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主经历对农场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将农场主按具有相关务农经历、相关非农经历和相关多元经历分三种类型进行对比,基于中部地区某县家庭农场的调查数据,综合运用方差齐性检验、均值多重分析-LSD和Tamhane’s等方法及SPSS20.0软件,探讨农场主先前经历对家庭农场基本特征、经营种类和经营业绩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场主先前经历对其家庭成员数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对家庭农场长期雇工数、初期投入资金规模和经营土地面积等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农场主先前经历对家庭农场经营种类选择和经营绩效有显著影响。多元经历型农场主往往热衷于创办投资规模大、收益高、见效快的综合类项目,经营绩效最优;非农经历型农场趋向于选择投入和风险水平较低的种养结合类项目,经营绩效次之;务农经历型农场则趋向于选择单纯种植或养殖类项目,经营绩效相对最差。     

非农职业经历、土地流转对家庭农场主农业生产生态自觉性的影响效应

基于陕西省564户种植业家庭农场微观调研数据,在考虑样本选择偏差和家庭农场异质性基础上,采用倾向匹配得分(PSM)模型探究非农职业经历对家庭农场主农业生产生态自觉性的净效应,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土地流转视角下非农职业经历影响家庭农场主农业生产生态自觉性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非农职业经历对家庭农场主农业生产生态自觉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高龄农场主非农职业经历对农业生产生态自觉性的影响效应较为显著;非农职业经历通过扩大土地流转规模和延长土地流转期限提高家庭农场主农业生产生态自觉性,且土地流转规模的中介效应影响更大。因此,政府应完善具备非农职业经历群体返乡创业激励机制,加大对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农业生态生产政策支持力度,并适度推进土地流转规模扩张及土地流转期限长期化,推动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     

资源禀赋、电商认知与家庭农场主电子商务采纳行为

基于河北、江西和云南3省893个家庭农场调研数据,研究了资源禀赋、电商认知、政府扶持对家庭农场主电子商务采纳行为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资源禀赋中的家庭农场主受教育程度、电商培训和农产品特色明显程度对其电子商务行为采纳及采纳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年龄、注册品牌、绿色或有机认证、产品深加工对采纳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组织化和电商认知对电子商务采纳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扶持对电子商务行为采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资源禀赋、电商认知 电子商务行为采纳及采纳程度关系中有正向调节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培育农产品电商品牌,提升农场主电商运营能力,创新电商经营模式和提高家庭农场组织化程度等建议。     

农场主网络社会资本、资源获取与生态农场经营满意度

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基础研究了农场主网络社会资本、资源获取与生态农场经营满意度三者之间的作用关系。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结果表明：桥梁型网络社会资本和紧密型网络社会资本均有利于农场同行资源和顾客资源的获取,其中对同行资源的促进效果更为强烈;同行资源、顾客资源对农场经营满意度的提升存在积极的正向影响,二者相比,顾客资源对经营满意度的促进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在生态农场创业迫切需要资源的情境下,积累网络社会资本是创业者利用互联网跨越地理障碍、打破信息闭塞,获取关键资源并提升农场经营状况的有效方式。     

家庭农场主参与新媒体营销能力提升及培训影响因素研究——依据技术采纳模型和计划行为理论的实证分析

家庭农场是农村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家庭农场主是家庭农场是否采纳网络营销的最终推动者,家庭农场主采纳新媒体营销的决策取于新媒体营销的态度和意向的影响。应用Logistic二元回归分析影响家庭农场主新媒体营销能力及培训意愿的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个人禀赋中的性别、文化程度是影响家庭农场主新媒体营销能力提升和参与培训的重要因素;是否会使用电脑等知识技术能力影响家庭农场主新媒体营销能力提升意愿;对新媒体营销风险等感知能力也直接影响新媒体营销采纳意愿;是否有培训经历并不能成为继续参与培训的动力,也可能由于培训效果与预期的差距而带来负影响。提出家庭农场主新媒体营销能力培训措施,即促进电商平台与家庭农场联合,提高应对风险能力,强化家庭农场主新媒体营销的实际需求,优化培训内容,确保培训工作的精准性等对策建议。     

