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义法”说发微

清代的桐城派是对中国古代的散文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文学流派。方、刘、姚“桐城三祖”,是这一流派的创始人和奠基者。其中方苞的“义法”说,则是桐城派美学思想的起点。 桐城派在美学理论上超过前代古文家的地方,就在于对散文艺术美所作的理论探讨和贡献。桐城派的奠基人方苞,把前代古文家关于语言修辞、章法变化的理论予以系统化和深化,提出了散文创作的艺术技巧论——“义法”说。刘大櫆继方苞之后,深入到创作个性和艺术意境的领域,提出了“神气”说。姚鼐集方、刘之大成,在综合各种艺术因素的基础     

太华三峰 质文兼美——论方苞、刘大櫆、姚鼐散文的杰出成就

1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古文运动。唐代韩、柳,北宋欧阳修,都领导过古文运动,到清代出现了一个桐城派古文运动,其声势之大、历时之久,参加成员之众多,除宋代的“江西诗派”外,没有一个文学流派可与之匹敌。这个散文流派的代表人物是方苞、刘大櫆、姚鼐,因为三人都是桐城(今安徽桐城)人,所以有了这个称号.桐城三杰,方苞是创始者,刘大櫆为中继,姚鼐是集大成者。他们前后相继衔接,且都长寿,以毕生精力和不懈努力,按照一个宗旨长期从事一项活动,从而取得了显著成效。     

论桐城派

(一)有清一代文坛的散文正统,自然要首推桐城派了。它煊赫盛传几乎有两百年之久,在清代文学发展史上确实起了巨大的影响,共“文运”可以说是与清皇朝的“国运”相终始的。方苞、刘大櫆、姚鼐世称桐城三祖,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文艺观点,一脉相承,有着一贯的主张和目标。诚如方东树所说的“无不若出于一师之所传”而“如鼎足之不可废一”(注一)。他们共同标榜孔、孟、程、朱的“道统”和韩、柳、欧、苏的“文     

“桐城派三祖”论科举与时文——以“桐城派三祖”序跋为例

在桐城派众多作家中,方苞、刘大櫆、姚鼐并称为"桐城派三祖"。"桐城派三祖"曾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其科举历程顺畅程度不一。"桐城派三祖"在科举上有着复杂情结:尽管他们对科举埋没人才的现象深为痛惜,但他们意识到,也有一些俊士从科举中脱颖而出,其结果难以预测。在名利的驱动下,应举者往往视科举为猎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桐城派三祖"对此举给予批判,并从辩证的角度对科举得失加以分析,希望应举者淡泊名利,顺应天命。为了提高时文写作水准,"桐城派三祖"重视古文以为时文,重视培养学识。他们进而从文与行合的立场出发,期待应举者文行兼修。这一思想对桐城派后学深有影响。在桐城派阵营中,就有不少作家,我们既可以才思敏捷的文人视之,还可以经明行修的儒者目之。     

林纾论文旨趣辨略

评品人物,儒家留给后世的传统方法和原则是“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桐城派”是应清朝国运而生的一大散文流派,自创始以来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文学理论由“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奠定并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初期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至清乾嘉年间,由于进步思想家和考据家、骈文家的抵制和排斥,影响不大,主要限于师友相传,但在“姚门四弟子”方东树、管同、姚莹、梅曾亮等的大力提倡下,尤其是因为他们倡导序事有体,行文简练的艺术形式,加之梅、管二人在当时的散文实践上成就较大,因而师法“桐城派”的人逐渐增多.清末,封建势力     

戴名世和他的《南山集》

<正> 一以散文著称占据有清文坛二百三十年之久的桐城学派,曾经喧赫一时,享有“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的声誉。然以往论者只列举方苞、刘大櫆、姚鼐为其代表,而对桐城派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作家戴名世则一直未被重视,甚至很少论及,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戴名世字田有,一字褐夫,因晚年一度隐居故乡桐城南山,故世称南山先生,生于清顺治十年(1653),被害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六十一。     

