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与近代教育

19世纪中,我国封建社会走到了尽头,鸦片战争爆发后,社会形态发生了广阔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从社会经济到社会政治,从人们的思想意识到社会文化。其中,西方教育形态的输入,传统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教育制度的形成,旧教材的丢弃,新式教科书的产生,正是这一变化所带来的结果。在我国近代新式教育制度和新式教科书产生之前,传统的教育制度使用的教材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启蒙识字性质的,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千家诗》、《幼学》等;另一种是应科举考试的,加《四书》、《五经》、《史鉴》、《古文辞》等。这些教材都是文言文写成,文字艰深,儿童读不懂,知识面窄,内容陈旧。再加上当时的教学方法简单,     

说明文及中学说明文的教学——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学习札记

说明文是社会生活中一种常见常用的文章体裁。人们要介绍生产技术和生活经验,解说自然现象和社会历史,往往采用说明文文体加以表述。从传授知识的教科书,到科学影片的解说词;从古人著作《说文解字》、《梦溪笔谈》,到当代书刊《科学导游》、《世界知识》;从自然科学的天地到社会科学的领域,我们不难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说明文。随着科学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随着我国现代化事业的日益深入,说明文将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价值。在我国现代语文教育中,说明文的教学也逐渐占有了显要的地位。     

从“一枝独秀”到“百家争鸣”——中国教科书制度的历史回顾

作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环,包含编、审、用等环节的中小学教科书制度也正在面临新的变革。“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回顾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全国中小学统一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教材,再到90年代选用经过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的六套规划教材、百余种单科教材共3 000余册,再到2001年新课程实施,无不体现着我国教科书制度逐步走向科学和成熟。     

教育救国与民族复兴:蔡元培与近代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的发展

清末民初鼎革之际,蔡元培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奠定了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他是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教科书营运方针转变的重要倡导者、实践者。以商务印书馆为实践阵地,蔡元培致力于近代教科书的规范与普及,是商务印书馆早期教科书事业的领导者、筹划者、参与者。蔡元培与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视教育为救国之本,怀抱"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的理念,逐步实现了教科书从舶来品到中国化的转变,将教科书变成了普及知识、启蒙国民、改造社会、复兴民族的重要武器,展现了近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     

丁宝书及其《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本来是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化腾飞的双翼。中国传统史学步入近代门槛,是在清未维新思潮中,以新式中小学堂普及历史教育为契机的。20世纪初,所谓重新编写中国历史,主要是编写历史教科书。响应梁启超建设新史学的号召,丁宝书编写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率先构建起新式中国通史的基本框架,成为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最初突破口。其开创之功,不可埋没。     

郭店儒简：思孟学派的“教科书”

郭店儒商是孔子到孟子过渡时期的学术史料,同时又是楚太子学习的教材,因此可以将其称为思孟学派的＂教科书＂。思孟＂教科书＂的特点在于：以《诗》、《书》为教材,来教书育人,申明为人、从政之道;以礼乐教化为手段,来规范人的言行举止;以明德、有德为最高培养目标,来统率诗书礼之教化。     

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三次转型与自觉探索

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经历了清末传统书院向近代新式学堂的教育组织转型、近代新式学堂向近代大学的教育制度转型,以及近代大学由人才培养向社会服务的教育职能转型。其自觉探索之路在于:高等教育的转型加速了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变革,促使了高等教育的全面革新,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     

两个“郭”字,同一意思

一九九○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试用本)”,《语义》第一册中收了孟浩然的《过故庄》诗。该诗一联为“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编者注:“郭,城”。又该套教材等二工册的《木兰诗》中有“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编者注:“郭,外城”。一个郭字,两种注释,哪个准确?     

辛亥革命前夕学堂的兴起

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在我国的大地上,绵延千余年的科举制度被最终废止,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大规模兴起。它是我国历史上教育制度、甄拔制度的一次大变化,对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以及社会许多方面,发生了很大影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传播,起过重要作用。探讨这个时期中学堂的兴起,将有助于了解我国近代学校制度、科学、思想的演变,以及从更多方面来研究辛亥革命史。     

教育负担与清末乡村教育冲突

教育冲突是清末乡村教育领域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学界一般认为,教育经费增收造成的经济负担加重是乡村教育冲突产生的最重要原因.然而,从清末乡村教育负担的实际情况来看,新式教育给乡村社会造成的经济压力非常有限.教育经费之所以屡屡引发教育冲突事件,主要是由于清末乡村教育财政制度的不健全导致经费分摊中的实际不公平,地方绅士在经办教育经费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地方政府与官员在教育财政政策中缺位造成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之间缺乏必要的缓冲,以及这种新财政体制对传统农民的心理和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强烈冲击等几个原因.因此,新式教育要想真正扎根于乡村社会,不仅需要双方都做出适当调适,也必须发挥其社会改造作用,促进乡村社会的现代转型.     