家庭农场主贷款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以河南省305个家庭农场为例

基于河南省305个家庭农场实地调研数据,对影响家庭农场主贷款满意度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26.56%的家庭农场主对贷款评价为满意;农场主的文化程度、银行关系、家庭农场的示范等级、经营类型、经营规模、总资产、银行的服务态度以及政府的利率优惠政策对农场主贷款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家庭农场主贷款满意度影响程度最高的变量是利率优惠政策,最低的变量是总资产。在此基础上,提出制定出明确、可行的家庭农场贷款利率优惠政策,引导金融机构重视家庭农场贷款业务,为不同经营类型的家庭农场设计贷款产品,调整家庭农场授信等级等建议。     

谁是下一代农场主? ——家庭农场主的职业代际传递意愿及其发生机制研究

文章从制度支持机制、机会结构约束机制和收益-风险约束机制三个维度分析了影响家庭农场主职业传递意愿的相关因素。研究发现,制度支持机制对农场主的职业代际传递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相对于选择家族内其他成员而言,政府开展的人才培训和政府补贴有助于农场主子女作为职业代际传递对象;机会结构约束机制对家庭农场主的职业代际传递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对于选择家族外成员而言,在子女参与农场劳动的情况下,农场主将优先选择子女作为职业继承人;从收益-风险约束机制来看,家庭农场的短期收益对农场主的职业传递意愿并不具有显著的统计影响;农场主在认为农场经营存在较高风险的潜在收益时更愿意选择子女接手未来的农场经营。由此提出：除了进一步加强对家庭农场的制度支持外,还应该提供相应的风险应对策略,鼓励发展亲代与子代共同经营的家庭农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下,应该为具备农业企业家才能的能人创造宽松的环境,并致力于加强农村经济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家庭农场主对互联网农业技术选择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对河北省家庭农场的数据调研

发展利用现代化技术进行规模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的家庭农场是解决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导致农村土地闲置最直接最可靠最有效的途径,互联网技术的炙手可热无疑是现代化技术的代表,探究家庭农场主对农业互联网技术选择行为对家庭农场实现现代化农业经营具有实际的重大意义。本文利用对河北省各县市经营规模超过100亩的家庭农场问卷及访谈调查的资料,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对农场主性别、年龄等12个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发现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是否实施智能农业管理和农场主对互联网技术认可程度三个因素影响其选择新技术作用较强,对此提出促进我国发展家庭农场使用互联网技术应该提高家庭农场主综合素质、鼓励适当的经营规模,保证有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提高农业互联网技术质量等建议。     

多重网络结构嵌入下的农场规模选择

通过对湖北省和山东省104个农场的问卷调查,从社会网络视角出发,研究了农场在国家、市场与村社的多重网络结构嵌入下的规模选择问题。在加入社会网络自变量和年龄、农场类型两个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建立了关于农场规模选择的有序Logit回归模型。研究结果显示：政策支持网络、市场互动网络和村社关系网络对农场规模的选择均具有正向影响。其中,政策支持网络对农场规模选择的影响显著,市场互动网络和村社关系网络对农场规模选择的影响均部分显著。在国家、市场和村社这三重网络结构嵌入中,农场主与村社关系网络对农场规模选择的影响程度最高。因此,为推进规模经营和农场发展,应改善与农场发展相关的结构位置资源,加强农场主多维网络平台建设,培育村社本土农场发展。     

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的影响因素

基于华北平原5省467户粮食类家庭农场的调研数据,在资源—能力—环境三要素综合视角下,结合粗糙集和BP神经网络,构建和训练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的影响因素模型。在此基础上,依据平均影响值,揭示各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结果表明：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为融资环境、法律与政策环境、生产设备完善程度和社会化服务环境,其次为农场主受教育程度、管理规章制度规范程度和技术环境,而其他因素的影响则相对较弱。     

