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体需求方和供给方看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

近年来论及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非"新常态"莫属.新常态实质上是经济运行规则、结构和发展特征等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变化.而对经济发展新常态背后的逻辑基础和形成机理的学理性分析是解读新常态主要特征的必然要件,因此,主要从工业化进程、后发赶超和经济转型 3 个维度阐释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形成机制和客观必然性.从经济体的供给面来看,中国经济新常态呈现增长放缓趋势,生产率和增长质量的关键作用愈加凸显,低碳增长模式导引下的结构变动以及创新愈发重要.从经济体的需求面来看,消费支出渐成经济增长的关键推动力,步入绿色增长理念导向下消费需求升级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关键阶段,步入一个消费需求推动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催生新的消费需求的良性循环的新阶段.     

从供需结构变化看我国工业转型升级方向

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问题正在由主要受短期外部冲击向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的方向转化,其结果是经济增速中长期水平的下移。经济增长放缓、外需回落只是诱因,内需回落则是主因。需求结构正在发生明显的中长期分化趋势。供给结构的调整明显落后于需求结构的变化,供需错位加剧。在经济增速换挡期,必须调整供需结构,加快转型升级,从成本优势向技术优势跨越是我国工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     

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研究——以皖江城市带为例

产业结构变动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以皖江城市带为例,分析2002-2011年间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通过研究发现:皖江城市带各市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波动幅度也比较大;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贡献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2005年后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占经济增长的份额均呈现缩小趋势;产业结构变动与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密切的正向相关关系,M值与GDP增速、第二产业增速、第三产业增速具有一定关系,Z值、M值与产业结构变动相关关系显著.     

基于LMDI模型的福建省税收增长的因素分解分析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税收增速呈下滑趋向,研究税收新增长点成为学术界的新议题。以福建省为例,基于LMDI指数分解方法分析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产业税负、行业税收结构对福建省税收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2005—2015年,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产业税负、行业税收结构对福建省税收增长均具有正效应,其中经济增长的税收产出效应最大,行业税收结构对税收增长的影响最小。最后,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稳定税源、构建税收分类分级管理以及完善税收管理系统等五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我国旅游业发展的新趋势

正一、经济新常态下旅游业逆势而上近年来,我国经济放缓进入新常态化。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6.9%,第二产业增长6.0%,第三产业增长8.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9.8%,第二产业增长了8.0%,第三产业增长了10.6%。在我国经济增速放慢的情况下,旅游业并未受到影响,反而比     

经济增长速度趋稳通胀水平略有上升

本文分析了2010年第三季度我国经济总体发展趋势.文章认为,第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降低,走势趋于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加大.房市低速、货币政策趋紧和出口增速回落等因素会对经济增长构成制约.     

构筑新常态背景下增长动力的新机制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增长驱动力、劳动力禀赋、产业结构、技术选择、资源环境等方面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了适应经济新常态,需要构筑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以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以产业结构升级作为经济增长的实现路径,以收入分配结构优化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     

改革开放后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性特征及启示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结构的变化表现在收入来源、收入阶层及区域3个维度。在收入来源方面,工资性收入稳定快速增长,进而逐渐取代经营性收入成为对增收贡献度最大的收入来源;在收入阶层方面,低收入户和中等偏下户收入增长偏慢,低收入户与高收入户的增收动力结构差异明显;在区域方面,各地农民增收动力结构呈现出不同模式,收入增速地区差距较大并由此影响到区域收入不平等的变动。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结构性特征的形成,是城市化与工业化、农业发展方式、农民自身禀赋、“三农”政策、区域发展格局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通过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分析,既能总结农民增收的规律与经验,也揭示出农民增收中存在的财产性收入贡献度低、分配公平性不足等问题和矛盾。今后需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变化,着力增强农民增收的可持续性与公平性。     

我国西南地区CPI变动与GDP增速相关分析

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是宏观经济学长期研究的重要问题,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也是多年来学术界重点关注的热点问题。采用1985~2015年国家统计局西南地区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与重庆市三省一市的GDP与CPI数据,利用简单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1985~2015年的31年间,西南地区GDP增速与全国GDP增速一直保持同向变动,年化复合增长率为15.76%;CPI增速与全国CPI增速保持较高的相关性,年化复合增长率为5.81%。从GDP增速与CPI指数变动的关系看出,虽然CPI指数变动与GDP增速在经济周期的波动中幅度上有所差别,但大趋势基本一致,二者的波动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CPI指数变动对GDP增速的影响是正向的,每当CPI变动上涨1%,GDP会随之增长0.736%。经济增长能够引起通货膨胀率的增加,反之,通货膨胀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经济增长。依据西南地区GDP与CPI的运行特点,从供求关系、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动力等因素进行分析,促进西南地区CPI与CDP增长相协调,应及时防范高通胀率,避免其对经济的不良影响;有效减小通货膨胀变动,避免其对实体经济的压力;适度控制通货膨胀,避免其对经济平稳的冲击。     

