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新红学派

“新红学”是“红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如何看待“新红学”,不仅是一个对“红学”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派别的评价的问题,而且还关系到今天的红学研究。这个派别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都值得重视。一九五四年对胡适新红学的批判,在“红学”发展的历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这就是批判了实用主义,宣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开辟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的新阶段。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批判运动除了存在偏离学术讨论的倾向外,就学术本身来说,也存在缺点,就是对“新红学”采取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否定态度,对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缺乏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对于学术考证,也没有强调要分清科学考证和实用主义考证的界限;还有一些批判文章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倾向。     

《红楼梦》研究的意义——世纪之交检讨“红学”

近一个世纪的红学，其主要成就是在考证方面，在《红楼梦》研究的“意义”层面则始终未能得到实质性的开拓。这种缺陷突出地表现在大多数研究者对曹雪芹原著和高鹗续书之间的巨大精神质素的差异不能分辨，以及各种远离文本的红学“热点”所形成的“泡沫红学”的虚浮。老一代红学家中，只有鲁迅、胡风和周汝昌认识到“两种《红楼梦》”的精神性对抗之文化意义。百年来对《红楼梦》“意义”的探询评估其大端有二：“婚恋主题”和“政治内蕴”，但无力作出深刻的历史洞见、文化阐释和美学解剖。脱离开中华文化的大背景就不能发现《红楼梦》的真艺术，对《红楼梦》的审美观照仅仅用西方文艺理论的一般小说学是远远不够的。红学的根本突破在于红学、国学和西学的契合。《红楼梦》研究关系到中华民族灵魂的铸造和民族精神的再振，新世纪的红学生力军已经开始萌动和出现。     

跨世纪“红学”展望

纵览红学二百年的历史发展，从“剪不断、理还乱”的热闹纷争中，清晰地划出红学的四个历史时期；评论胡适、鲁迅、俞平伯三个对当代红学影响最深的红学人物功过是非；展望跨世纪红学再造辉煌的光明前景和全方位多元化发展的繁荣道路。     

新红学的成就与缺失——胡适《红楼梦》研究的启示

20世纪初叶胡适在《红楼梦》研究上的重大突破是在与旧红学的正面对抗和拼杀中实现的,素称“中国功夫”的考证是新红学克敌致胜的法宝,而考证之法对于文学研究本身存在的局限,又开启了新红学的种种弊端。对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既要充分肯定胡适考证的学术成就及其历史地位;又要深刻认识新红学的严重缺失并从中寻求启示,以实现新世纪《红楼梦》研究的主体推进和全面拓展。     

新红学--新国学

“红学”的严格定义是对中华文化文史在“小说”中的表现体现 之考索阐释，而不是一般性的文艺评论、赏析之类的“读后感”。准此，考证遂构成红学的 重要部分。1921年以来，学术界称胡适创立的考证学派为“新红学”。而该文提出：今后的 “新红学”应具有新时期的特色，应比文史考证的简单层次更为高层，主要聚焦于从中华大 文化的意义上来观照《红楼梦》。这样的红学，方能形成真正的“新红学”，而这种学术研究可以定位于“新国学”这一先进 、崇高的坐标之上。作者同时也举例指出：反对“考证”的声音一向很响亮，但考证能解决 重要疑难问题，有助于深刻理解曹雪芹的思想和创作的特色。是以考证这一中国学术传统的 特殊研究方式和手段，在“新红学”的未来发展中，将会占有不可轻视的地位。     

多元对话中的后现代性（二）——一个被红学界忽视的审美元素

运用哈桑所强调的“共时”概念，从“迷宫”、“学术平民化”、“死亡意象”、“人本主义”等属于后现代文学的流行代码来重新解构《红楼梦》，考证《红楼梦》在创作上与当代西方文学保持的某种契合即前瞻性，阐释红学研究中诸多自相矛盾的现象，解构《红楼梦》文本的多元性及其历久弥新的审美奥秘，为其审关选择重新定位。     

论“新红学”的历史地位

<正> 一 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刊行,掀开了“新红学”历史的第一页。继之,俞平伯先生于1923年写成《红楼梦辨》。曾以通信的方法,与俞平伯先生讨论《红楼梦》的顾额刚先生特地为《红楼梦辨》作序,鲜明地提出:“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顾颉刚先生的愿望在红学史的发展中完全实现了。《红楼梦考证》、《红楼梦辨》问世之后,旧红学的余音虽不绝如缕,但是,从《红楼梦》研究的全面情况看,直到1954年,新红学始终是红学园地上的主要潮流。我们可以把红学生上的1921年到1954年称之为新红学时期。     

金圣叹文学鉴赏主体论

金圣叹的文学鉴赏理论,具有强烈的主体性精神,他在前人“自得”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造”说,通过解读“古人”和被“后人”解读的独特阐发,不仅张扬自我的鉴赏主体性,还大力张扬后世读者的鉴赏主体性;他的鉴赏主体性理论,对中国古代文学鉴赏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与西方接受美学等文学接受理论相比较,也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色。     

