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典论·论文》甄微

目前流行的曹丕《典论·论文》撰写于黄初初年或太子时期的说法值得商榷,本文作者据文献推断《典论·论文》的撰写当在建安十六年前后。《典论·论文》不是“自觉时代”的“号角”,它并没有打破儒家传统观念,相反,它要努力使文章成为经治国家的工具。《典论·论文》劝导邺下文士改变文人相轻的陋俗,用文章为曹魏统一大业服务。     

陆机及其《文赋》

《文赋》的作者陆机,是我国封建社会在古典文学理论方面卓有成就的人物。他的《文赋》是继曹丕《典论·论文》之后我国古典文学理论的第二篇专注。曹丕的《典论·论文》与陆机的《文赋》,在古典文学理论史上虽然相距七十年左右的时间,但是两篇光辉的文学理论的著述可以互相补充,堪称我国古典文学理论论坛上的姊妹篇。曹丕的《典论·论文》以评价作家、作品为主,也兼谈了文学创作的体裁、风格和文章的作用。陆机的《文赋》以创作构思为中心,谈了主观与客观,内容与形式,文章的体裁、风格和作用。二者有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试析<典论·论文>的论文宗旨

本文认为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一篇属作家论性质的文学理论专篇。它从文人的修养、文学批评的态度、作家才性与风格的关系、作家创作的动力以及文人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等方面展开议论 ,为建安时期的文学自觉开启了理论先声     

曹丕《典论·论文》创作动机探析

曹丕《典论·论文》创作动机探析徐正英魏晋南北朝时期被视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而曹丕的《典论·论文》则被视为这一“自觉”的最早标志。学术界称，该文提高了文学的地位，区分了文体，指出了文学批评的正确态度，首言“文以气为主”。（参见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     

《典论·论文》三辨——从《典论·论文》看曹丕的文章写作观

《典论·论文》里提到的“四科八体”,其中的奏、议、书、论、铭、诔这六种属于应用文体。仅从这一点来看,说它是“文学专论”就不符合原著的内容实际了。曹丕《典论·论文》并非是“文学专论”,而是既包括文学创作又包括应用写作的中国古代文论。其中,“经国之大业”说、“文本同而末异”说、“文以气为主”说等三个重要观点,也同样是适用于应用写作的理论总结。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客观而深入地研读《典论‘论文》的原薯．我们便会发现,所谓《典论·论文》是“文学专论”云云,往往都带有以偏概全的毛病。     

魏晋文学批评序论

魏晋时代(包括建安时期)的文学批评,正如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一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曹丕《典论·论文》论及作家、文体、文学批评、文章价值与作用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一些崭新的看法,在批评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陆机《文赋》生动形象地论述了文章写作的思维过程,分析了写作中的利病得失,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虽然今日只存少量佚文,但已可看出其论述文体之全面广泛。除了专门的文学批评著述以外,在当时人的书信、序文、子书著作以及日常谈论之中,都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有关文学批评的意见。     

从曹丕的《典论·论文》看文学的自觉

鲁迅先生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个概括,精辟地道出了建安文学的时代特征。作为建安时期政治上的风云人物和文坛上的实际领袖曹丕,以他《典论·论文》中所提出的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标志着一种和以往文学观念不同的新思想的产生,并开辟了我国文学史上的自觉时代。     

对《略论“建安七子”说的分歧和由来》的异议

“建安七子”乃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习语,本于曹丕《典论·论文》的:“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王易)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胡刻本《文选》卷五十二)向无异说。高敏同志的《略论“建安七子”说的分歧     

曹丕《与吴质书》解读

三国是文学灿烂多彩的时期，因统治者的提倡，文人学士地位得以提高，个人的创作受到重视。“通脱”的文学个性，造成了建安时期文学的辉煌。“三曹”、“建安七子”虽地位不同，但共同的文学爱好使他们常常集会，开展文学活动，都成为名噪当时的文学大家。贵为太子的曹丕，一封《与吴质书》用优美的骈句，体现了“清绮”风格，是古代骈文的优秀之作。     

曹植《鹦鹉赋》创作时间考

通过对比汉魏时期文人《鹦鹉赋》创作，以及考证这些作者之间的交游事迹，进而探讨曹植《鹦鹉赋》的创作时间。认为曹植此赋当作建安十三年九月至建安十七年之间，尤以公元211年前后的可能性最大。     

《典论·论文》简说

曹丕(公元187年—226年)的《典论·论文》是我国较早的一篇文学批评专论。在曹丕以前,专篇的文学论文,如《诗大序》、班固的《离骚序》、《两都赋序》、王逸的《楚辞章句序》等,只就一部书、一篇文章进行评述;《典论·论文》则论述的是多位作家、多种文体,并论述了作家的个性、气质和作品风格的关系以及文章的地位价值、文学批评的正确态度,等等。它对建安七子(又称“邺下七子”)作品的评论,是建立在对作家作品作具体分析的基础之上的。这一评论原则,是前无古人的。它对文学体裁     

