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就业选择:零工抑或长工——基于沈阳市的调查

近年来,很多城市出现自发形成的马路劳务市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工的就业压力,但也给城市管理带来难题。因此,研究农民工的就业选择机制,了解马路劳务市场的形成原因,对城市管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通过对沈阳市多个马路劳务市场的零工及其他职业农民工(长工)的调查,获得320份样本数据,采用二元Logit模型研究农民工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男性相对女性来说更有可能选择打零工;年龄越大,农民工打零工的概率就越高;受教育程度与农民工打长工的概率正相关;没有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选择打零工的概率较高;兼业的农民工会更愿意在农闲时进城打零工;社会关系网成员的数量和职业声望都会对农民工的就业选择产生影响。     

回流农民工就业存在“走廊效应”吗?——基于辽宁省回流农民工的调查

基于辽宁省回流农民工的微观调查数据,构建其就业选择的计量模型,以验证回流农民工就业是否存在"走廊效应"。研究发现:回流农民工就业存在一定程度的走廊效应,回流前从事高技能工作者(包含销售和办事人员),回流后从事低技能工作的概率降低24.2%,而从事技能型工作的可能性增加26.1%。在城市务工中从事小摊贩或有固定店铺小业主职业者,回流后成为自雇者的概率增加34.3%;家中土地数、培训状况和回流地点对农民工体力劳动类就业影响显著,受教育程度、家中土地数、培训状况、回流地点和居住偏好对其技能型职业选择影响显著,居住偏好、培训状况、家中土地数和回流地点则对自雇职业选择具有重要的解释作用。     

农民工职业分层与人力资本约束

职业选择与人力资本密切相关.在双重分割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主要在具有完全竞争特点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上进行职业选择,因此,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职业选择的影响更具根本性.对杭州地区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表明,文化程度对农民工成为管理、专业技术人员和公司职员的影响最为显著;职业培训经历有助于提高农民工成为公司职员和在服务业、工业和建筑业就业概率;年龄对农民工在服务业、工业和建筑业的就业概率的影响最为显著;而拥有城市工作经验对农民工职业选择具有普遍的积极作用.因此,当前对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应在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同时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387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通过单因素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等统计技术手段,对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居住和就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居住因素和就业因素总体与农民工进城落户意愿有明显的相关性,而影响最大的3个二级因素为是否与家人一起居住、收入水平高低和是否举家迁移到城镇。据此,文章最后就如何促进农民工家庭团聚与和谐、提高农民工在城镇工作、生活的幸福感,进而推进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城落户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珠江三角洲的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珠江三角洲814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因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补充了职业价值观和社会资本对其就业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微观层面上,职业价值观、受教育程度、性别和年龄等因素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中观层面上,社会资本、高工资及教育培训能增强就业的稳定性;宏观层面上,政策制度和社会文化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     

社会资本能否影响农民工职业流动——基于阶层变动视角的分析

推动农民工职业流动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将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设定为向上流动、平行流动、向下流动三种类型，从农民工社会资本入手，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数据，运用竞争性风险模型考察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结果发现，每多一人提供就业帮助，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的概率显著提高1.4%,职业平行流动的概率显著降低2.3%;职业向下流动的概率提高0.7%,但不显著。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有助于农民工减少职业平行流动，实现职业向上流动，同时不会带来职业向下流动。替换核心变量的度量方法后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通过非参置换检验、工具变量法、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的结果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结论。最后提出政府要畅通农民工社会资本获取的渠道，促进农民工组织层面社会资本的巩固和开发，农民工个人注重维护和积累自身社会资本的启示。     

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利用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指标体系并测算其幸福感的基础上,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基于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异质性视角,重点考察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研究表明,第一,工作职位晋升满意度、职业病发生概率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养老保险和工作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较高的社会信任感知、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认同度较高的社会观点和看法感知与较高的社会阶层认同感知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子女数越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越高,结伴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而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各因素对不同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农民工职业选择的人力资本约束研究——基于无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分析

农民工就业质量偏低倍受政府和学界关注,改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职业层次,而职业层次的提高有赖于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本文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研究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职业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农民工群体中,受教育程度高、参加过技能培训、流入经济发达地区、有一定工作经验者更有机会从事管理类、专业技术类等较高层次的职业。     

空间隔离与农民工城市融入

从空间隔离角度考察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居住空间隔离、职业空间隔离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老一代农民工、中小城市的居住空间隔离效应要大于新生代农民工和大城市,社区空间隔离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不显著。此外,通过分位数回归发现居住空间隔离对高融入程度的农民工呈显著负向影响,职业空间隔离和社区空间隔离对不同融入程度的农民工均呈显著影响。相应的政策含义是,在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应注重降低农民工与市民的居住空间、职业空间和社区空间隔离,通过空间融合促进城市融入。     

中小制造企业层级对农民工工资及其职业稳定性影响

运用实地调查的数据,根据分组统计的特征,从层级形成、层级标示、层级固化3个方面研究了中小制造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存在性,进而研究了层级与工资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工资对层级具有依附关系,层级是中小制造企业配置资源的重要依据,层级与农民工的稳定意愿存在一定的正向关系。进而提出:中小制造企业可以通过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加大农民工职业的稳定性;同时将内外劳动力市场相关联,提高企业和农民工双向选择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对在企业与农民工之间建立起稳定的雇佣关系起到一定的作用。     