由《说苑》引《诗》和上博简《孔子诗论》再看孔子诗学

为了重新认识孔子诗学理论,将出土文献上博简《孔子诗论》与传世文献《说苑》对比分析。分析认为,《说苑》引《诗》内容与传统理解中的孔子诗学理论相和,而从上博简《孔子诗论》中可以看出,孔子对诗的解读虽然有其实用性、功利性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从诗本身的意旨出发,揭示诗的文学艺术特质和诗人自身的情感抒发。从《孔子诗论》到《说苑》引《诗》,诗的教育功能与诗的艺术功能并重发展为偏重于对诗的教育功能阐发,对《诗》解释路径的发展趋势是清晰的。     

近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学校教材编译机构述略

随着"基督教与教育"关系的重要性逐渐被在华传教士认同,一批高质量的教会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开始在神州大地涌现而来,由此学校教材的缺失开始成为创办学校者面临的一大问题,为了尽快摆脱这一棘手的局面,经过一些传教士商议相继成立了几个学校教材编译机构,如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广学会等。这些机构不但为教会学校提供了急需的教材,也为清政府所办的洋学堂提供了所需的教科书。客观地讲,此举对我国近代新式学堂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不容抹煞和忽视的。     

《诗经·伐檀》诗旨汇辩

《伐檀》是大中学教科书中必读的名篇,古今有多种阐释,但依据现代阐释学的观点,诗可别解,科学的阐释应注意研究作品产生时代社会形态和文化背景,以实证为基础才不致流为臆断,对《诗》的阐释尤应注意作诗之义、赋诗之义和用诗之义差异,对其进行文学意象的分析。     

近代中国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历史反思

中小学的教科书制度通常有自由制、审定制和国定制三种,这三种制度到底孰优孰劣？考察1902—1949年近代中国教科书的审定制度,从学生的个性发展、教科书质量的提高以及公民社会的形成等几个方面比较这几种制度,认为教科书自由制是其中最优的制度,而教科书国定制和审定制既不能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也难以为教科书质量的改善提供持久的动力,并且对于公民社会的成长以及整个社会的民主转型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     

大清邮政网络的展开与业务的拓展——基于《大清邮政事务通报总论》的研究

自1896年大清邮政成立以来,清朝传统官民两分的递信体制逐步被打破,新体制的建立完善,带来了新式邮政网络的开创与拓展。在海关的努力经营下,新式邮政经历了一个从分立的口岸城市到形成网络的内陆递运体系的过程,在网络完善的同时建立起民众对使用新式邮政的信心与习惯。伴随着新式邮政的逐渐成熟,清末管邮机构自1904年起,按年编纂《大清邮政事务通报总论》这一年鉴史料,对历年邮路邮区的设计拓展、邮政业务的经营、邮政资费的变化等情况进行详细记载和分析。通过分析其中关于邮政局所和邮路建设的资料,除可以重建大清邮政网络自口岸到内地、自点线到立体的过程外,还能够在清末制度转型的背景中,具体阐述清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与新式邮政网络建设之间的互动。     

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教科书

编印教科书是张元济最重要的出版贡献之一。在他主持下出版的商务版新式教科书,为推动近代中国教育改革与普及作出过重大贡献。商务版教科书的成功在于有创意,不仅超越前人,而且胜过同时代的蒙学读本。民国后许多民营出版商大多在教科书上花过力气,与商务的"榜样"不无关系。然而,《张元济全集》对张氏主持编印商务教科书的成就,反映明显不足,除几篇教科书序跋、几封有关通信外,张氏署有编纂人或校订人的教科书原书,一部都未收录。辑编人原先考虑收入几部,由于种种原因未成功,后来只在第10卷"附录"编入了一份《张元济参与编纂、校订的60种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目录》。教科书往往是集体成果,编入个人文集有一定难度。建议从张元济开始,从商务版教科书开始,探索一条新路,并提出四点设想。     

“三礼”雅乐的艺术构成

雅乐是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乐制度的建设周期决定了雅乐发展的节奏,雅乐体系的成熟标志着礼乐制度的成熟。“三礼”雅乐体系所对应的是礼乐制度的成熟形态,大概范围当是西周穆王以后至春秋时期。由于礼与诗、乐特殊的渊源关系,《诗》文本的形成过程从某种意义上又和礼乐制度的建设周期同步,《诗》文本形成的历史正好与雅乐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相一致。《诗》、“雅乐”和“礼乐制度”三者之间构成一种同源同构关系。“三礼”雅乐体系不是对雅乐发展动态过程的记录,而是对这种同源同构关系发展到稳定、成熟阶段的历史描述。     

骆宾王《咏水》诗的教育意蕴

<正>作为"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的《咏鹅》、《在狱咏婵》等诗世人耳熟能详,但其《咏水》一诗自问世以来,就淹没在浩瀚的诗海中,其立意和价值则鲜有论述。其实,细研该诗,不仅可以梳理出其本身所具有的较高的社会价值,也能够从字里行间体悟到其所蕴含的深邃的教育意蕴。基于此,笔者尝试探讨《咏水》     

《诗经》与传统农业文化的形成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先秦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对我国历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诗经》产生的周代是中国社会历史的一个关键时代,正是在这一时期,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成为中国社会生产的主体,这种农业经济决定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价值观念、思维特点。基于这一观点,文章从该书中诗歌所展现的物质、制度、行为心态各个文化层面进行剖析,认为《诗经》已经涵盖了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各层次的基本内容,标志着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形成。     

从“刀笔吏”到“在野法曹”:知识转型与近代律师的角色认知

古代讼师的主要知识来源是讼师秘本,讼师秘本所包含的知识内容不仅与传统律学有很大的区别,与近代政治、法律原理更是相去甚远。在传统的法律观念和制度下,讼师是一种社会地位低下并被法律禁止的职业。近代律师制度伴随着近代法学知识的转型而产生。作为一个新的知识群体,近代律师与同时代的法官、检察官一样,源于近代新式法学教育。律师在法律地位上与法官和检察官对等,并对二者予以牵制,是一种独立的自由职业,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理想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