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法与德性：明代七子派“诗文如何书写”探研

明代七子派在谈诗论文中重点关注了诗文如何书写这一问题,从李梦阳“尺尺寸寸”、何景明“舍筏登岸”到李攀龙“拟议以成其变化”、王世贞“文至临摹则丑矣”,七子派的诗文复古经历了由“拟议”到“新创”的不断修正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关诗文书写的起点是拟议还是新创的论争尤为激烈,成为明清诸诗文流派讨论的焦点。七子派成员从不同层面给予不同阐发,甚至追随七子派的陈子龙、沈德潜以及桐城派对这一问题也予以重点关注。围绕这一问题七子派与其他诗文流派在模拟与新创、有法与无法、直径与曲径等问题上有过论争,公安派又在此基础上将诗文书写由注重技术技巧的技法问题转化为宣泄情感情绪的情感问题,沈德潜等又将之提升为人格修养的德性问题。     

明诗的光辉终结——略论陈子龙的诗

陈子龙(1608—1647),初名介,字人中、更字卧子,号大樽,又号轶符,晚号於陵孟公,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是明末成就最大的一位诗人。其诗大体继承明代复古派的传统,又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和突出的艺术风格,是明诗的光辉终结。一明诗的主流是复古。明初高启素享明诗冠军之誉,其诗善于取法前人,不限一家,惜其死于壮年,未及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在他身上,已露明诗复古的端倪。中经台阁体,至李东阳和茶陵诗派出,论诗附和严羽,宗盛唐,强调学习杜甫诸人。这是向前后七子的一个过渡。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明确提出“诗必盛唐”的口号,认为“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盲目尊古,追求形式,达到了     

新时期何景明研究综述

何景明是河南信阳人,明代文坛前七子领袖人物之一,与李梦阳共同倡导文学复古运动,对当时及后世诗坛产生较大影响。关于何景明的研究肇始于明代李开元,明末至近代较为兴盛,20世纪初较冷寂,新中国成立之后,学界有所关注,且有慢慢扩大之势。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有关何景明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并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拓展。总体观之,新时期对何景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生平事迹与著述论考,主要涉及生平事迹、创作情况、交游、遗迹、著述版本、逸文等方面,其中付开沛的《何大复年谱》、阳海青的《何景明著述版刻述略》等文影响较大。二是关于"李、何之争"的讨论,"李、何之争"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李、何之争既关系到对二人的评价问题,又牵涉如何认识"前七子"这个文学流派的问题,对李、何之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论争的时间与论争的焦点。傅瑛的《李梦阳与何景明论争时间初探》,郭平安、高益荣的《论明代前七子李何之争》等文受学界重视。三是作品研究,主要集中在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两个方面,任访秋的《何景明简论》、刘国盈的《论何景明的文艺思想》等文较为系统、全面、深刻。四是对复古理论的评价,李、何文学主张与论争的一个焦点就是复古,在复古问题上他们有同有异。郭豫衡的《"前七子"的"复古"与何景明的文风》、金荣权的《何景明的复古理论与文学思想》等文具有代表性。五是综合研究,新时期以来,关于何景明研究视域越来越宽广和深入,有研究专著,有博硕论文,有李、何对比研究,有何景明纵横向比较研究等,其中姚学贤、金荣权的《何景明评传》、饶龙隼的《李何论衡》等著文质量较高。     

《盐城古今吟》评注——咏西溪诗一组

宗臣①山垠西北沙尘少②,水际东南风月宽③。尽日朱门人不见④,凫鹭引子傍栏杆⑥。[评注]①宗臣:生于1525年,卒于1560年,字子相,明代文学家,“后七子”之一,江苏兴化人。宗臣系嘉靖进士,官至提学副使,曾率众抗击倭寇。著作有《宗子相集》。     

李梦阳、何景明诗学论争的理论内涵及其意义索隐

李梦阳与何景明的诗学论争有着深层的理论含义。对于李梦阳来讲,其诗坛盟主的身份意识对其理论主张的阐述逻辑与述说方式产生了影响,我们不应仅从其语言措辞本身来解读其诗学理论。结合前七子时期的理论背景与明代诗学的发展走势,重新厘析李、何之争,有助于更为准确地理解二人的诗学观念及其理论意义。     

田九龄

田九龄,字子寿,明代容美(治所在今湖北鹤峰)土司田世爵的第六子,母覃氏,兄弟八人。少年时尝从华容(今湖北监利)孙云梦太史学,天资洒落,出尘俗外,性耽书史,尤好诗文;万历年间(1573—1620年)补长阳县庠博士、弟子员,喜好交游,足迹遍于两都;所与唱和者,多当时名士。著有诗文二十卷,明后七子之一的吴国伦曾给他的《紫芝亭诗集》作序,称其作“冲融大雅,声调谐和”。《宜昌府志》说“容美司以诗名家,自子寿始”     

