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的影响

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的交流与沟通,基本上贯穿于自唐代以来汉藏两地佛教的始终。唐初,即藏传佛教前弘期,汉地佛教传播到了吐蕃,曾一度成为吐蕃佛教的主流。因此,藏传佛教前弘期,主要是汉地佛教影响了藏传佛教。宋元以来,即藏传佛教后弘期,特别是在元代,随着藏传佛教各宗派的形成、西藏地方统治者和中央王朝的密切接触,藏传佛教便大量流传到了内地,程度不同地渗透到了汉地佛教的诸多层面,并受到了中央王朝的高度重视,亦得到了汉地许多人士的青睐。据此,藏传佛教后弘期,主要是藏传佛教影响了汉地佛教。     

浅论民国时期汉藏佛教文化交流

从民国初年开始，内地佛教界为推动僧伽制度的改革，积极开展了汉藏佛教界之间的文化交流。这不仅缘起于佛教界自身发展所承载的文化交流使命，而且与宗教文化所赖以存在和交往的政治形势息息相关。此时，西藏与内地的文化交流，不仅推动并加强了藏传佛教研究，而且也增进了汉藏僧人的相互了解和汉藏民族文化的交流。     

藏传密宗与“中华国族”的构建——民国时期汉地僧人的藏密观

民国时期东密和藏密都传入汉地，成为汉地佛教重建“中密”的参考。汉地佛教界对这二者有一个认知、抉择和取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汉地佛教界最终舍东密而取藏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经过与东密比较后，汉地佛教界认为藏密无论是在精深程度、发展规模，还是在戒律方面，都胜于东密。为了有效地参照藏密，完善自身的佛法体系，汉地佛教界又将藏密与汉地佛教比较，认为藏密在佛经翻译方式、密典数量、修习次第、律仪等方面，都有优胜之处，这都是汉地佛教取法的重要内容。民国密教的兴起与发展是在当时中国民族文化重塑语境中，汉地佛教文化重构的一种努力。除了佛法体系完备性的需求外，民国汉地佛教界认为沟通汉藏佛教对建成“中华国族”、沟通中华五族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化交流视域下的甘南藏区汉传佛教

汉传佛教在甘南传播历史悠久,是甘南多元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甘南汉传佛教深受当地藏传佛教的影响,吸收借鉴了大量的藏传佛教因素,并得到当地藏族民众和藏传佛教高僧大德的支持;同时,甘南汉传佛教的发展,也得到了内地佛教界的支持与帮助,是汉藏佛教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在甘南宗教和谐、民族团结和地方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汉地藏传佛教寺庙建筑的历史价值与审美特征研究——以成都白岩寺为例

藏传佛教是佛教的重要流派之一,随着西藏与汉地交往的深入和频繁,藏传佛教在汉地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在汉地的大量兴建。以成都白岩寺为例,文章主要从藏传佛教建筑的材料选择上注重继承藏地佛教建筑的历史传统和古代优秀的建筑思想,色彩搭配上注重对佛教传统内涵的彰显,装饰艺术上突出对宗教教义弘扬等角度出发,探讨汉地藏传佛教建筑作为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的历史实物见证,其所呈现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     

民国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流传

论文在较全面勾勒民国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流传过程后,分析其在内地流传的原因,认为,除了时局纷乱导致人心思佛、汉传佛教界求取藏传佛教思想来振兴和发展汉传佛教外,藏区宗教界采取采纳内地信仰因素、积极参加具有全国性的抗日救亡等有益活动、积极参与内地太虚太师等领导的新式佛教教育运动等之外,积极与内地社会相适应,是民国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流传的重要原因.     

浅谈藏传佛教研究方法论的几个问题

中国佛教分汉地佛教和藏语系佛教(或称藏传佛教)两大支。藏传佛教思想是印度、汉地佛教思想和西藏传统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它一经形成,就对藏族古代思想产生巨大的影响。藏传佛教思想实际上是藏族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藏族古代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可以这样说,从赤松德赞(公元755至797年在位)到西藏解放前,藏传佛教思想几乎成     

佛教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

佛教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佟德富佛教在两汉之交从印度传人中原内地，后称作汉地佛教。公元７世纪左右又传到西藏，在雪域高原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与藏族原始宗教苯教相互斗争，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形成富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藏传佛教。继而扩展到青海、甘肃、内蒙古、山...     

庐山佛教年谱

东晋以降,庐山就以宗教之山名世,佛教乃其主体构成部分。汉地佛教中,庐山不仅以名寺高僧云集享誉佛教界,亦不仅以其在佛教汉地传播、嬗变的历程中所占有的坐标性位置而彪炳佛教史,还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历史渊源,与中国的文化生态、文化历程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联,此中关联形成的诸多文化现象业已引发了学界的关注和持久的探讨。本文试借年谱之形式,对地域性佛教文化范型的庐山佛教,作一纵向扫描,将浓缩的史料信息归拢整合成为一份庐山佛教的简明历史档案。     

北京佛教文化特质与价值

在北京历史文化的长卷中,佛教文化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北京城市文明的标志,不仅体现在那金碧辉煌的紫禁城、京城民居四合院,而且也体现在宗教仪典场所——寺庙观堂.举凡佛法所到之处,僧人皆以建寺造庙为急务.北京佛教寺院是佛教现实化、物质化的载体,间接地反映了北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状况.北京佛教文化发展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北京皇宫御苑内的佛教文化和北京佛教寺院是文物珍品的宝库,北京佛教文化是千年古都北京的重要标志.     

