名教与自然、主张用道家的自然情性来规范和补充儒家之纲常名教的思想观点。     

从“独化论”到“名教即自然”——郭象玄学体系的逻辑演化

郭象的玄学体系熔传统儒家的伦常与庄子的自然之道于一炉。以"独化论"为根基,以"性、命"说为连接,塑造出"游外冥内"的圣人人格,并以"名教即自然"为其理论归宿,倡导人们安守本分,追求性分内的逍遥自得。整个学说富于思辨性。     

论郭象的是非观

郭象的是非观是通过对庄子是非之辨的注解而得以阐发的。郭象认为"成心"是是非产生的根源,并以相对的方法对是非的齐同进行了层层论证。因郭象的是非观服从于其适性逍遥的核心理论,故对是非齐同进行相对性论证的目的即在于对"成心"的肯认,并进而以顺任成心齐是非、言性足,最终则归结为对"性分自足"逍遥义的证成。郭象的是非观在理论上是对庄子是非之辨的重大歧出与有意误读。     

刍议郭象的“寄言出意”及其独化论的建立

王弼以"得意忘言"的方式建立贵无论进而开创魏晋玄学之后,郭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自觉地运用"寄言出意"的方法,借助注《庄子》的机会及形式,对《庄子》中诸如逍遥、自然等关键性的概念加以创造性的解读。在郭象看来,世间万物于其性分之内顺其所待而得自由,万物各安于其性分并使性命得安、其性自足而得逍遥。郭象对自由和逍遥的见解建基于其性分思想,即事物各自秉承的天性便是事物自身的根据,事物实现自身正是依靠自适其性的方式来达成的,所以凡人也可以达至逍遥之境,关键在于对自身秉性的把握。郭象之"自性"含有人为修饰之意,所以把"有为"之意渗入"无为"范畴遂成为其思想进路,认为事物依其本性而行便是"无为",万物自适其性而自生独化于玄冥之境乃理之至极。郭象的独化论指向了个体自性的完满和自足,在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基础上将魏晋玄学推向高峰。     

郭象“自然即名教”秩序观探微

“自然与名教之辩”成为魏晋玄学的主题,与其肩负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息息相关.郭象玄学系统论述了“自然即名教”秩序观的产生、运行、发展,为我们展现了“自然秩序”和“人为秩序”之外的第三种秩序,这对于研究当前宪政与秩序相互关系等课题具有借鉴意义.     

向秀《庄子注》研究

学术界一般认为,向秀《庄子注》是魏末“竹林之游”时期的作品,这是一个误解。向秀经历了正始、魏末和晋初三个文化时代,虽然注释《庄子》的工作亦完全可能开始于魏末,但是作为一部未竟的遗著,其最终“成书”,是作者的逝世时间——西晋成宁元年(公元275年)前后。在血腥的魏晋禅代道路上,向秀曾追随嵇康,以《庄子》“人性自然”为旗帜反抗司马氏虚伪的名教之治,却最终不得不屈服于政治强权,成为西晋王朝的高官。他的《庄子注》,开辟了以“入世”精神诠释《庄子》的新思路,反映了西晋前期玄学思潮的时代精神。从表面上看,向秀似乎摈弃了魏末竹林之游的偏激倾向,回归了正始之音,以《庄》学形式,重复着儒、道合一的玄学主题,但是终极关怀却发生重大变异:返朴归真的社会理想被个体生命的舒适所替代,汉魏之际儒道哲学的社会批判精神被阉割,化为对一切不合理现实的认同。由于向秀《庄子注》表达了正始、竹林名士在第一次玄学思潮退潮时消极妥协的心态,不适合元康名士的理论胃口。因此,在玄学第二次高潮到来的元康时期被思想界冷落,未能流行于世。而当元康玄学因八王之乱再次跌入低谷时,其理论价值才被郭象重新发现。郭象以其完善的本体论学术方法,成功地吸收了向秀的思想精华,使“名教”与“自然”彻底融为一体     

