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大一统思想析论

大一统思想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所着力宣扬的一种思想。《史记》的编撰从体例到断限都蕴含了大一统之义;《史记》通篇内容对自黄帝以来中国大一统政治进行了颂扬;司马迁夷夏一统和以夏统夷的民族观蕴含了大一统之义;司马迁还希望通过“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来完成学术思想的大统一。     

司马迁与《春秋》学之关系论

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之间的关系是《史记》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春秋》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文化范本,两者之间的关系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司马迁与《春秋》学的关系;其二,《史记》与“春秋三传”的关系;其三,孔子获麟一事对司马迁撰写《史记》有启示作用;其四,司马迁与“春秋笔法”的关系。上述四个方面拧结在一起,遂构成了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的关系。     

评《〈史记〉与今古文经学》

汉代是经学的时代,今、古文经学各擅其长、争衡斗胜。当时的学术、文化乃至现实政治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其影响。司马迁的史学巨著《史记》也不例外。但历来研究者对《史记》与今、古文经学的关系却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陈桐生博士的《〈史记〉与今古文经学》对这一问题作了全面、细致的探讨,廓清了《史记》经学渊源的诸多问题,填补了《史记》研究中的一大空白。司马迁曾经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史记》的学术目标概括为两句话：“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历来人们对这两句话的真正内涵未予深究。《〈史记〉与今古文经学…     

论司马迁的学术个性

《史记》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地位,是与其作者司马迁的学术个性密切相关的.讨论司马迁的学术个性,是深入研究《史记》及中国古代历史思维的重要课题.所谓学术个性,用司马迁本人的话来讲,就是“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著史,是要“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进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成一家之言”为著述目标,表明司马迁对确立自己的学术个性已有较自觉的意识.但这种自觉意识并非一开始就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转折.促成这一转折的契机就是他所遭受的腐刑之祸.《史记·自序》所记司马迁受刑前与壶遂讨论《春秋》及司马迁本人著述的缘由动机的对话,和受刑后司马迁的自我表白,反映了其思想的变化.但以往的研究者并未充分注意和重视司马迁受刑前后思想的变化(较多提到的只是他受刑后发愤著书及对生死的看法,且时有把二者混同的做法).     

论司马迁的黄帝观

司马迁撰写《史记》,以黄帝为首,其中体现的黄帝观影响后世深远,值得专门研究。学界研究黄帝,多以司马迁的记载为基本材料,但目前尚未见到专门研究司马迁黄帝观的论著。根据司马迁《史记》文本,从材料出发,用历史学方法归纳、概括司马迁黄帝观的内容,分析和揭示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有助于今人科学认识历史上的黄帝观。研究认为,在司马迁之前,黄帝只是神话传说,司马迁一变而为正史实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书写形式,完善了中华文明史系统;从司马迁描写的黄帝看,黄帝实有其人,有家有业,有家人,有后裔,而且有生有死,“黄帝崩,葬桥山”,传说中的人物由此变成了客观存在的历史人物.而和司马迁同时的汉武帝却惑于神仙方术,相信黄帝铸鼎飞升;司马迁的黄帝观以理性的描述内容,抑制了当时一些人神秘化历史人物的消极倾向.司马迁在描述中还隐含了道德史观在内,在他看来,黄帝之所以做出了杰出历史贡献,是因为黄帝“修德”;所以,司马迁表彰黄帝就在“彰明德”。这一观念,延续了西周以来的道德史观传统,更加凸显了道德在历史上的作用。     

借天道说人事——论《史记》对《诗经》的接受

《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它对史传文学的影响是深刻的。而司马迁的《史记》也正是在《诗经》的滋养中,成就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治史思想。《史记》对于《诗经》内容的化用,对《诗经》"微言大义"的发展,以及阐述司马迁记史观念,都体现了"借天道说人事"这一非因果论的天命观及其存在的合理性。     

从学术史角度考察《史记》"五帝""三代"本纪史料价值的得与失

从学术史角度看,司马迁的《史记》之“五帝”、“三代”本纪在反映中国上古文明史方面,有相当的客观可靠性。这种客观可靠性是建立在司马迁继承家学与师承、熔铸先秦典籍以及注重实地考察等基础之上的。但从今天的唯物史观看,《史记》之“五帝”与“三代”本纪也存在着时代局限。这主要表现在司马迁编纂《史记》时所参用的先秦资料不全面,也表现在以儒家思想为选材标准的片面性等方面。     

《史记》小考

司马迁的《史记》最初没有固定的书名,或称《太史公记》,见《汉书·杨恽传》;或称《太史记》,见应劭《风俗通》卷二;或称《太史公书》,见班彪《略论》和王充《论衡》。司马迁马书时也常用“史记”一词,如《周本记》中有“太史伯阳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有“左丘明国孔子史记”,《六国年表》中有“史记独藏周室”。可见“史     

