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明的士大夫

<正> 晚明是中国文化的变革时代,当时的传统文化正面临一个伟大的转折。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士大夫,其文化意识、生活情趣、人格追求各方面,都烙下了与前时代士大夫不同的一些印记。本文就这些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一) 深受儒、道互补意识影响的中国士大夫,时常徬徨于隐与仕两者的十字路口,隐居成了一部分失意士大夫逃避人生的共由之路。晚明文化的剧变,市民文化的萌芽,给晚明士大夫带来了很大影响,使他们的息隐意识与前代迥然相异,隐居生活独具一格。     

宋代文人"居士"情结的社会文化阐释

在宋代 ,文人士大夫多用“居士”名其别号 ,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宋人所处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是宽松、舒适的 ,但受到的思想束缚和精神压抑又是沉重的。文人士大夫们既不想失去世俗的享乐 ,又要保持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 ,便需要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而中国传统隐逸文化由“形隐”向“道隐”的精神化转向、儒释道三教义理的统合及禅宗世俗文化倾向的增强 ,正适应了宋人的精神需求。于是 ,宋人将传统的仕隐观念及运行机制加以重新整合 ,形成了一种颇为圆通的仕隐观 :既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与道德义务 ,又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 ,求取内心的适意与自足。当日文人士大夫纷纷以别号“居士”相尚 ,即是这种处世心态和行为模式的典型的外在表征。     

“倘徉乎”“从道”与“从众”之间──中唐士人心态论

“倘徉乎”“从道”与“从众”之间──中唐士人心态论郝世峰南开大学中文系从盛唐到中唐，士人群体仿佛刚刚度过青年时期的中年人，本来因涉世不深而乐观自信、张扬个性，此时却因进入功利攘夺的现实社会而为世俗的利害之网所拘制。回此，他们对于人生的追求和探索，便从...     

“吏隐”与宋代士大夫文人的隐逸文化精神

宋代的隐逸文化丰富多彩,各种隐逸文化类型至此而趋于完备。但宋代士大夫文人最崇尚的隐逸形态是居官而犹如隐的“吏隐”,并因此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隐逸文化精神。他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将传统的仕隐观念及运行机制加以重新整合、定位,形成了一种颇为圆通的处世心态与行为方式:既与现实政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又努力摆脱“政统”的羁縻、控制,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既不放弃世俗的享乐,又能在物欲横流的世俗社会人生中努力守护、经营自己的精神家园,不为外物所役,求取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成就自己的闲适生活和诗意人生。     

论宋初隐逸闲淡心态的特征及其产生

宋初产生了一股隐逸闲淡的情调 ,形成了与初、盛唐不同的心态。这是中国文化、文学、美学史的一次重要转折和变化。它的形成由四部分人构成 :一是隐士 ,二是诗僧 ,三是半僧半俗的士大夫文人 ,四是表面豪华、内含平淡的显贵权要。从而体现了宋代初期的心态总特征 ,完成了从外扩到内敛的心态转换 ,对文学和审美创造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宋初隐逸闲谈心态的特征及其产生

宋初产生了一股隐逸闲淡的情调,形成了与初、盛唐不同的心态.这是中国文化、文学、美学史的一次重要转折和变化.它的形成由四部分人构成一是隐士,二是诗僧,三是半僧半俗的士大夫文人,四是表面豪华、内含平淡的显贵权要.从而体现了宋代初期的心态总特征,完成了从外扩到内敛的心态转换,对文学和审美创造产生了重大影响.     

药草诚多喻:论唐诗的药意象

唐诗中的药意象所隐含的社会文化意义有二:第一,因疾病所表达的身体政治的隐喻,用以治疗疾病的药也由此被赋予了解救人生困厄含义;第二,虽然炼丹服食在唐代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但炼丹技术始终只被少数人所掌握,文人们对于丹药的喜好,多体现在服食而非炼制方面。药意象的蕴义在不同的时代有所变化,即由最初表达文人士大夫淡泊名利、保全天真的隐逸情怀,到反映文人们亦官亦隐、泯灭出处的精神追求,最后成为谋取功名富贵的象征。换言之,药与隐逸文化的关系,折射出唐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内在结构的变迁以及他们精神的蜕变。     

“富贵山林”与“六一风神”——对欧阳修散文艺术风格的一种文化心理阐释

对“富贵之乐”与“山林之乐”的分辨和讨论在宋代成为士大夫普遍关注的问题.这一话题既与“富贵”、“山林”所代表的两种不同文学体式和风格有关,也和北宋士大夫独特的精神风貌和处世心态相联系.欧阳修对“富贵之乐”与“山林之乐”的论述在宋人中较有代表性,欧阳修对二者的基本态度影响到其文学创作风格.“富贵山林,两得其趣”的人生追求和“六一风神”的独特审美内涵之间有着内在一致.这种关联较为典型地反映出北宋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士大夫阶层的独特价值取向和人格特征.     