《红楼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兼论红学非学术

当前“红学”存在种种问题。“红学”一词可以用,但它不是学术;《红楼梦》研究应纳入到“文学评论”之中;“红学”不是显学,也不应该成为显学。《红楼梦》是中国许许多多优秀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一部,应该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它。     

论《红楼梦》索隐研究

索隐研究被广泛应用于文献典籍及文学作品的释读，在《红楼梦》研究中则形成了索隐红学。人们对《红楼梦》产生索隐的兴趣，既是出于文学批评的传统，也是由于作品本身的提示或暗示。索隐派所索隐的红楼本事通常都关乎“本朝”的现实政治。考证派的出现导致了红学的索隐与考证之争以及随后索隐红学的衰微。通过蔡胡论争，索隐红学的研究方法之弊被凸显了出来，“新索隐派”亦由是而改弦更张。但评价索隐红学的功过是非还要考虑到特定的时代环境，不能否定它的历史价值。     

《代悲白头翁》和《春江花月夜》对《红楼梦》 的影响辨析

初唐最著名的两首七言长诗《代悲白头翁》和《春江花月夜》,都对《红楼梦》有着非常明显而深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其中的具体诗词,尤其是对林黛玉的《葬花吟》和《秋窗风雨夕》的形式方面的影响,以及对《红楼梦》的主题思想的影响。     

《红楼梦》作者不是吴梅村——与《〈红楼梦〉作者新探》一文作者商榷

傅波、钟长山同志发表的论文《〈红楼梦〉作者新探》,提出《红楼梦》的作者是吴梅村。笔者详细考察了吴梅村生平、创作以及其所处时代,确认吴梅村不是《红楼梦》的作者。     

《红楼梦》语篇体裁标记语的英译

近年来《红楼梦》英译研究发展迅速,许多学者都从不同领域对其进行研究。但将功能语篇分析理论应用到《红楼梦》及其英译文的对比研究,国内外尚不多见。本文将以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理论基础,从语篇分析的角度,以《红楼梦》原著及其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本为语料,重点讨论《红楼梦》作为章回小说,其语篇体裁标记语在英译文中如何处理的。     

陈其泰“红楼梦回目拟改”的得与失——兼与顾鸣塘先生商榷

清代《红楼梦》评点家陈其泰曾对《红楼梦》的回目加以拟改，但并未引起学者们的重视。顾鸣塘先生在《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陈其泰”词条中专门对其《红楼梦回目拟改》进行了评述，认为它“多为败笔”，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笔者却认为，虽然它对个别回目的拟改值得商榷，甚至是败笔，但对大多数回目的拟改还是有道理的，不仅丰富了《红楼梦》研究的内容，而且还体现了陈其泰对《红楼梦》研究的真知灼见，是对红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它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从解构主义翻译观视角简析《红楼梦》的不同翻译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也是中国文学创作的奇葩,对它的研究和批评形成了至今仍蓬勃发展的"红学".<红楼梦>在世界文坛也享有极高的声誉,它的全译本在许多国家陆续出现,甚至在某些国家拥有十几种版本.因而对<红楼梦>的不同翻译也成了众多学者热衷的课题.在借鉴和吸收前人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辩证翻译系统观为哲学指导,以解构主义为主要理论基础,采用理论与实证、定量与定性、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综合分析它的两个著名全译本: ADream of ReDMansions 和The Story of the Stone,力求系统掌握解构主义在<红楼梦>翻译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翻译过程中的价值所在,进而推动"红学"的不断发展和扩大"红学"的研究领域.     

谈小说翻译中的语用等值——以霍克思《红楼梦》英译本为例

等值概念在翻译史上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语用等值追求说话人的言外之意或交际意图的等值,符合翻译的性质。以语用等值为研究对象,更适用于小说翻译。以霍克思《红楼梦》英译本为例可以说明实现语用等值采用的一些翻译策略。     

《红楼梦》中模糊修辞的运用及两种英译比较

运用模糊语言是文学作品,特别是文学经典中常见的现象。模糊语言的翻译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杨宪益和大卫.霍克思对《红楼梦》中模糊修辞的处理各有所长,他们成功的译例为研究模糊语言的翻译方法提供了借鉴。     

从图形-背景理论看仿词翻译——以《红楼梦》为例

文章从图形—背景理论出发,通过对比分析杨宪益、霍克斯《红楼梦》中仿词翻译,探讨了仿词句中隐含的多层图形—背景关系,提出仿词翻译的最佳翻译状态。     

试论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典籍翻译策略之选择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采取何种翻译策略才更有利于中国文化典籍的传播,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古典名著《红楼梦》最有影响的两个英译本(杨宪益译本和大卫·霍克思译本)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分别归属于纽马克提出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范畴,通过对两者的比较可以看出,语义翻译是文化典籍翻译的较佳策略。     

论《红楼梦》英译本人名翻译策略

《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在人名的翻译过程中采用了不同的策略。杨译本本着忠实于原著的精神，以异化翻译策略为主，力求把原著中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传达给译语读者，而霍译本以译语读者为中心，尽量减轻原语文化知识对他们的压迫感，翻译策略以归化为主。完整与足量是判断采用何种翻译策略的重要标准，因此，两译本虽各有巧妙之处，但或多或少都有欠额翻译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