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荀子到董仲舒:试论“大一统”思想的形成

荀子以"一天下"为目的要求息灭百家异说,形成一元化意识形态。为了使儒学适应初步确立的封建集权专制制度,荀子隆礼义重法度,强化君主专制,在理论上实现了儒学与封建集权制度的整合。董仲舒在继承孔孟仁学思想的基础上,以天人感应说对其进行了改造,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思想,以强制手段来规定国家政治生活的指导思想,从实践上完成了封建政权与儒学的并轨,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荀子到董仲舒是为中国专制政权寻求思想统一由法理走向实践的过程。     

论明清之际“复封建”旗号下的分权反专制思想

明末清初一些思想家提出的“复封建”论,冲破了传统王朝窠臼,超越传统“封建”与“郡县”的讨论,寓反君主集权专制思想于其中,而具有突破性的进步意义。同时代的英国即是以封建诸侯起而平衡君主权力,制定国会宪章,从而实现了制度创新转型。在政治“大一统”的传统中国,以“复封建”来分权制衡专制君权不具可操作性,制度创新历史转型的出口在哪里则仍需探讨。意识形态政治泛化的“封建说”,脱离中国历史实际解释不了历史而没有学术价值,蕴藏于“封建”制下的明清分权反专制思想,则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洪仁玕的思想特点及其发展历程探析

洪仁提出的富民强国,从而"与番人并雄"的近代化发展方案代表了当时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近代化思想的最高水平。其思想的形成与其特殊的经历直接相关。洪仁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认同清王朝封建专制体制并在其中谋求发展;2、流浪于封建体制之外,希望把他所接受到的某些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移植到太平天国;3、洪的言行在现实中碰壁后,又回归到封建专制体制内,并最终成为封建专制体制的殉道者。     

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延续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起源于前国家时代的宗族性协作农业，夏商周“王权”时代确立了中央集权制政体，秦至清“皇权”时代，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日益强化。由“王权”向“皇权”演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央集权体制也随之加强。“大一统”思想作为主导性意识形态，为中国古代集权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石；中国古代集权体制为“大一统”思想的官方地位提供了制度保证。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赓续不断，与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极好的相适性，并与“大一统”思想观念相互为用，为中国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延续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制度保障。“大一统”思想和中央集权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理念，可以为当前的现代化之路提供有益的借鉴。     

汉武帝时期: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全面确立

汉武帝通过加强中央君主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推行中央集权的财经政策和官府垄断重要工商业的专制主义经济制度,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专制主义思想文化制度,确立了具有中国独特专制主义制度特色的制度模式——一体化专制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及其赋役制度变迁的探讨

中国封建土地所有权不具有民法理论所确立的排他性、本源性和全面性。封建土地名义上为天子所有，实际为私人占有的模糊产权关系导致地主豪强非付费或少付费的土地兼并，侵夺了中央王朝的利益。以君主为首的中央王朝推动的赋投制度改革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保证中央财政收入，主观上也想均平、减轻农民的赋役负担，但政策产生的效果有限。为什么效率低下的产权制度及其赋役制度能够基本不变地在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下来，其原因是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和道德人伦起了强有力的稳定作用，有效地克服了封建社会中各个利益集团“搭便车”的行为。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对土地产权界定的模糊性致使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维持，并延缓了中国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     

决策改革开放:从酝酿、充分准备到一锤定音

改革开放的思想在多次会议中酝酿,但是从影响程度上来讲,重要的有三次会议:国务院务虚会、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国务院务虚会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有了大胆地讨论;中央工作会议在思想路线,历史问题等方面取得重大共识;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程序性得最终确立,中国自此迎来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梁启超与中国社会舆论的近代转型

中国历史上,社会舆论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在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五四运动时期完成的近代舆论转型中,被誉为"舆论骄子"的梁启超起到了核心人物的作用.他以其丰富的实践活动和系统、先进的舆论思想对中国社会舆论的近代化做出了突出贡献.在近代舆论转型中所体现的经验和规律对当今社会舆论的健康发展仍有十分有益的启示.     

论中国诗歌发展道路从上古到中古的历史变更——兼谈汉诗创作新趋向和诗赋分途问题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魏晋时代历来以其新的风貌被人们广泛关注。但这种新风之肇端并非自魏晋始。事实上,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制度的确立在秦汉,中国上古与中古的历史分野也在秦汉。与之相应的,中国文学艺术中有许多新的时代萌芽和新的美学观念也是从汉代发展起来的。尤其是中国的诗歌发展道路,更是在汉代完成了从上古到中古的     

康乾盛世下清廷的西藏及黄教政策研究

随着近世①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几千年"大一统"传统思想的中国封建王朝至清康乾盛世下也发生着变化.清廷在继承封建统治体制和观念的同时,也在潜意识的作用下加强了对中国的统一.其中康乾盛世下清廷的西藏及黄教政策就充分体现了此点.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清廷通过几次对藏用兵和体制改革,最终使西藏由中国传统的藩部转变为受中央政权有效统治的地方必要行政区域.虽然其问清廷在某些政策的运作上还存在不足,但此举却极大地强化了中央对西藏等藩部的统一,并最终促使传统的"大一统"帝国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     

论汉代新儒家

在历代鼓吹儒家道统的影响下,人们很容易忽略区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儒家,后世虽有汉儒、宋儒、清儒之类的说法,但对不同时期儒家的不同特点,注意是不够的。汉代新儒家经过叔孙通、公孙弘和董仲舒的发展,理论上日益成熟,继承了先秦儒家学说,以从政、为政为主要目标,在政治实践中不断演变。汉代新儒家适应政治统治的需要,大量吸收和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兼采各家思想,构造儒家思想的新体系,倡导大一统、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思想,把先秦儒家思想系统化、理论化、神圣化,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汉代新儒家思想理论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加上政治、制度等方面的一些外在影响,它继续前进,又有更新的因素注入,从而继续在理论和方法上更新。东汉从专经到通儒,兼及诸子,到魏晋、隋唐士人转向佛、老探求,直至宋代新儒家的出现。     