《列朝诗集小传》的明诗批评及其用意

本文旨在讨论钱谦益于《列朝诗集小传》(以下简称《小传》)中,对于明代诗坛主要潮流的代表人物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以及公安三袁、竟陵钟、谭的批评,并由此进一步探讨这些批评背后可能隐含的用意。全文共分两部分:《小传》对明代诗坛主要潮流的批评;《小传》臧否明代诗人的用意(或成书意图)。本文认为,钱氏通过《小传》的编撰,全面否定明代李、何、王、李及其追随者,并以此为标准,褒贬明代弘治以后诗人。通过这一褒贬,旨在削弱或消除四子及竟陵诗人的文学影响,从而增强自己在明末清初文坛上的领袖地位。     

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及其主体意识

一 明代后期,以湖北公安袁氏兄弟为首的公安派,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其影响使得隆庆、万历以后“诗道三变”。 青年时期的袁宗道(字伯修),已对笼罩文坛的复古主义产生了怀疑:“诗文之道不尽于是”。后来写了《论文》二篇,批评李攀龙、王世贞等人“行乞左、马之侧,幕缘残溺,盗窃遗矢”;“其持论大谬,迷误后学”。     

宋代科举改革——“凭才取人”与“分路取人”之争

在1300年的科举史中，宋代是科举制完善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而其时的“凭才取人”与“分路取人”的论争更是精妙绝伦，本文从宋初的一系列科举改革措施出发，沿着历史发展的轨迹，展现“凭才取人”与“分路取人”之争并探寻其实质，分析论争各方观点利弊，试图从中寻找对当代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可用的借鉴。     

文权之争：前七子派与茶陵派关系原论

在研究茶陵和前七子派关系时,近人陈田提出了很有影响的“坛坫下移郎署”说。而之前的明清人则认为两派或是前后相承,或是前正后邪。追索康海父亲墓文写作这一标志性分裂事件,从写作权利“旧例”的被颠覆和前七子派记述者的预设叙事逻辑,可见其实质是争夺世俗文章的书写权利,并影响了中晚明的文学下移大势。然面对前七子的系列“进攻”,茶陵派则多是“虚应”和“暗战”。这与前七子出于茶陵派有关,更与流派论争并不一定流于现实斗争的表现特点有关。     

“宇宙文章”与“妖魔”：明代七子派的污名化

明代七子派的复古曾享有盛誉,“文学革命”兴起后,七子派被视为“妖魔”。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文学革命”是以七子派、桐城派作为“革命”对象,并将七子派符号化为旧文学的负面典型,断开了白话文学与七子派、桐城派的联系,试图建构白话文学的体系。对于“正统”文学,陈独秀、胡适充满焦虑,并努力将七子派打造成“摹拟”“抄袭”的典型,以此获得口诛笔伐的合法性。这种策略性的成功使原来占主导地位的“正统”文学让位于白话文学,七子派在哀怨声中消失在了新文学的大合唱里。     

太谷学派传人李光忻

李光炘,字晴峰,号平山,江苏仪征人,清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出生在仪征县甘草山巴庄.李家为当地望族,先代家遭殷富,有李百万之称.李的祖父、父亲和弟兄均为贡生、监生.光炘自幼聪颖过人,好读书,十五岁入邑库,二十一岁食廪饩.二十四岁与表兄张积中去扬州,受业于周殷(太谷)门下.周太谷对张、李极为器重,宣称为他的大弟子,并对他二人说:“汝等将来各有专责.子炘将来当传道于南,子中当还道于北.”翌年,周太谷病重,召光炘去,说:“必斯人至,我方可以死.”光炘亲侍汤药,百日而周殁.周逝世后,李和张积中共同担负起传播、发扬太谷学说的任务.在以后的十余年中,他奔走两广,漫游山东、江西、武昌、金陵、杭州,结交各方面人士,谈学论艺,相互切磋,学识大进.道光二十三年 (1834年),家乡遭受水灾,他实践     

在新旧小说观念之间——胡应麟的小说研究述评

胡应麟,字元瑞,晚更字明瑞。明嘉靖三十年(1551)生于兰溪。尝自号少室山人,已而慕其乡人皇初平叱石成羊故事,更号曰“石羊生”,又号曰芙蓉峰客、壁观子等。少早慧,万历四年举于乡,屡试不中,遂以诗名,与王世贞、王世懋相友善,和汤显祖、汪士禛等人也都有一定交往。王世贞对他的诗评价很高,把他列入“末五子”。他也是明代著名的诗歌评论家,所著《诗薮》是明代诗论中的重要著作。胡应麟还是明代有数几个可以与杨慎并列的学问家,《四库提要》称他为“读书种子”。     

