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前民族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学界的研究主要有历史论述、观念形成和政法凝聚三种视角。历史论述展示了作为历史事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形成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随之逐渐产生。而观念形成视角的研究从人们认识的角度分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形成论述的补充,也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通过一些方式来培育和加强。政法凝聚视角立基于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政治和法律的共同体,政法对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有极大的塑造作用,而人民之平等法律地位和国民身份是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之共同体意识的政法基础。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的国族意识和认同会有一定差异,因此从区域角度研究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将是一种新视角。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理念,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和深度,更加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民(公民)单元”“一体性”“共同性”,基于国族建构视角,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放到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场域之中来审视。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相较以往有了更多创新发展。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内涵”“历史研究”“理论探讨”“实践路径”“未来展望”五个维度做梳理评述,更好服务未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要。     

对“民族国家”和“国族”问题的理论思考

从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产生和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看,"民族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论姓"资"姓"社",也都必须建构"民族国家"和"囯族"。只不过像中国这样受到"天下主义"历史传统深远影响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族建构方式和途径上与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有本质的不同。"国族"建构长远和根本的任务是增强文化认同,集56个民族文化之精萃打造中华民族的大文化,是我们面临的一项必须"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伟大战略任务。     

孙中山的中华民族意识与国族主义的互动

孙中山在"五族共和"理论和民国初年国人民族意识的互动中,形成了清晰的中华民族范畴意识和共同体的一体意识,"五四"期间他将中华民族定位为国族,并致力于塑造现代中华民族。在当时国际体系、中国"次殖民地"地位和国内军阀分裂的压力面前,孙中山以民族国家理论为武器,以美利坚民族的熔融为样板,通过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运用汉族庞大的人口优势融合各民族的"血统"、构建统一的国内政治法律体系等办法,开始了将中华民族国族化的历史进程。这些办法虽然存在着模糊国族与民族界限等局限,但却顺应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需要,体现了国族构建的本质。     

The National Writing of Shiji (史记) and Sima Qian' s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史记》民族书写体现出司马迁已初步产生了将天下各族视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体体现在创设少数民族专传的民族传记书写、主张少数民族与华夏族祖出一脉的民族同源书写、倡导和平处理民族纠纷的民族关系书写等三个方面.司马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两汉大一统格局的完成与巩固、家国一体与和合大同的儒家观念以及著家本人的著史意愿与品格三者的交互作用下生成,影响深远,促成了古代中国多民族友好大家庭的建构以及当代中国各民族大团结大融合局面的稳固.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中国古代“民族”一词钩沉

“民族”是影响我国民族研究的基础型概念，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词源。中国古代“民族”一词于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的叙述有差异性，历经诸多的语境嬗变。自先秦“民族”二字联结出现，至西晋形成“民族”的名词形式，再经唐宋“民族”记述和思想理念的进一步拓展，于明清时“民族”的使用指代已呈现出泛化。中国古代的“民族”一词体现出多元内涵，这些内涵根植于中华的文化传统理念，体现了中国统一多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发展关系和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钩沉中国古代的“民族”一名也是对近代以来西方“民族”概念及其影响的回应，有助于新时代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下，从中国的话语空间辩证认识“民族”的历史价值意蕴。     

共同记忆塑造与清王朝“中国认同”建构

历史记忆在特定社会体制和文化传统中产生,存在于叙事和学习等社会互动中,历史记忆蕴含着国家、民族的政治文化体验和共同情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赖以形成的根基。清朝统治者在将清王朝凝聚成地理的、政治的、文化的共同体并进行有效管理的过程中,把自己理解为一个涵盖全体(即“中国”)的身份认同的一部分,继承并发展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认同”意识,接受、吸纳域内以汉文化为代表的多元文化,穿越和打破王朝内各族群文化界限,整合王朝历史记忆,完成清王朝“中国认同”的内涵建构。因此,阐释清朝历史上各民族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现象,探索“中国”作为“国家”的独特生长方式,总结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动因和方式、类型与规律,这对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逻辑结构和历史意义探析

民族叙事是人类社会对自身组织形式历史认知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作为中华民族历史形成过程的经验总结和理论表述,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既要以中华民族的历史存在作为叙事基础,又要以本身叙事方式的历史变迁作为民族发展史的有机构成部分。深刻领会和把握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积极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必须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求实与求是相统一、整体性与实体性相结合的逻辑结构及其理论创新的历史意义,切实增强和坚定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四个自信"。     

民族认同与新中国黄河图像话语的建构

图像作为一种叙事手段与记忆媒介,与文本、影像、声像等审美形式在“民族—国家”的认同形塑以及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中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黄河图像作为中华民族的视觉化表征,参与整个民族国家形象的塑造以及集体价值的确证。在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黄河—母亲”的隐喻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符号,促进民族统一与融合。嗣后,新中国黄河图像作为承载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媒介——记忆场,涵括家国命运、抗争进取、人文情怀等不同意蕴的民族精神。依照“图像叙事—记忆—认同建构”的理论逻辑,黄河图像话语的建构借黄河图像唤起社会个体之集体记忆,增进个体对集体的情感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塑。新中国黄河图像话语的研究,不仅凸显出黄河图像之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与意义,而且也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资源。     

新中国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的初心探析——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建为视角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话语体系中,"中华民族"是"大家庭",各个民族就是组成这个"大家庭"的成员,"民族大家庭"与新中国是二位一体的。新中国的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虽然并未明确提出铸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和任务,但在实践中对此有着充分的认识和自觉,通过一系列政策设计、制度安排和舆论引导,不断强化各民族对党和国家的热爱,强化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在事实上强化了各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的认识。这是贯穿新中国民族工作与民族政策的一条主线,也凸显了新中国民族工作与民族政策的初心,其历史经验值得研究和汲取。     