谁为《史记》定书名

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从其成书之日起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史记”二字已深深印在中国人的脑海中。然而,《史记》书名,却并非司马迁本人所定。这一是因为司马迁未及为自己的书定名就撒手人寰;二是在先秦两汉时期,许多书并非像后世出书推敲书名,而常以作者名加篇数即成书名,如“屈原赋二十五篇”“贾谊赋七篇”“桓宽盐铁论六十篇”等等。那么,《史记》一名从何而     

班固之“实录”论

班固撰《汉书》,为司马迁立了专传《司马迁传》,评司马迁《史记》为“实录”,这为“实录”论立了丰碑。此论包含事、文、义三方面的准则要求:一是“事核”、“事理”,即要求记事真实,善序事理;二是“文直”,“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即传人记事,要求文质相称;三是“不虚美,不隐恶”,即要求传人记事必须达义,美恶如实,不虚不隐,公示于世。班固之“实录”论,承上启下,不只是评司马迁《史记》,还有确立中国史学本体理论的重要的历史意义。     

司马迁与欧阳修传世观论评

针对司马迁及欧阳修在显身扬名、垂传不朽传世观方面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问题,以司马迁《史记》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及其他墓志碑铭散文为中心,结合历史时期其他学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从思想意识、著述宗旨、创作方法等方面进行论评。研究认为,司马迁和欧阳修都传承了父亲的理想与夙愿,有着光大家族文化的责任意识与求“立名”、惧无闻的共同心理;司马迁和欧阳修都极为重视君子的道德品质修养,信奉并推崇彰明良善的创作宗旨,并具备为自己及他人传扬不朽的文才能力,司马迁主要通过《史记》纪史传人,欧阳修则撰写了众多亲人友朋、名流重臣、仁人志士的墓志碑铭佳作及《新五代史》,二人各以其创作实践了不朽的传世观;司马迁和欧阳修都以求实取信为原则前提,采用纪大略小、突显主旨的创作方法以保障文章传世不朽价值的实现,司马迁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为实录精神,而对事实的信守也是欧阳修作文的前提。     

华夏性文化的奠基者──黄帝

本文阐述了黄帝是华夏性文化的集合型创造者;解释了《史记》不载黄帝与性文化关系的原因;黄帝提出的性学问题,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和探索的反映。"'黄帝御女成仙"是王莽及其方士篡汉时编造的神话。     

历史的浪漫：司马迁的蔺相如叙事

司马迁在为蔺相如列传的过程中，从搜得的旧闻中选择了三个典型的“故事”予以叙述，它们分别是完璧归赵、渑池会通、退让廉颇。但在处理与加工这些“故事”的过程中，司马迁尽力发挥了其卓越的想象力。表现出非凡的叙事艺术技巧与能力，并以历史浪漫主义的态度塑造了蔺相如的人物形象，令史学与文学的结合恰到好处，无愧创作出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从《史记·五帝本纪》看司马迁的学术研究方法

《五帝本纪》作为《史记》开篇之作,被誉为“中华正史第一本纪”,历来受到学界广泛的关注和高度评价.《史记·五帝本纪》体现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学术研究方法,主要体现为资料收集的广博性、田野调查的广泛性、甄别选材的严谨性、研究思考的深入性等方面.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学术研究方法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秉笔直书,更是严谨求实的科学研究方法的体现,对于当今学术研究仍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论《史记》的心态描写

封建社会家天下的性质决定了统治阶级心态深刻地影响到历史的发展 ,而司马迁个人特殊的个性气质也促使他深入到历史人物心灵深处与之交流 ,这两个因素使司马迁特别关注历史人物的心态。文章运用心态史学方法 ,讨论了司马迁对民族文化心理、帝王心态、社会群体心态的描写。     

司马迁爱奇别解

“奇人”是司马迁个人所理解的创造历史的社会精英 ,是富于感召力的神圣人物和文化符号 ,也就是韦伯 ( Webber)、希尔斯 ( Shiers)称之为卡里斯马 ( Charisma)的权威人物。他们代表文化的中心资源 ,能够赋予其他人物和符号以规范、秩序或整体形态。《史记》中所讴歌的创造历史的社会精英正是弘扬道义的典范 ,具有社会所急需的正义、智慧、道德、豪情。他们自身的神圣天赋与创造力总是特定文化场景中充满活力与有利于社会文化机制健全运作的主导因素。     

论司马迁的人格魅力

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史记>及其作者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本文在众家研究的基础上,另辟蹊径,以翔实的资料与大量的证据,运用文艺理论及心理学、美学原理,从五个方面系统剖析和评价了司马迁的人格魅力.过去仅把他作为史学家和文学家来看待是不够的,他还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论戴名世的史学思想

深沉的历史意识、发达的史学理论和生动形象的史学表述形式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文章认为戴名世是一位至今仍未被史学界充分认识的卓越史学思想家。他一生致力于明史编撰,表现出了古代良史所具有的深沉的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并继承和发展了前代史学批评理论,表现出了卓越的史识史才。戴名世的史传文章是对司马迁、欧阳修在史学表述形式上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