建安诗歌与正始诗歌比较初论

建安时代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耀点。学界一般认为文学史之“建安”其上限可以上溯至曹操作《薤露行》的公元190年,其下限则可移至曹植逝世的232年。建安诗坛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三曹”和“七子”,他们学习和承继了前代文学创作精神,在当时现实形成的各种条件下,运用各自的艺术才能进行创作,使得整个建安诗歌放射出一派绚美的异采。而接踵其后的正始诗歌,因诗风开始出现于魏齐王芳正始年间(240——248年)而得名,阮籍、嵇康为其代表作家。虽然正始诗歌毗邻建安诗歌,但却在写作风格诸方面呈现出别一种面貌。在此,我们将这两个时期的诗歌作一比较,期冀在异同互见中透视与体悟出这段中古时期的诗歌之演进。以下是笔者对这一问题的初探,祈请方家教正。     

曹丕《典论·论文》与徐干《中论》

研究《典论·论文》的文章较多,但多集中于“齐气”等问题的讨论．探讨《典论·论文》与当时社会政治思想的关系,为把对于《典论·论文》的研究引向深入的途径之一．本文在指出徐干《中论》在名理学上的地位的基础上,揭著《中论》对《典论·论文》的影响,认为《中论》论证名从于实的系统性,启发曹丕把名从于实的理论运用到了对文学家的批评态度上,实现了由运用名实观批评政治到运用名实观批评文学的过渡。同时,《典论·论文》针对《中论》轻视文学的态度,高扬文学自觉的旗帜,超越了《中论》．     

建安作家与文学传统

建安时代,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光辉的起点,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建安文学发展繁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仅从建安作家与文学传统的关系方面略加论述。安建文人重视文学的价值,而且敢于创新。曹丕提出:“诗赋欲丽”,对诗赋敢于提出形式华丽的要求,第一次提出了诗赋在形式上的标准。这是思想解放,敢于创新的重要标志。在《典论·论文》中又称赞王粲“长于辞赋”,这说明他对辞赋的重视。这样,建安文人在创作上摆脱了两汉辞赋的创作追求堆砌词藻的弊病而创作出一些清新明丽、词采华美的抒情     

宋代榷茶始于何时?

宋代榷茶始于何时?《宋史论集》和《宋代经济史》认为始于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八月的于汴京、建安、汉阳和蕲口置榷茶场。“令商人入金帛京师,执引诣沿江给茶。”(《皇朝编年备要》卷一)查诸史实,此说有误。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建隆三年正月丁亥条载:“以监察御史刘湛为膳部郎中。湛奉诏榷茶于蕲春,岁入增倍,迁拜越级,非旧典也。”刘湛之所以在这年正月荣受打破常规的越级提拔,是因为他在建隆二年(961)在蕲春榷茶取得了比上年“岁入增倍”     

关于《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的一点思考

司马相如、扬雄和班固是汉代散体大赋最富盛名的作者,他们还于不同时期创作了同属“符命”文体的《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但囿于各自不同的时代背景、性情际遇和文学主张,所以这三篇“符命”文章的写作情况和思想意识也各有不同。《封禅文》是司马相如在寂寞闲居中向汉武帝表达的忠心,《剧秦关新》是扬雄在“王莽新政”热潮的冲击下既惑又惧的违心之作,《典引》是班固欲纠前者之谬以颂汉功汉德的典正纯美。总体而言,《封禅文》。《剧秦美新》和《典引》与作者各自散体大赋所采用的讽谏方式相仿佛,因此都可视为汉代士人在制度和规范下创作心态的读本之一。     

论曹丕的个体意识与《典论·论文》

《典论·论文》是魏晋时代个体意识自觉和文学自觉的产物。曹丕的个体意识贯穿在《典论·论文》文章整体之中。《典论·论文》中的文章价值论、“文气”论,以及“诗赋欲丽”的观点都与曹丕的个体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曹丕个体意识的自觉是其文学自觉的根源。     

诗家之总汇,诗道之筌蹄——司空图《诗品》风格论浅识

在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中,提出风格问题并把其加以分类的恐怕肇自曹丕。曹丕的《典论·论文》,根据作家才性的不同,分别论述了建安七子不同的风格特征;同时,把文章分为四科八体,各以一字概括其风格要求,开了作家风格论和文体风格论的先声。其后,陆机的《文赋》,又沿着《典论·论文》的两个方向,论述了作家风格和文体风格。而其文本风格的分类和论述,比曹丕具体多了。到了刘勰,他的《文心雕龙》,     

文学自觉时代的第一声号角──《典论·论文》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学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价值观，“文气”说的创作论，“文非一体”的文体论，并针对“文人相轻”提出“审已度人”的文艺批评的态度。从而确定了曹丕在文论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典论·论文》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     

李朝《昭明文选》接受考述

《朝鲜王朝实录》真实记录了朝鲜王朝自1392年建国至1910年灭亡绵延五百年的史实,是研究朝鲜与东亚各国历史及关系的基础资料。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文选》传入古代朝鲜半岛后,引起了朝鲜文臣们的高度重视,他们大力推荐《文选》,一度欲将《文选》引入李朝的科举考试科目,这些在《实录》中都有体现。《文选》对李朝时期的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朝鲜王朝实录》所见资料可以窥见《文选》在朝鲜李朝时期的重要地位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