情理冲突与宋代士大夫词人的双重人格与复杂心态

理学是一种政治伦理道德学说 ,它力图将人们的思想、意识、心理及行为严格地限制在宗法伦理的范围之内 ,用一套严格的道德伦理规范来约束、控制人的本能欲望 ,以达到某种人格的自我完善 ,为巩固封建政治秩序服务。在宋代 ,一方面是道学流行且深入人心 ,一方面是世俗享乐意识浓厚 ,二者相互作用 ,使文人士大夫的人格分裂越来越严重。面对本能欲望与道德伦理的冲突 ,他们的心态变得也越来越复杂。即以词之创作与接受而言 ,士大夫词人的那种暧昧态度就表明了他们既为理所困 ,又被情所役 ,在“天理”与“人欲”冲突中的复杂心态     

盛唐田园山水诗中的悖论及其隐逸传统辨析

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来看,盛唐时代不应该是田园山水诗兴盛发达的时代,但事实是田园山水诗在这个历史时期达到了顶峰,这就注定了盛唐田园山水诗具有其他时代所不具备的文化内涵与特色.表面看来,以王维、孟浩然等为代表的盛唐田园山水诗都是一些隐逸于山水、体现着"出世"思想的模山范水之作,与老庄的哲学主张非常地契合,但其实他们的"隐"与老庄的"隐"不完全是一回事:老庄的"隐"是彻底地"隐",是以不"仕"为前提的;盛唐诗人的"隐"是一种以"仕"为目的的"隐".这种等待被朝廷征聘的心理在盛唐田园山水诗中是有所反映的——诗人是通过"渔樵"、"垂钓"等意象来加以隐喻的,体现的是姜太公直钩钓鱼式的隐逸传统.     

明代矿监税使事件中的原奏官（民）、委官及参随

万历二十四年六月,明神宗万历皇帝派出宦官往各处采矿,此后增派税使,统称“矿监税使”或“矿监税监”,简称“矿税”。奏请开矿课税的“原奏官”随之而起,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凡矿监税使派出,必由原奏官而起;凡矿监税使所到之处,必携原奏官同往。原奏官成为万历时期矿监税使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矿监税使和原奏官清一色的“京官”身份,委官和参随则复杂得多。     

明代广东财政结构变迁下鸭埠之制的兴废与利权争夺

鸭埠税是明清时期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种特有杂课名目。成化六年（1470），两广总督韩雍以鸭埠之制与“细民”争利而将其革除。正德二年（1507）清查各省钱粮运动后，两广军门设法增开饷源，鸭埠之制得到恢复，但其所入从杂课变成军饷。正德八年，鸭埠税再度被广东按察使陈雍废除，其背后反映的是广东地方“官族”争夺鸭埠利权的诉求。戴璟、霍韬、叶春及等士大夫在嘉靖、万历年间多次呼吁恢复鸭埠之制，均未见成功。万历二十七年（1599），鸭埠在神宗税使干预下再次开征，地方“豪右”通过缴纳少量的鸭埠税获得官府确认其鸭埠利权的颁帖。明末鸭埠税屡征屡废，由榷税变而为辽饷，再变而为地方乡兵经费。明代广东鸭埠之制兴废的核心问题，是朝廷、两广军门、地方官府财政利益与地方豪强利益的争夺与分配。     

论京派文学思想的启蒙特质

京派的启蒙心态决定了其文学观不可能像他们所标榜的那样“高蹈”。他们的文学思想与其独特的人生态度一致,并因他们启蒙追求而有着特定的内涵,表现出超然的社会功利意识与审美道德观念,具有独特而又宽广的文化关怀。     