《庄子·大宗师》篇名辨正

《庄子》内篇之《大宗师》的篇名如何句读,又如何理解,历来众说纷纭。然而此问题的回答直接关涉对庄子思想的把握,故其意义十分重要。通过对《庄子》内篇篇名的考察,且基于张恒寿等前贤的研究成果,提出连续性选词、跳动性选词以及拟词等命名方式予以考察,认为“大宗师”之名出现的时间当在战国晚期至西汉之间;并认为《庄子》文本编辑者很可能是受到《天道》篇中“大宗师”三字的启发,借此表达庄子以道为师之意。但这种自著立场的做法恰恰与庄子思想相悖。在“物化”面前,万物一气,此之化即彼之始,始卒一环,无始无终,何来大宗？物物为宗！郭象的“无心为师”以及船山的物物可师而无不可师,消解掉了编辑者的本义与意图,却正得庄意。     

《逍遥游》主旨论析

"小大之辩"是《庄子·逍遥游》一文的主要论题及要义之所在。文章反复申说"小大之辩",展示境界大小的不同,意在指引人们突破自身的局限,自致于远大,并从而获得身心的解放与自由。然而,自向秀、郭象和支道林以来,对于《逍遥游》主旨的认识便一直存在曲解和分歧。这些曲解,至今仍然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庄子思想的理解和认识。支道林与向秀、郭象的观点表面上相反,而实际上相通,都抹煞了"小大之辩",抹去小与大的界限,反映了晋代门阀世族混世媚俗的心理状态。     

郭象哲学与山水自然的发现

中国美学史上,关于山水自然的发现一直是一个重要论题。文章提出如下观点(一),庄子所讲的是自然而然的“自然”,是精神境界的“自然”,这与作为山水景物的“自然”不能完全等同。因此,庄子哲学并不能直接导致对山水自然的发现。(二),郭象认为,当下存在的个体之“物”是自在、完足的,“物”之后什么也没有。从美学上讲,这就使感性事物摆脱了道家之“道”、儒家之“德”的主宰。这一思想对于中国美学中山水自然的发现具有直接影响。     

魏晋玄学对传统名教的“否定之否定”

玄学是名教危机与道家复兴的产物。它的主题是名教与自然之辩，重点是辨析名教。几乎所有的玄学论辩都归本于此。当时形成三种基本思路：一、“名教出于自然”，二、“越名教而任自然”，三、“名教即自然”。这场论辩的充分展开，使儒与道两大传统思潮得到了历史性综合，为此后宋明理学把名教原理上升为“天理”奠定了基础。     

嵇康伦理思想探析

竹林玄学是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阶段。竹林七贤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基本倾向,但在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体任上又有所差别。其中嵇康以反“理伪”“争夺”的名教礼仪道德作为自己对道德本质的阐述,以“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作为自己的玄学实践,将庄子的人生哲学演绎为更具有人间性和示范性的生活模式和人格模式,也由此确立了自己在文化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     

老庄和玄学家的得道人生

老子认为得道即效法道的自然无为的属性.庄子对老子的拓展在于他提出了"逍遥游"境界论和"处中"之道.玄学家师法老庄.王弼的人生以老子的自然无为为标的.嵇康除仿效老子的"自然"外,还景慕庄子的玄远境界.阮籍服膺庄子的逍遥游,同时也勉力"处中".郭象修正了老子的自然无为观,同时也弥合了在庄子、阮籍那儿"逍遥"和"处中"的上下悬隔,他是即"处中"即"逍遥".     

郭象"性分"观念探微

郭象是以其《庄子注》流芳于世的。魏晋时期 ,庄学大盛 ,谈者云起 ,注家星布。于诸家注释之中 ,郭象特会庄生之旨 ,不仅对《庄子》之篇目进行分并改隶 ,厘析编定 ,而且对其义理也适应时代和学术发展的要求予以阐发 ,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性分”观念是郭象在注释《庄子》的过程中所提出的重要思想主张 ,集中反映了郭象理论体系的某些本质特征。     