保障性住房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来自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证据

住房是农民工进入城市、融入城市的安身立命之所,而建设保障性住房(简称“保障房”)是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关键举措之一.在此背景下,结合最新的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保障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居住在保障房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仍然偏低,意味着针对农民工的保障房建设依然任重道远.第二,相比于租房,保障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加入其他解释变量后,结论保持一致.考虑到模型中潜在的选择性偏误,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构建反事实框架加以纠正,并通过逆向概率加权法、逆向概率加权回归调整法、调整变量衡量方式等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第三,保障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相比于90后农民工,保障房对80后农民工的影响更明显.由此,提出要发挥保障房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作用,应当突出保障房建设的多样性与差异化、优先考虑就业居住超五年和80后农民工等方面实施更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制度改革举措.     

中小制造企业层级对农民工工资及其职业稳定性影响

运用实地调查的数据,根据分组统计的特征,从层级形成、层级标示、层级固化3个方面研究了中小制造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存在性,进而研究了层级与工资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工资对层级具有依附关系,层级是中小制造企业配置资源的重要依据,层级与农民工的稳定意愿存在一定的正向关系.进而提出：中小制造企业可以通过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加大农民工职业的稳定性;同时将内外劳动力市场相关联,提高企业和农民工双向选择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对在企业与农民工之间建立起稳定的雇佣关系起到一定的作用.     

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城市生活幸福感

基于中国微观调查数据CGSS2013,采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研究农民工进城后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幸福感呈负向关系,农民工就业类型差异会影响其城市生活幸福感,不同区域城市规模的变化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此外,个体特征、经济特征、住房特征也对农民工工幸福感产生影响。     

个体基本特质差异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为的影响

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表现出的主观诉求与行为差异。用分类比较法和排序法,从文化程度、性别、婚姻状况、来源地区等四个维度分析、讨论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和离职动因。收入水平、人力资本存量、婚姻状况、工作环境,来源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和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相比,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为的影响因素呈现复杂性和多样性。要提高工资标准、加强职业技术培训、改善用工环境、消除家庭城乡迁移的外部阻滞因素、提升女性新生代农民工自主就业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长乐区的调查数据

在供给侧结构改革背景下,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有利于减少企业运营成本,深化企业人力资源的整合。本文运用log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年龄、月工资收入、是否拖欠工资、工作时长、工作环境满意度、工作经验、职业技能掌握情况、择业机会识别、职业发展观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有显著性影响。基于以上改革背景及研究结果,本文提出相关的政策与建议,以期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     

新生代农民工住房满意度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需要面对的新群体,其住房问题是现阶段城镇住房保障领域的重要问题之一,事关中国城市化质量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文章以重庆市为例,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估计重点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属性、职业特征与居住方式3个特征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住房满意度的影响.数据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是否有子女、收入水平、进城务工时间、住房面积、居住形式、住房支出、住房配套设施和职住通勤时间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满意度有显著影响.而职业类别和是否缴纳住房公积金目前对新生代农民工住房满意度的影响不够显著.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预期目标研究——基于浙江省2020份问卷数据

本文利用浙江省2020份问卷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和半对数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预期目标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未来5～10年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预期目标值为8.35万元,相对于目前年工资收入期望增长1.31倍,在户籍地、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群组差异.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预期目标受到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受教育程度、目前年工资收入、职业层级、就业企业性质和家庭人口数的影响.性别、婚姻状况和就业企业性质对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预期目标具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职业层级和家庭人口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和目前年工资收入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优先序及其差异

基于549份新生代农民工数据,运用聚类分析法对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优先序进行考察,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新生代农民工择业最关注工资收入情况,其次对个人发展、医疗保险、工作环境和权益保护的需求也较大;第二,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不同个体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需求存在差异,不同区域、不同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需求也存在差异。     

大学生就业的城乡差异研究——基于全国高校抽样调查数据

利用"201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的大样本数据,比较分析了城乡籍大学生求职过程与结果差异,并利用计量模型探究影响大学生工作起薪的因素。研究发现,在求职结果上,城市籍大学生的工作起薪高于农村籍大学生,并且有更高比例的城市籍大学生进入了主要劳动力市场。而综合对求职过程的分析显示,相比于农村籍大学生,城市籍大学生首先表现出选择管理技术类职业的更大倾向;进而,他们通过投入更多的经济资源,更高效的利用信息途径,并且以更少的求职时间获得了高质量的职业岗位。最后,对起薪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性别因素对城市籍大学生影响更大,学历对农村籍大学生工作起薪的贡献率更高,而教育程度与收入的代际传递性在城市籍毕业生中更为显著。     

我国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经济分析

利用CHIP2008数据,分析了当前中国农民工和城镇居民两个群体就业岗位获得和工资差异,并对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引起的歧视程度进行了估算。实证结果显示,农民工和城市工的平均工资收入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25.39%的工资差异是由个人特征不同形成的,74.61%的工资差异要归结于歧视性因素。歧视性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职业内部的歧视,占到工资差异的37.81%;二是职业间的歧视,占到工资差异的25.39%。对于农民工的就业歧视不但会给农民工带来经济上的损失和心理上的压力,最终也会对歧视者本身产生负面影响,并使得整个社会福利发生净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