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桑主题的文化流变

桑是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的象征,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考察,先秦两汉时期的桑主题经过<诗经>和<陌上桑>的两次转折,实现了由宗教神话向人事理性以至于政治道德的转换,成为先秦杂文化走向两汉大一统文化的一个标志,并最终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具有原型意义的文学母题.     

文学史编纂与文学史观念——詹安泰《中国文学史》编纂实践与理论考察

詹安泰以诗、骚研究作为编篡《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的学术基点,沉潜考索,宏观裁断,在此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特点主编了一九四九年后由教育部审订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教材。文章以詹安泰《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编篡实践与文学史观为中心,考察了其诗骚研究实绩和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所展现出来的理论特色,并由此总结出其相当科学合理的文学史观念      

浅谈《说文》女部字的文化内涵

《说文解字》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的同时,蕴含了丰富的东汉及之前的文化。文章试以女部字为例,探究中国古代妇女社会角色和地位的变化,通过女性的角色定位反映的先秦和两汉时期的社会文化理念。     

董仲舒“天人合一”学说再认识

董仲舒“天人合一”学说再认识曾振宇天人关系是先秦两汉学术界关注的中心问题，此后，成为历代思想家讨论的焦点。近些年，天人关系再次成为学术界的一大热点。有些学者立足于中国文化如何与世界文化交流的高度，将西方哲学文化的性质归纳为“天人相分”，将中国传统哲学...     

两汉思想史研究的又一硕果——评祝瑞开的《两汉思想史》

祝瑞开同志的《两汉思想史》已于198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继他在1981年出版的《先秦社会和诸子思想新探》之后的又一力作。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历来有把注意力集中于先秦一段的传统和习惯,相比之下,对两汉一段的研究比较薄弱。但是,近二十年来情况有所变化,也许是由于汉墓文物的大量出土,或者是历史变迁的反思,一部分学者把研究     

务实与创新的结晶──评《先秦两汉文化与文学》

文学现象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审视．7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政治、经济视角的一统天下．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对文学的研究也呈现出从心理分析、原型意象、接受美学、文化学等多方位、多层次的切入的局面．王洲明先生的《先秦两汉文化与文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     

王充《自然篇》探析——兼论两汉时期的“天人”之辩

王充是两汉时期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的《自然篇》的中心,和先秦荀子的《天论》一样,是谈论天人关系问题的。这一问题,在两汉时期仍然是哲学讨论的中心课题。先秦时期,围绕着天人关系问题,“诸子百家”曾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到了战国末     

先秦至唐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

西域同内地的文化联系源远流长，汉文化在西域传播，自先秦经两汉、魏晋南北朝至唐达到高潮，丰富和发展了西域文化．本文运用文献史料和考古发现，对先秦至唐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作一论述。     

论六朝绘画理论中的本体论审美观

六朝是中国历史上风采独具的时期。一方面,它以其动荡纷乱、黑暗沉重而著称于中国历史;另一方面,它又以其灿烂的思想文化深深地吸引后人。六朝美学以其高迈超逸的风神卓然标峙于中国美术史。它结束了先秦两汉时期的美学依附于政教道德的狭隘的境界,将审美和艺术创作与士人的生命意识与个性追求融为一体,形成了并列衣被后世的美学范畴,从而产生了“体大思精”的美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可以说中国完整意义上的美学始于六朝。其具有承前启后的转捩意义。六朝美学与先秦两汉以及唐宋之后的美学相比,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它具有自己内在的逻辑…     

“《箫韶》九成，凤凰来仪”：《韶》乐舞考论

对周代六大乐舞之首《韶》乐舞的考察,可用《尚书》等先秦两汉典籍作为主要依据,借鉴现代研究理念,从名称、音乐、舞蹈,及其与周代文舞的关系等几个方面,进行全面考察。通过文献的梳理,对《韶》乐舞的起源、发展、演变进行分析,揭示先秦乐舞的原始形态和文化内涵,为了解早期乐舞与社会政治、文化的密切联系,了解早期文学的发生、发展提供文献参考。     

论“魏晋风度”形成之独特环境和个体因素

针对“魏晋风度”迅速式微的事实,从“魏晋人物”所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与个体因素诸方面进行分析,汉末、曹魏与司马氏统治时期严苛的社会政治生态,“察举制”、“九品中正制”为主的官僚选拔制度,当时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观,以及门阀体制下“魏晋名士”独特的家世、形容、才情、少年风范等因素的综合,是形成“魏晋风度”的必要条件。     