农民贫困的根源浅析

农民之所以贫困 :一是由于农业生产周期相对固定 ,生产速度难以较快提高 ;二是农产品的功能稳定 ,在没有功能变化的条件下 ,消费者有意无意抵制其价格上涨 ;三是农产品关系国计民生 ,政府不允许其价格上涨过高 ;四是随着社会发展 ,人们要求丰衣足食 ,这又以少量过剩为前提 ,供过于求 ,将导致农产品价格下跌 ;五是农业生产力提高缓慢 ,依靠效率提高来增加收入相对艰难。因而农业难以依靠自身摆脱贫困 ,农民脱贫的希望在于非农行业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     

农民组织化的政治学思考

农民组织化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它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它在我国今后的农村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战略中占据着突出的位置,它能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发展,促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也可能影响政治稳定.农民组织化是制度安排的产物,其解决也需要制度的创新和供给.     

对农民工培训的思考

“三农”问题中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就是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工业和第三产业转移,越来越多的用工企业,开始对农民工的学历、专业技能提出要求。因此,对农民工技能培训问题成为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逻辑

股权安排与社会资本都是合作社治理的有效机制,两者之间既存在替代性也存在互补性关系,替代性激励着合作社寻求更低治理成本,获取更高治理收益,互补性意味着合作社整体性制度安排可以内在一致.合作社组建期,社员间的依赖性与协调性要求越高,其对社会资本治理的需求也就越大;合作社成长期,社员异质性增强、交易频率增加又会使合作社对股权安排的需求增加;合作社成熟期,社会资本和股权安排的动用将在不同适用对象上出现分化.两种治理机制的替代、互补与适用性匹配能够保障不同生命周期合作社治理的整体有效性.     

奥尔森困境、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与中国农民收入增长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处于不断扩大的趋势,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城乡二元体制。一种解释认为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根源在于＂奥尔森困境＂,但从中国的实践可以看出,随着我国农民数量的不断减少,并未出现所谓的＂奥尔森困境＂。事实上,中国长期农民权利的弱化,制度成因在于农民弱势的社会等级制度,而隐藏在其背后的真正原因是由于农民利益集团的缺失,因而要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打破目前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关于加速当代农民群体分化的一点思考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整体分化的诱因和特征的分析 ,提出在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 ,应及时、科学地研究农民分化的特征 ,全面正确认识农村和农民 ;应高度重视建立经济、社会发展对农村社会各阶层影响的宏观调节机制 ;正确处理农民阶层分化中的利益关系 ,科学制定和调整有关农民的政策 ,加速农民阶层的分化 ,这是事关农村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重大问题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论培育新型女农民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中,如何培育“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守法纪”的新型女农民．使她们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实践者、推动者和受益者,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历史任务。我们必须全面把握新型女农民的内涵,针对当前新型女农民培育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培育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的新型女农民。     

农村“劳力荒”背景下农民主体的缺位与复位

中青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引发了农村＂劳力荒＂,从而导致农民主体缺位,并严重影响了新农村建设进程。在反思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农民主体缺位的原因,阐释马克思实践主体性理论,探索农民主体复位的途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民工“自救型犯罪”之犯罪学分析

民工"自救型犯罪",是指当民工的生存、发展受到威胁或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他们以犯罪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维权成本过高、保障机制缺失、心理失范、法律知识匮乏等是民工自救型犯罪产生的原因,因此,需要健全立法和加强执法,将民工纳入科学的社会保险体系,关注民工心理健康,加强民工的法制教育。     

甘肃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探析

近年来,甘肃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迅速,呈现出数量不断增加、从事行业及服务内容多样化、规范化程度有所提高等特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提高了农民的素质,促进了农民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由于甘肃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尚处于起步阶段,发展中依然存在着服务层次低、经营不稳定及扶持资金不足等问题,因此,加大政府扶持力度,根据合作社的实际情况灵活处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坚持边发展、边规范的原则是甘肃省农民专业合作社今后发展的整体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