论“养心”——郭象养生论的一种解读

郭象注解庄子独辟蹊径,其“性分”学说实是一种独特的养生论,由“生何以能养”而“如何养生”,由“明性”、“无辩”而“两顺”,最终达到“无心”之境界,郭象之养生并非养有形之身体而是无形之“心”,所以郭象养生论之独特正在于“养生即是养心”,而此“心”正是“无心”之两顺。     

个体与名教的统一--王弼名教思想探析

魏晋是个体自我觉醒的时代。王弼作为士阶层的典型代表,援道入儒提出“名教本于自然”的命题,倡导在尊重个体本性的前提下重塑名教的权威。道家的自然既是世界的运行法则也指个体的自然本性,它是个体与名教沟通的桥梁。个体既是名教的遵循者也是名教的载体,对名教有效力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王弼名教与个体统一的名教思想的基本观点是：自然之性是名教存在的基础;自然之道是名教施行的方法;“性其情”是名教与个体统一的人格范式。个体安于名教,圣王施行名教,以及性其情的个体人格范式。个体与名教的统一,既可以维护个体本性又可使名教生命力持久不息。     

庄子“小大之辩”与逍遥之旨

庄子逍遥之旨是通过“小大之辩”的寓言揭示的,但历代学者对“小大之辩”的注解各异。郭象从庄子万物自足其性的思想出发,认为小大虽殊,但其逍遥是一样的。钟泰、支道林等则从人的境界处立论,但二者又有不同,钟泰认为“赞大而斥小”,支道林则认为小大皆未适逍遥。各家都企图立足庄子思想,揭示逍遥之旨。庄子之进路在于通过“小大之辩”,进而超越“小大之辩”,进入逍遥之境。     

向秀本体论玄学发微

向秀《庄子注》表达的玄理本体“有”与“无”的统一是前后贯通而明确的,“生自生”与“化自化”,对于客观世界的存在物表现为“不生不化”,而万物自生自化亦能够成为“生化之本”。向秀以外物为本体之崇有思想倾向,说明了对现实的认同与向名教的妥协。道家思想经过向秀改造能够更加和谐地与儒家精神兼容,从而为郭象玄学解决内圣外王、游外冥内奠定了理论基础,进而达到名教与自然合一。向秀本体玄学的理论创见和成就,也是其与山涛、王戎等入世的名士兼治儒道人格同中见异之处。     

名教内自有乐地——张华会通玄儒研究

张华作为西晋太康诗风重要作家,是当时能够比较好地会通儒学、玄理于政治生活实践的代表人物之一。否定张华并蓄儒道的人格与政治表现违背实际政治形势,并非公允之论。张华之死间接原因其实死于“国事”,精神内质类似于嵇康对名教的执著。他玄儒兼治的入世言行,与其他苟且随时的名士们不可同世而论。张华在兼治玄儒的道路上如乐广所言专注名教之内,与“为而不争”的玄学意识互为表里,提供了“崇有”论哲学重新展开探索的实践平台,把名教与自然的调和推向了郭象玄学的理想境界。     

透析郭象《庄子注》中的矛盾论述——“有我”与“无我”的自相抵牾

为了消除人对于死亡的恐惧,郭象在《庄子注》中特别强调实体性的自我会持续存在,但是他在另外一些地方的论述又等于在实质上否定了自我的存在。郭象之所以在理论上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庄子》中的许多概念特别是“物化”概念的误读。郭象对于“物化”的解释又是以他对《庄子》中的“万物以形相禅”之说和有关事例的理解为依据的。《庄子》中所谓的“以形相禅”已不同于原始的转生观念,郭象却把二者混为一谈。     

《庄子·天下篇》与“庄子·惠施篇”

《庄子》的传本,仅郭象编注的三十三篇流传下来,其中是没有“惠施”这一篇题的。但《北齐书·杜弼传》云:“(弼)注‘庄子·惠施篇’。”王应麟根据这句话,疑《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庄子》五十二篇旧本,原有“惠施”一篇。谭戒甫先生又进而推考:杜弼注的“庄子·惠施篇”,其实就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惠子》一书,刘向校定群书时,按“篇名互见例”附入《庄子》五十二篇,其后晋人删注《庄子》,又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