论陆贾春秋学及其文学意义

陆贾对汉朝政治和文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陆贾与春秋学渊源极深，此秘首为清季戴彦升所发覆。陆贾为汉初谷梁家，其《春秋》遗说主要保存在《新语》里。陆贾述事多用《谷梁传》和《左传》，称义则多用《谷梁传》。陆贾《楚汉春秋》是汉代第一部春秋学著作，它不仅开创了汉代私人修撰当代史的先例，而且绍承孔子修《春秋》的宗旨，用以史明义的方式介入当代政治，促进了汉代春秋学著述的兴起。陆贾首开以《春秋》灾异说政事之风。自此而后，以《春秋》灾异说政事遂成为汉代政论的一大特色。     

清代“汉宋之争”的政治因素与学术态势

为了揭开汉学与宋学同为研经之学,却在清代出现“汉宋之争”的原因,对其进行了政治与学术2个方面的研究。分析认为：理学具有治世功能,而汉学具有守平功能,因此统治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两者有所偏重,遂出现了“汉宋之争”;“汉宋之争”的内容虽然主要是两者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不同的研究结果,但是汉学鼎盛是其“实证”方法之有效结果,随后又从“实”至“虚”,“汉宋之争”最终以理学的复兴为表象,直至汉宋合流,体现了晚清经学致用的学术发展目的。     

社会风尚变迁影响下的《陌上桑》之流变——以明朝《陌上桑》拟作为中心

《陌上桑》是乐府民歌中的精品。后世许多文人雅士以相同的题目,或以其中的女主人公罗敷为题材,写出内容相近的诗作,被称为《陌上桑》的"拟作"。从汉代以后,直到清代,"拟作"不断,其风格深受诗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风尚的影响。唐前及唐代的"拟作"唯美而浪漫;宋朝至明朝中叶之前的庄重;明朝中叶之后再现浪漫。同情蚕农疾苦和表现真善美则是《陌上桑》"拟作"之永恒的主题。     

“群鼠”异象：北宋中晚期社会生肖观念的复苏

生肖文化始于东汉,盛于隋唐,五代以后一度衰落,直到北宋中晚期,才渐有复苏的迹象。通过考察相关文献与考古资料,拟从神宗出生时出现的“群鼠”异象切入,来勾勒北宋生肖文化发展的大致脉络,并对北宋中晚期社会生肖观念的转变原因作一简要分析。     

唐人与《陌上桑》

汉乐府名篇《陌上桑》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桑中故事,塑造了一个美艳、聪慧、风流、机智的桑中美女形象。这首诗歌与它的主人公在经过从汉到隋的600余年的流传后,到唐代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喜爱与推崇。人们对它的接受除了创作中的用典、借鉴、模拟以及研究这些与前代相同的方式外,还有了前代所没有的新的接受方式,表现为类书的收录、神话传说和现实生活的吸纳等多角度、多层次的接受。这些接受方式表现了唐人的浪漫气质、创造精神和独特的审美风尚,是《陌上桑》接受史上极有特色的一页。     

论《乐记》的成书及其材料的时代特征

《乐记》成书于汉初,由河间献王刘德与毛生等编纂。汉代其他几种《乐记》皆源于刘德《乐记》。《乐记》的编纂主要表现在采引“诸子言乐事者”等方面,其材料来源于战国时代的著述,最早可溯至战国初期,最晚截止战国末期。     

从《文心雕龙·正纬》看刘勰对谶纬的态度

刘勰对谶纬的态度，研究界曾经给予了较多的负面评价。随着谶纬研究全新视角的开启，两汉谶纬之学的文化价值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它与远古先民“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有内在的承继关系，在汉代的文化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心雕龙·正纬》直面这一文化现象，并把它作为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以肯定，表明刘勰对谶纬的认识超出了时代局限。     

千古绝唱异曲同工——《陌上桑》《木兰辞》艺术特色之比较

《陌上桑》与《木兰辞》是乐府民歌中的奇葩,千古流传,经久不衰。文章从民歌主题、人物形象、结构、语言等不同的角度阐释了这两篇经典作品殊途同归的艺术魅力,彰显了我国古典文学中传统写作手法的艺术价值。     

居延汉简“六艺略”文献的初步整理

居延汉简有关“六艺略”的文献资料,都是典籍零星句子的摘抄,多为习字简或习字简的范本;但涉及典籍广,为同时文献,保留了字词的面貌,有一定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