论中唐诗人审美心态与诗歌意境的变化

随着社会政治和文化特质的变化,中唐诗人的审美心态和诗歌意境都显示出与盛唐不同的特点:盛唐诗歌的情感基调昂扬明快,意境阔大外展,注重自然浑成,体现了盛唐诗人对天籁之美的追求。中唐诗歌的情感基调郁闷低沉,意境狭窄内敛,注重雕琢修饰,体现了中唐诗人对人工之美的追求。     

白居易融会三教的“中隐”思想及其仕隐心态

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对传统仕隐观念的继承、整合和发展,其本质上既区别于隐于山林的"小隐",也与隐于朝市的"大隐"不同,而是隐于地方官、散官、闲官。它巧妙地平衡了集权专制与士大夫独立意识之间的矛盾,是一种能在入世与出世间进退裕如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方式。这一以仕求隐的隐逸观,较之魏晋时期"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仕宦态度要积极得多,它更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白居易以儒治身、以佛道修心的人生哲学的具体体现。     

从魏晋风度到盛唐精神——以文人个性和玄儒关系的演变为核心

“盛唐精神”是在对“魏晋风度”进行完善、修正的基础上 ,形成的一种新的民族文化理想和精神范式。从文人个性和玄儒关系的演变来看 ,自然适意、脱俗求奇以及心灵需求的多样化构成了它最重要的三大特征。在盛唐文人身上 ,魏晋文人普遍具有的内在紧张和焦虑已经消除 ,仕与隐、玄与儒均得到了较为完满的统一。因而 ,他们的人格更健全 ,审美心理更加恬静平和 ,审美眼光更加精细入微     

晚唐诗人的仕隐矛盾与许浑隐逸诗

晚唐诗人既不取魏晋以前遁迹山林的“小隐”,也不取盛唐时期京官加别业的“大隐”,为了解决仕隐矛盾,他们根据出仕外郡既可远祸避害,尽情游乐,又可获得优厚俸禄,免去饥寒冻馁的切身体会,多采取外官加田园的“中隐”形式。但由“大隐”到“中隐”这种隐逸形式的变化,却是以诗人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失落为代价的。许浑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意义。许浑虽然用山水、禅道、酒棋建构起自己的精神乐园,但由于他一直在江湖与魏阙之间不断徘徊,因此他的精神乐园实际上仍是一个在隐遍超世情结掩盖下的充满矛盾和苦闷的精神世界。许浑隐逸诗的独特风韵在于:一是在人境中追求孤独与寂寞,从而表现出悠闲高雅的艺术情趣;二是以审美主体的美学意趣摄取物境,以细微幽约的意象表现环境美;三是讲究精巧的构思和修辞。     

道教内丹养生与北宋诗人心态

道教内丹养生在北宋文人士大夫间的盛行,使一些诗人的心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形成了主体、闲适、自娱为特征的心态,这种心态流露于作品中,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诗歌风貌.面对人生挫折,北宋诗人往往受道教“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影响,高扬主体精神,用内丹养生中“性命双修”、“自适其适”的思想和心境驱遣烦恼忧愁.道教内丹养生对北宋诗人心态的渗透,是造成北宋诗学娱乐倾向的原因之一.     

宋词中的庭院意象及其文化蕴涵研究

宋词中的庭院意象具有封闭、宁静、幽雅、黯淡等多方面的审美特征,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深深的庭院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审美空间,使文人士大夫能够与社会俗务保持一定的距离,实现了他们诗意化的生存追求,同时,庭院意象也折射出宋代词人保守、内敛的文化心态.庭院意象在宋词中的频繁出现,这与宋代柔弱、保守的时代背景,以及文人士大夫的避祸心理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庭院能够作为审美对象,也与宋代园林艺术的发展,以及文人士大夫受园林艺术的熏陶有一定的关系.     

论李白王维在曲词写作上的分野——兼论盛唐诗歌为中国文学的第二次自觉

盛唐文学的自觉,是词体形成的深层次原因。盛唐诗坛对于诗歌中情爱题材的回避,为词体形式出现在情爱题材上提出了需要。盛唐对于初唐宫廷诗和宫廷应制方式的批判,客观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宫廷文学形式出现的要求。王维与李白虽然同为盛唐文学自觉的旗帜,但王维更为代表正统的士大夫集团,而李白天宝初年的宫廷供奉生活,则成为了李白写作宫廷应制词作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