产业结构调整、人口结构转变与潜在经济增长率

本文从产业结构调整和人口结构变动两方面考虑了实际GDP的变化情况,研究了导致中国近几年来的实际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并通过建立的模型对未来五年做出趋势预测。首先建立了资本形成率与人口抚养比、城市化率以及第二产业比重的回归关系,分析了产业结构调整、人口结构转变因素的对资本形成率的联动影响。其次从标准生产函数核算框架出发,附加人力资本变量,考虑经济结构变动因素对潜在经济增速的影响,进行潜在增长情景模拟。     

经济增速回调初步触底，企稳基础仍需巩固--2016-2017年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增速换挡的拐点附近,这是一个不同于一般经济周期性变化的拐点。从高增长平稳进入中高增长,既包括增长水平的稳定,也包括增长模式的转变。目前,支持经济增长稳定的因素已明显增多,但仍有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长模式转变则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必须继续坚持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措施并举,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结合,精准稳需求、稳增长,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巩固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基础,提高增长的含金量。     

2011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性质与稳中求进之策

本文认为2011年以来中国GDP增长速度的下降性质是新一轮经济周期性的,此次经济周期既是国际金融危机外部冲击和总需求下降的影响,更是内部经济结构变化所致。内部结构性变化表现在：一是人口结构老年化加快和劳动力供给出现相对的和结构性的短缺;二是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导致消费需求不足;三是东南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困难,中西部地区尚未形成转移产业增长极。稳中求进之策是短期内依靠宏观经济政策刺激需求防止GDP增速下滑过大过快,尤其是扩大政府财政对农民和农村的公共物品供给,长期之计是需要制度创新与结构调整。     

中国旅游业劳动生产率结构变迁效应研究——基于Shift-share方法的实证分析

要素流动是影响生产率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两者间的关系可以借助结构变迁效应进行研究和阐释。文章使用Shift-share方法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分解为静态结构变迁效应、动态结构变迁效应和生产率增长效应,实证检验了2000-2016年间中国省际旅游业劳动力要素流动对其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并从"结构红利假说"角度阐释产业结构变迁对旅游业发展的作用。研究表明,2000-2016年我国旅游业劳动生产率显著增长,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生产率增长效应。现阶段,我国旅游业"结构红利"和"结构负利"并存,需要进一步提升"结构红利"效应,促进中国旅游业劳动要素的合理流动,提升我国旅游业的整体发展潜力。     

中国工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与政策取向

工业作为中国国民经济当今和未来数十年的主导产业,必定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对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近年来,在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工业劳动收入份额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文章运用1995-2009年中国工业部门的数据,分析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主要从中国的动力市场结构、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和择业权、经济惯性等制度因素分析了可能导致中国工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云南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基于偏离—份额的分析方法

文章运用偏离-份额模型,对西部大开发前后十年①西部地区各省区市经济总体情况及云南省三次产业作两阶段偏离-份额分析,发现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大部分省区市进入产业结构调整时期,经济竞争力明显增强,而云南省产业结构却未得到有效调整,且其二、三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呈下降趋势,进而严重制约云南省的经济发展。从省情出发,云南应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产业竞争力;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服务业等产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动因、内容与次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由之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要素供给条件逐渐发生转折性变化,突出表现为资本产出率、人口增量和全要素生产率“三降”,不断削弱经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倒逼改革重构经济增长动力。围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完善市场体制机制、提升要素配置效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包括金融、财税、价格、国企、土地、社保、科教、投资等关键领域改革。在区分改革对宏观经济影响的基础上,当前应优先推出有利于稳增长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其后是短期虽有紧缩效应但有利于中长期经济增长的改革措施,最后推进涉及面广、复杂敏感的改革,充分解放和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迈向中高端。     

中国经济结构再平衡与长期增长

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由原来的高速增长转向追求中高速和质量型的增长,这是中国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必然选择。解决中国经济突出的结构性问题,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也就是经济结构再平衡,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赖规模扩张转向主要依赖技术进步,是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保障,也是中国多年来致力的发展与改革目标,是一项需要长期努力的任务。经济结构再平衡有赖于经济长期发展的支持;经济长期发展和增长周期延长,才能为经济转型与升级的结构再平衡提供时间、空间的回旋。我们要紧紧抓住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契机,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中国经济的空间结构再平衡,以全面依法治国推进中国经济结构的再平衡和长期的经济增长。     

工业化、服务业化与政府作为:理论总结与实践改进

从增长的成分看,中国经济30多年的快速发展,更主要地来源于工业化。但是,由于政策的偏向和结构的失衡,中国现行的工业化模式日益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来源于第三产业滞后于第二产业的发展,城市化或服务业化滞后于工业化的进程。化解当前所遇到的系列经济及社会问题,根本措施在于通过深度改革,促进现代服务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使服务业与工业产业能够良性互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科学性及显著优势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的又一重大改革举措,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此背景下,有必要从理论层面探究作为中国经济运行制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科学性,系统总结和提炼这一体制的显著优势。研究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科学性体现在能够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坚持“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和政治立场,并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将政府宏观调控与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相结合,将社会主义经济治理理念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显著优势;新时代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在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科学内涵基础上,进一步在市场主体活力、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要素市场化改革、宏观经济治理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化建设等方面不断突破和完善。     

经济增长方式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性思考

我国目前的粗放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渐趋恶化,这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方式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由经济增长方式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预示着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