关于《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孙中山》一文的若干史实辨正——与陈君聪同志商榷

拜读了陈君聪同志《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孙中山》一文(见《光明日报》1984年5月9日第三版,以下简称陈文)。认为其中一些史实似乎有误,特予辨正(以下陈文的引文中凡加着重号的字,即需商榷之处)。 陈文第二节第一、二行说:“孙中山(1866—1925年)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其实,“逸仙”並非孙中山的“字”,而是他的号。关于这点,孙中山本人在自传中已写明:“仆姓孙名文字载之号逸仙……”孙中山原号日新,“1886年改号逸仙(与粤语“日新”谐音),以后在广州、香港、澳门学医、行医及游历欧美各国时常用此名”。     

注译两臻美 古籍焕新辉——读《后汉书今注今译》

最近 ,读到岳麓书社出版的 ,章惠康、易孟醇主编的《后汉书今注今译》一书 ,不禁怦然心动 ,油然而喜。喜的是这部名列“前四史”的历史名著 ,终于得到新的整理并注译出版。对于范晔《后汉书》的史学成就 ,清代王鸣盛在其《十七史商榷》中论述得颇为精辟 :“今读其书 ,贵德义 ,抑势利 ,进处士 ,黜奸雄 ,论儒学则深美康成 (郑玄 ) ,褒党锢则推崇李 (膺 )、杜 (密 ) ,宰相多无述 ,而特表逸民 ,公卿不见采 ,而惟尊独行 ,立言若是 ,其人可知。”今人柴德赓在其《史籍举要》中 ,把范晔的《后汉书》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相提并论 ,说“二人同时 ,…     

婉约派之宗主——李清照在词史上的地位

王士祯《花草蒙拾》云:“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唯幼安称首。”沈曾植对此论深表赞赏,他在《菌阁琐谈》中说:“易安为婉约主,幼安为豪放主,此论非明代诸公所及。”其实,明代的王世贞早就说过:“言其业,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也,词之正宗也。”(《弇州山人词评》)杨慎也曾说:“宋人中填词,李易安亦称冠绝。”(《词品》)清代刘体仁称李清照:“真此道本色当行第一人也”(《七颂堂词铎》)沈谦说:“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刘清韵赞李清     

中国传统哲学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比较——从“天人之辩“、“古今之争“和“言意之辩“谈起

本文从中国传统哲学中选取三个论争中心“天人之辩”、“古今之争”、“言意之辩”为角度,在人与世界、传统与现在、语言和意义的关系问题上,对中国传统哲学和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进行若干比较研究,以反观中国传统哲学,并促进中西哲学的交流与对话。     

20世纪中叶中国逻辑思想论争的历史反思——分析性理性与辩证理性之争

20世纪中叶 ,中国逻辑思想论争实质上就是分析性理性与辩证理性之争。分析性理性同形式逻辑思维的精确性相关 ,而辩证理性则同思维的整体性相关。周谷城试图以“主从说”来解决二者的关系问题 ,而毛泽东则引导了那场大论争     

本刊2003年目次索引

语言 文学p口目 天中明清人眼中的陈眉公明代北杂剧服饰刍议文论往来高义伸(吴承学,(宋俊华,李 斌)王开桃) ～论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 (章 伟)1“男儿捐生苦不旱” ——论陈子龙之死兼谈明末士人对待死亡的心态 (姚 蓉)1论《聊斋志异》悍妇形象及其女性文化 (黄 伟)l奈保尔作品中的“模仿”主题 (雷艳妮)120世纪90年代中国传媒文化的转型(蔡敏)l批评标准哲学基础的置换 ——文学的价值层面与批评尺度 (王 坤)2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 (李珠鲁)2《论语》“子所雅言”章辩义 (李中生)2惠州话形容词的重叠式 (刘若云)2《山海经》的神话思维 (杨 …     

李、何之争时间考

李梦阳<再与何氏书>中批驳何景明的<六月望月食>、<同川甫寺中避暑>及<访子客自荆州使回二首>三首诗的写作时间是确定李、何之争时间的有力证据,李梦阳在书信中称前首诗为"近作".查前者作于正德十年(1515)六月,后二者作于正德九年(1514)或十年,结合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及二人生平,李、何之争的时间确定为正德九年至正德十年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