《惜抱轩诗文集》中寿序的真情实意探析

寿序属赠序文体的一种,因其为祝寿而作多溢美称颂之词而饱受诟病。姚鼐的寿序文则一洗当时寿序文写作的流弊,透过寿序文写作表达了对“真”的追求。本文通过分析《古文辞类纂》中姚鼐对赠序类作品的编选,及桐城三祖之一方苞对姚鼐的寿序文写作的影响,着重考察姚鼐《惜抱轩诗文集》中20篇寿序文表现出的一片赤诚之心和真情实意。     

刘大櫆对韩愈散文的接受

在清代桐城派散文家中,刘大櫆文论思想上承方苞,下开姚鼐,是清代散文理论定型的关键部分。刘大櫆乐于学习古人,博学约取,尤其推崇韩愈散文,汲取了韩文尚奇、尚变、文从字顺的散文主张,发展了韩文气盛言宜、古文文法、审美趣味的观点,最终提出的“神气、书卷、经济”的散文创作主张并致力于指导自己的散文创作。这一主张启发了姚鼐的“义理、考据、词章”的散文观,对后世散文创作意义深远。     

桐城派理论的发展和最后总结——论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

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仿《文心雕龙》之体例,系统地探讨了文学的起源、发展、体裁、创作方法、风格和作家的修养等问题,翔赡而简易,典显而精凿,是继《文心雕龙》之后,我国文学理论史上的又一部重要著作。本书论文大旨,本之方苞、姚范、姚鼐、刘大櫆、方东树、曾国藩等桐城派先驱和重要人物,这些人物的言论构成了本书的理论基础,故本书实为姚永朴对桐城派理论的最后总结。     

评桐城派中兴主将曾国藩的文论观

桐城派因其主要成员均出自安徽桐城,故而得名.其活动时间上自康熙年间,下至清代末年,从戴名世创其首,到严复、林纾尾其后,在清代统治文坛前后将近两百年,是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时间最长、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研究者多以方苞、刘大櫆、姚鼐为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引周永年的话说:“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     

桐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

中国古典散文的发展,至唐代贞元,元和以后,遂生出古文一派。清代乾、嘉年间,昭然揭出古文派旗帜的是桐城派。 桐城派自方苞揭橥义法,刘大櫆标谤神气,迄至姚鼎学问三事、阳刚阴柔,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诸说的提出,其论文矩矱,大体具备。同时,方、刘,姚又以言简有序,清淡雅洁的散文创作名一噪一时,赢得“天下文章,岂在桐城乎”的赞誉,桐城派之名,遂在文人学者     

浅论散文的意境美

在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中,散文艺术同诗歌艺术一样,不仅 渊远流长,绚丽多彩,而且历代名家辈出,成绩卓著。可以说在 我国文学史上,真正能够与诗歌双峰并峙,蔚为大观的,唯有散 文最有资格。且不说经、史、子、集里,大部分文章都是精采的 散文佳作,且不说唐宋八大家、归有光、刘大櫆、姚鼐、方苞, 这些文学巨匠曾经以他们独具的风姿逸韵,给古代散文领域留下 了无数精粹警辟、清新隽永的短篇佳什,即是到了近代,散文这     

桐城古文学派小史(续一)

刘大櫆字才甫号海峰桐城东乡人,生于清圣祖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卒高宗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年八十一(《清史列传》吴定撰墓志铭均作卒于高宗乾隆四十六年,年八十二,此从《三续疑年录》及《刘氏家谱》)姚鼐《刘海峰先生传》云:海峰生而好学,读古人文章即知其意而善效之年二十余入京师,当康熙末,方侍郎苞名大重于京师矣,见海峰大奇之,语人曰:“如苞何足言耶,吾同里刘大櫆,乃今世韩欧才也”.自是天下皆闻刘海峰.然自康熙至乾隆数十年,应顺天府试,两登副榜,终不得举.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十五年举经学,皆不录用.朝官相知,提督学政者率邀之幕中阅文.年愈六十乃得黟县教谕.又数年去官归枞阳.不复出.卒年八十二.     