民族国家视阈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nation)概念是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建构与全球扩张联系在一起的。从本质上说,民族就是取得了国家形式的人群共同体。而中华民族就是这样一个人群共同体。它不仅有着丰富的政治内涵,更是支撑中国民族国家制度的基础性政治资源。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西方各种政治思潮渗入我国,加上我国一些政策取向及边疆治理方略的偏差,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受到了侵蚀和稀释。因此,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夯实中国民族国家制度,我们必须要珍视这一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宝贵政治遗产,凝聚价值共识,并以实际的举措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使中华民族沿着更加增进内部凝聚的方向发展。     

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形成与发展研究

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形成发展于“五帝”到清末这一历史时期，是中华儿女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客观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同源共祖”于黄帝，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史上，有过战争与割据，有过和平与统一，各民族之间或因战争而导致的大迁徙加速各族交往交流与融合，或因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而逐渐自然交融。在“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大都以统一中国为目标，形成了各民族间的强大凝聚力，从而强化了文化认同，情感纽带，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正是在这样的民族融合中形成与发展，并奠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强大基石。我们通过把握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的形成发展史，得到以下启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整体向好；中华儿女追求国家统一是历史趋势；顺应历史大势，全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将在谋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道路上开创新局。     

后学衡时期的民族国家伦理认同建构 ———以《思想与时代》同人的言说为中心

《思想与时代》同人对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的建构处在维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的近代国际体系情境中,其希望建构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是在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双重主导之下的,内含着国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两个层面,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与"法律—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思想与时代》同人对于国族认同的建构以"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概念为基础,主要通过对中华民族经历的历史事实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法律观念、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来阐释国族同一性,建构"历史—文化共同体",以期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抗战,追求民族自决。《思想与时代》同人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则对外争主权,对内讲民权,着重建构的是一种"法律—政治共同体",以期求得民族国家的长远发展。     

以“融”为导向推进新时代民族工作

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向心性、凝聚性、和谐性三个维度上的高阶状态，回答为什么要“融”、什么是“融”、如何实现“融”等问题对于民族工作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推进具有积极意义。以“融”为导向是党的民族工作与时俱进的历史必然。“融”以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为着眼点，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着力点，以打造立体纵横的共同体纽带为着手点。新时代民族工作要从改革体制机制、加固物质联结、润化共有精神入手，不断增强向心性、凝聚性、和谐性，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     

民族国家建设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具有共同历史文化的民族实体在近代基本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族成为“国家民族”,由历史文化共同体发展为政治共同体。新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政治上以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和民族区域自治为主要方式,经济上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为主要手段,文化上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传承保护各民族优秀文化为基本路径,既建设“全民一体”的中华民族,也建设内部文化结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种路径与西方国家近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路径有所不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注重把握“统”与“分”、“同”与“异”、“多元”与“一体”的关系。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增进共同性”的三重逻辑

2021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要求“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增进共同性”的提出,涉及我国民族工作和民族理论在新时代发展的一些重大的基本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为党的民族工作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以及民族理论在新时代的推进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突破方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增进共同性”的三重逻辑包括:首先,“增进共同性”的提出遵循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身的本体逻辑,在这一逻辑下,必须要以共同性来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其次, “增进共同性” 的提出凸显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中国特色民族理论话语发展的理论逻辑, 在这一逻辑下, 增进共同性成为民族团结理论研究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推进的关键环节和转换“枢纽”;最后, “增进共同性”的提出有效应对了现实国情的机遇与挑战, 回应了改革开放后各民族“大流动、大融居”带来的共同性不断增多的发展趋势以及防范应对民族领域风险挑战的现实要求,在这一逻辑下, 党中央敏锐认识到并把握住了新时代的历史机遇, 以增进各民族共同性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化解国内外风险挑战,凝聚各民族团结奋进的力量,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论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

中华民族的认同基本上停留在文化和学术的层面上。当今中国"国权"和"族权"应该统一,现在已经到了确立中华民族是"国族"地位的时候了。族群概念的引入和应用是民族认同与国家建构对立统一、确立中华民族是"国族"地位的理论基石。从多元走向一体是中国各民族互动、整合和认同的历史趋势。中国各民族面对全球化挑战的最佳民族认同就是中华民族。     

本体与意识视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我国民族建构的基本目标和任务,作为共同体本体的中华民族与反映共同体本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均植根于我国多民族国家孕育、发展的历史之中,自觉于近代列强围攻中国的困局之中,勃兴于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既要克服来自内部的族际张力,又要应对来自于外部思潮与势力的冲击,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关注短板、提升政治认同、规范民族理论传播、坚持正确道路、发挥好制度功效等。     

毛泽东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考

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凝结而成的大家庭，而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毛泽东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方面要克服近代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残余，让各族人民培育共同的革命荣誉感与历史记忆；另一方面要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制度功能，以及走中华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的思考，为当代民族工作提供了重要启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本之道是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政治上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防止狭隘民族主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人心防线，战略上要强化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层次认同，将提高“五个认同”贯彻落实到国家事务和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之中。     

试论百越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无论是早期的华夏族,后来的汉族,还是今天的中华民族,都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古代的百越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史上,一直居于重要的地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具有深远的影响。早在新石器时代,百越先民曾经有过一次大规模、远距离的历史性迁徙,遂使其文化传播到一个相当广大的地区。其突进中原的一支,成为华夏族的主源之一,参与了中国第一王朝夏朝的创建,甚至还有可能居于民族主干和政权主导的地位。战国秦汉,是中华民族从华夏族演进到汉族的重要时期,百越民族大规模融入华夏、汉族,壮大了汉族的队伍,成为汉族的重要族源之一。在今日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又至少有11个民族被公认为源出古代百越,占总数的五分之一,百越后裔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