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周秦之变”背景下秦皇汉武统一意识形态的尝试

周秦之变后,在以暴力为基础的新政统与强调权力道德基础的旧道统之间,客观上呈现出既格格不入又必须合作的局面。"焚书坑儒"宣告了旧道统的承担者——儒家士人与新王朝磨合的失败。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基本上解答了汉武帝的关于治国总方略的疑问,他从"天人感应"的角度为儒学的实施提供了系统的、具有终极意义的理论依据。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独尊"地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教育、选官及法律的儒家化。秦皇汉武统一意识形态的尝试对后世的启示表现在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进行意识形态建设,而意识形态建设要根植于社会的既有价值,不宜过分以利禄倡导等方面。     

汉代的罚金和赎刑——《二年律令》研读札记

罚金和赎刑是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重要刑罚,是对犯罪行为的一种经济制裁,属财产刑。由于史料缺乏,这一问题在张家山汉墓竹简等简牍出土以前一直未得到系统研究。汉代的罚金分七个等级:半两、一两、二两、四两、八两、一斤、二斤;它既适用于一般百姓,也针对官吏的罪行进行处罚,不限定一定的身份和阶层,所不同的是汉代罚金所涉及的官吏名称较秦律为多,但大都是较低级的官吏。汉代罚金的适用罪名很多,有以下犯上、任人不廉、盗窃、学业不精、打架斗殴等罪行,涉及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各方面,森严的等级性是其本质特征。汉代的赎刑小到赎耐、赎迁,大到赎死,几乎全部刑罚都可以赎。赎宫、赎死已不像秦代时只有特权阶级才可以赎,汉代法律原则上规定平民百姓也可以赎死、赎宫。汉代赎刑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以黄金为主,铜钱为辅,兼及爵位、竹、谷、缣、粟、马、军功等形式。汉代赎刑适用对象很广,各类赎刑从法律表面规定的情况来看没有等级及特权的限制,即官民通用。     

先秦儒墨学说的异质性特征分析

先秦是我国哲学思想的原发期,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儒墨学说,是两个重要的思想流派,在百家争鸣的学术舞台上平分秋色,并称“显学”。但作为“显学”的儒墨学说,在汉以后分为两途,儒兴而墨绝,其中主要原因应归结于两家学说的异质性特征的凸显。     

从《焦氏易林》看汉代人的秦史观

《焦氏易林》作为一部大致成书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的特殊文化典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其中就多有对秦史的相关记载。其中对秦兼六国、扶苏、商鞅和秦昏暴之政的记载,为我们展示了汉代人的秦史观、儒学理念在汉代民间的普及以及汉代人对秦的理性反思。     

论北朝法制之改创

北朝包括五个封建政权: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政权均为鲜卑民族所建。北朝统治者抛弃南朝汉族政权重玄谈轻法制的统治手法,重视法制建设并进行了大胆改创:创均田律,发展了封建土地立法;创流刑,使封建刑罚更加规范;罢门房之诛,使封建刑罚向轻刑化方向发展;改七等刑为五等刑,确立五等正刑的新刑罚体系;创重罪十条,完善了礼法结合;删繁就简,确立十二篇目的律典结构等。北朝法制改创成功之因在于:出身于少数民族的统治者重视法制建设;重用汉族律学家;综汇秦汉魏晋法制优势。北朝法制改创对中国封建法律由秦汉的初创到隋唐的辉煌起到重大推动作用。     

试析汉代的妇女教育

汉代,儒学一跃而为封建国家的指导思想,儒家思想及其伦理规范开始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渗透。汉儒们继承并发展了先秦儒家歧视妇女的传统,形成了一整套系统化的"女教"体系。在礼教初兴的时代背景下,汉代妇女除了接受"女德"、"妇功"教育外,还能够学习一些儒家经典。妇女们通过各方面的学习,不仅提高了自身的能力和修养,反过来又冲击了礼教的束缚。     

《太玄》的撰著旨趣及儒道兼赅的哲学思想

扬雄创作<太玄>有其深刻的社会人生和历史文化背景.<太玄>仿象<周易>,吸收秦汉以来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并与当时社会所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密切结合,构建了一个无比庞杂而又自成条贯的哲学思想体系.扬雄继承并发展了其师严君平"引<易>入<老>"的学术特点,他的<太玄>兼赅儒道,对后来的魏晋玄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福建古代海洋文化历史轨迹

在漫长的洪荒年代,勤劳勇敢的闽族先民依靠富饶的海洋资源,艰苦卓绝她开创出独具福建地域特色的海洋文化。经过先秦发展,从秦汉到隋唐五代,伴随中原百姓南迁入闽,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进一步融合。降至宋元,福建古代海洋文化得到全面发展。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衰弱,面向海洋的福建地区中外文化交流、生活方式、社会生活出现新的变化,呈现出一条福建古代海洋文化历史发展的轨迹：源于先秦,成于汉晋,兴于隋唐五代,繁荣于宋朝,发展于元代,盛极而衰于明清。     

法家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地位

法家思想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兴盛于秦王朝,其一系列的"变法"和"法治"思想主张,真切反映并适应了当时由诸侯割据向封建集权过渡的时代要求.西汉及以后的历代统治者则援法入儒,礼法结合,从而实现了儒法合流;法家化的儒学遂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和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