曾国藩对桐城文论的三个拓展

传说桐城论局限于以唐宋八家之文来载程朱之理,以孔孟之道至程朱之道作为古文“义理”的全部内容,并以这种纯“义理”为荣。虽然刘大櫆、姚鼐、方东树、姚尝都提曾到过“经济”,但终因对经济缺乏深刻体会、内容空洞,又受到纯“义理”的制约,因而成为古文家们的口头空谈,姚鼐试图以“考据”对义理有所补救,但仅把考据的汉学作为一种工具,处于从属的地位、服从“义理”,以“考证助文之境”(《与陈硕士书》)限制了对汉学求实精神的吸收。至方东树更是对考据之汉学大加挞伐。曾国藩则以经济和考据充实义理,使义理具有崭新的内容和时代精神。     

桐城派“因声求气”理论源流考辨

"因声求气"理论主要提出者是刘大櫆,它是桐城派文论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精粹。其理论渊源向上可以追溯到先秦,是对孟子、曹丕、刘勰、沈约、韩愈、朱熹等人的继承和发展;向下又是对后来理论的开拓与奠基,特别是在桐城派内部,从姚鼐到方东树、曾国藩,再到吴汝纶、张裕钊、贺涛等,对之更是推崇备至,世代承袭。五四以后,朱光潜用现代理论丰富和完善了这一理论,并赋予其以现代学术形态,为中国传统理论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范例。     

文论范畴的生命体验——刘大櫆“神气”说的时空美学阐释

神气作为古代文论的范畴,具有一种生命存在和自由的时空美学向度。刘大櫆思想中无论是神气本身含义,还是神和气之间的关系,乃至具有神气的十二贵,都让人清晰地感觉出神气背后蕴含着的无限的空间感和流动的时间感。这种时空感在刘大櫆神气说中集中地从本体层和表征层体现出来——神具有一种生命的时空本体性质,而气是这种时空本体的表征和体现。     

桐城文派一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新曙光——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题语》析论

《经史百家杂钞题语》是曾国藩改造桐城、中兴桐城之始。它师法《古文辞类纂》,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古文选录的时空跨度与文体构架方面,曾国藩都表现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扩宽了桐城堂庑。收录辞赋,超越方苞《古文约选》桎梏;垂爱骈文,突破姚鼐《古文辞类纂》樊篱;别树一帜,添增“叙记”与“典志”,使史传文与经世文纳入选编范畴。《经史百家杂钞》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突破一宗唐宋的桐城派文统,使桐城古文从狭小胡同迈向康庄大道。     

循天理、随势变 ——方苞法律思想论析

方苞是清代著名的古文家,被尊奉为桐城派三祖之一.基于对天理与人性的认识,方苞的法律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主张法应循天理,随势变,形成了"道不可异"与"制可更"相结合的法律时变说、"以道明民"与"下无遁情而罚必中"相结合的司法观以及制度建设与识才技巧相结合的选举论.他将对治法的理想追求与现实需要紧密结合,体现并适应了时代潮流.     

徐璈《诗经广诂》考论

清代嘉、道间桐城文士徐璈有两部重要的诗学著述,即《诗经广诂》与《桐旧集》,前者为其治三家《诗》的成果,后者则为桐城诗人总集,二者辅成相弼,共成其诗学思想。徐氏曾与桐城诗学家马瑞辰、光聪谐参加京师万柳堂公祭郑玄活动,然其治《诗》则以主"三家诗"而与马氏(马宗琏、马瑞辰)"毛诗学"并为桐城诗学两大宗。由于徐氏解《诗》秉承桐城学术,所以最为推重钱澄之《田间诗学》,对桐城诸家如方苞、姚范、姚鼐、叶酉的论《诗》语也多有引述。而予"三家诗"之阐发,《广诂》则以明源流、博引证、重考述为特征,并通过引史明礼与章句释义,彰显其辑考成就与经世致用思想,从而具有树立经典的诗学传统意义。     

桐城派的“因声求气”

刘大通过总结古人学古的经验,总结出“因声求气”的学文方法,强调通过熟读吟咏古人的作品领会古人的神气,使“义法说”具体化,为中国的古文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姚鼐在学习刘大的基础上,深入发展并系统化了“因声求气”的理论,提出了学古的“死法”与“活法”,把诗法与文法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使这一理论更具有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