凝聚与发散:成都佛教在民国汉藏交流中的中转效应

民国时期汉藏关系错综复杂,涉及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在不同时期又有着不同的特征。民国成都是军阀割据对抗的中心地带之一,也是汉藏交流的枢纽之一,汉藏佛教交流内容之丰富,僧俗来往之频繁,当时全国其它各省难出其右。本文从历史事件与社会活动中探索民国成都地区的汉藏佛教文化交流情况,发掘这座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在汉藏交流中展现出的历史作用。     

藏传佛教的发展及其特点

藏传佛教又被称为藏语系佛教或喇嘛教,属于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体系,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藏传佛教,一是指在藏地形成或经藏地传播发展的佛教;二是指以藏语、藏文传播的佛教。按照西藏佛教史籍的记载,佛教传入西藏大约在公元5世纪。但是根据现有的可靠史料记载,佛教传入西藏应为公元7世纪前后的松赞干布执政时期,且有两个途径,一为印度,二为汉地,是由印度佛教、汉地大乘佛教、藏区原有的苯教以及藏地的民俗习惯结合而成的。根据它的历史发展过程,又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两大时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藏传佛教形成了诸多派系和自己独有的特点。     

梵汉文化的合璧——试析汉语佛教成语的一个构成特征

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用语与汉语进行了有机结合,产生了众多新词汇,包括成语.汉语佛教成语有多种来源,如佛教词语与汉语传统词汇的结合、梵文音译为主的佛教词语、汉地僧人的禅语等,其中佛教词语与汉语传统词汇的结合是主要的构成方式,包括佛教用语与汉语传统用语直接结合;汉语传统用语被赋予与佛教相关的新的意义;汉语固有词汇意译佛教梵语;汉语与佛教共有相同词汇相结合.梵语与汉语的融合,反映了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王恩洋先生与重庆佛教

本文以王恩洋先生在重庆弘宣佛教的事迹为线索,考述了其与重庆佛教的因缘及其影响。从中可以看出,重庆佛教界主要有三支力量:一是以太虚为中心,以重庆长安寺和汉藏教理院基地的中央系统的僧伽;二是以重庆僧人为中心,以华岩寺为基地的地方系统的僧伽;此外,还有一批以公会形式存在的居士组织。王恩洋先生在重庆不仅培养了一批懂唯识学弟子,而且还泽惠后人,使唯识学研究成为川渝两地佛教界最重要的特色之一。     

超一法师与民国时期汉藏佛教交流研究

1920年代,超一法师秉持民国佛教新运动学派的僧伽建设思想,提出以寺院为基础培养僧才,复兴佛教,认为净土法门适应佛教发展现状。赴藏求法归来后,超一法师重新思考汉地佛教复兴途径,先后前往十多个省市佛教寺院启建息灾密宗法会,翻译密法经典,讲述显密历史与教理关系,主张内地佛教发展应不分显密、东密与藏密,知见行解,依大乘佛法经教义理圆融无碍,以自证度他之心济世救国。超一法师求法弘法、著译经典的历程表述着他由宗派比争转向显密圆融的理性思考,提出超越佛教地域宗派界限、汉藏佛教兼修共利国族的发展主张。     

汉、藏佛教交流的典范——汉藏结合部民间佛教信仰场所嘛呢房

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在甘青汉藏杂居地区不断地交流和融合,筑成了汉藏友好的基础。汉藏结合部的嘛呢房即是汉传和藏传佛教交流融合的典范,嘛呢房的宗教仪式、经典、供奉的佛(神)都体现出汉藏两种文化交融的特点。     

明永乐时期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和影响

明朝建立之初,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虽未中断,但并没有立刻形成高峰。只是到了永乐时期,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下才出现传播兴盛的局面。永乐时期,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对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自身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贡献

在中韩佛教交流史上,中国佛教对韩国佛教的影响非常突出,但是,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尤其是大批韩国来华僧人在帮助中国佛教界翻译和抄写佛经,丰富中国佛学宝库;明辨佛经义理,完善中国佛学体系;保存佛学典籍,振兴中国佛学宗派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中韩佛教交流的双向特征,充分肯定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所做的历史贡献。     

藏传佛教各宗派对西夏的影响

由于受历史等因素影响,西夏和吐蕃关系密切,党项人在内迁前就开始接触佛教,并有自己的僧人,党项与吐蕃僧人时常交往。安史之乱爆发,吐蕃加紧对外扩张,占领河西陇右地区,对河西实行近百年的统治,吐蕃崇佛政策对本民族和役属部落都有很大影响,对河西地区佛教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受朗达玛灭佛影响,佛教在藏区沉寂了近百年时间,但在河西地区依然兴盛,毁佛事件未波及到此地。10世纪末佛教在藏地再次兴起,藏传佛教后弘期开始,不同教派陆续形成。这时内迁党项部族也日益强大,11世纪初建立西夏国,双方僧人、佛事交流频繁,西夏境内有大量不同教派吐蕃僧人活动。西夏效仿中原和吐蕃僧人的封号制度,建立了自己较完备的僧人封号体系,任用吐蕃、天竺高僧担任帝师、国师之职,总领全国佛教事务,充任功德司正,并参与佛经的译释和校勘等工作,藏传佛教的大手印和道果等教法对西夏都有一定影响,藏传佛教在西夏得到了很大发展。     

论元杂剧中的佛教剧

元杂剧中的佛教剧远比道教剧少,而且,当时政治地位最高的藏传佛教缺位,这与藏传佛教大多在宫廷活动而且不用汉语、杂剧作家大多为汉人有关.元杂剧中的佛教剧主要表现禅宗南宗曹洞、临济两个支派的生活,这与当时汉地的佛教生态大体一致.元杂剧佛教剧面向世俗大众,具有鲜明的游戏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