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研究

西北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因区域环境、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因素影响而具有以下群体特征:他们在当地农民工群体中所占比例较高,多来源于周边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年龄更小、受教育水平更低;其就业领域集中于具有民族特色的服务业;少数民族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与其他地区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相比数量较少,受教育程度更低,城市融入更难;其居住格局呈现围寺而居,小聚居、大杂居等特点;西北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有宗教信仰,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其人际交往呈现"去内卷化"特征,族际通婚的现象渐多。     

组织支持、城市融入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新生代农民工过于频繁的离职行为导致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同时也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基于组织支持和互惠理论,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实证检验了组织支持感、城市融入感及互惠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组织支持感负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意愿,城市融入感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倾向对城市融入感与离职意愿的关系具有强化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调节城市融入感在组织支持感与离职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也即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水平越高,城市融入感的中介作用越强.文章首次测度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倾向,并且验证了微观企业的组织支持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结论为用工企业更好地理解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行为机制,从而建立有效的管理措施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为寻找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实现路径提供了依据.     

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

为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采用《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及《心理健康诊断量表》对4-6年级的290名新生代农民工子女进行测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弹性整体水平不高,心理弹性与心理症状（MTH总分）显著负相关.回归分析发现情绪调节因素在心理健康中所起的作用最大,其次是家庭支持及人际支持.这一研究结果为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力资本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直接决定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能力、竞争能力、生存和发展能力,对其市民化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笔者从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与人力资本积累两个方面,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力资本困境,探寻其突破市民化困境的出路。     

新生代农民工组织信任状况的实证研究

调查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基层组织机构及管理者、组织能够维护工人利益等方面的信任度较低.相对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对高层组织机构及管理者、组织能够维护自身发展能力和工友利益等方面则信任度较高.个体状况与生活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信任状况有较大影响.企业可以从加强农民工组织参与、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建立和谐组织互动机制、加强企业信任文化建设、提高农民工文化素质等方面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信任.     

西安市新生代农民工媒介素养因子的实证研究

从媒介认知、媒介使用、媒介评判以及媒介参与四个因子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素养现状,旨在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运用媒介的效能,从而更好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全面融合。采用抽样调查问卷、电话调查和深度访谈等方法,从媒介素养的四个非线性因子研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素养状况,并且提出西安市政府、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社会企业、舆论媒体等各个要素之间需要相互协同,共同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水平。     

市民化背景下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心理障碍与对策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农民从农村流向城市,以“市民化”的路径融入城市,这是现代社会人口流动的一个世界性趋势,中国亦是如此。对于这些农民工而言,由于中国社会典型的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其城市适应和角色转换的过程必然伴随诸多问题,从而导致其产生心理偏差乃至心理障碍。而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作为这一特殊群体中的特殊群体,有着城乡、代际和族际的三重特殊性,自然问题更多。本文以武汉市的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其城市适应过程中的心理障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可行的对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基于三个城市调查问卷的融入满意度结果分析

融入城市社区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满意度的测评,对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现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社区融入总体满意度感到“一般”,城乡二元体制差异、社会公共服务覆盖面过窄以及社区社会力量支持的不足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现实阻滞因素。因此,建议政府、社区、居民形成合力,从消除制度体制障碍、创新基层管理方式、提升社区接纳度和扩展社会支持网络入手,有效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与政策取向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观念意识、就业取向等方面存在显著性的差异,他们融入城市的意愿极其强烈,显示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急迫性。但当前的制度阻隔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因素,使得在实践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缓慢。为此,应从内、外两个方面来展开,制定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城市化战略,开拓农民工市民化新的政策空间,把农民工纳入城市社区管理与服务,提高农民工能力内核来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新兴群体,也是我国特有的群体,它是伴随改革开放而出现的,近年来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由于受传统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严格的户籍制度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而流浪在城市之中,奔波在城市与农村之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日益壮大,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更加严重.试图通过阐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探析新生代农民社会保障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浅谈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基于江苏省的调查

江苏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聚集地区之一。作为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特殊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明建设状况不容乐观。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站在实现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高度,将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与企业文化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相结合,齐心协力、互相配合,构建"政府主导、企业共建、社会参与"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明建设新格局。     

新生代农民工知识能力调查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知识能力状况进行了包括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在内的专项调查,回收有效问卷726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年龄、婚姻、学历、居住地、职业类别、技术等级、月收入等基本情况进行了分析。对新生代农民工知识能力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涉及知识和信息的来源与内容、获得知识和信息的费用、对知识和信息的看法以及对知识和信息的吸收与交流等情况。最后对新生代农民工知识能力总体状况进行了评价和判断。     

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现状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而继续教育是提升农民工综合能力、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的重要路径。但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存在管理制度不健全,教育内容供给与需求脱节,教育形式单一,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等诸多问题。为使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政府管理部门应积极发挥其主导作用,不断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健全教育机制,构建满足多元需求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内容,并持续增加财政投入,提供充分经费支持。     

新生代农民工留城还是返乡?——基于全国1023个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城镇稳定居留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基础。为揭示新生代农民工城镇稳定居留和返乡就业趋势,采用全国1023份问卷调查数据,建立二元和多重定类Logistic模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居留稳定性影响因素、未来流动意向和返乡创业意愿。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打工目的是收入挣得而不是居留城镇和市民化;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居留稳定性影响具有两面性;农村产业不具有就业吸引力,大城市难以立足倒逼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归田;打工中见识和自省提高了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研究提出协同推进农业转型和农村新型工业化,成立乡村学院培养紧缺人才,整合各类扶持资金支持发展规模化特色产业,盘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支持市民下乡和能人返乡创业等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和就业状况调查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本文利用浙江省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对比研究的方法,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特征和就业现状,揭示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存在人力资本的根本性约束,并提出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状况的对策建议.     

语言经济学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语言城市化研究

为了更好地适应城市语言生活的新变化,新生代农民工需要尽快完成"语言城市化"。对新生代农民工语言城市化现象进行分析,能够看清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发展中的优劣势,帮助其扬长避短并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统计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之后在语言资源能力、语言使用及服务能力、语言技术能力等方面进行了适应和调整。从语言经济学视角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语言城市化效果较好,多数人以较少的投入获得了较多的收益,整体的经济状况和工作状况都优于老一代农民工。     

制度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10省市的调查数据

利用10省市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计量分析制度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工资制度、工作条件、权益保护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等制度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而失业保险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影响不显著;另外,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意愿更强;文化程度和职业培训能显著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有亲戚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更强;工作经验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呈倒U型关系,而年龄和婚姻状况不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的主要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价值观解析

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引导是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具体实践,也是我国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文章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价值观的阶段性状况,剖析了其矛盾冲突特征,提出了通过利益调节、价值观引领机制建设等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现代转型的对策建议。     

银川市新生代少数民族流迁人口城市适应研究

新生代少数民族流迁人口的城市适应因加入特殊的民族因素变量,使得其较一般新生代农民工流迁人口城市适应显得更复杂、更丰富.基于对银川新生代少数民族流迁人口充分调研基础上,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皮尔逊积矩相关系数算法及方差分析分别就其城市环境适应、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及文化心理适应进行了系统探讨.结果表明:新生代少数民族流迁人口对银川市城市环境适应的总体状况为适应,但在气候、水土、交通状况、娱乐设施等具体适应层面存在差异;其经济适应与他们的家庭月收入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社会适应方面,传统民族、宗教因素对新生代少数民族流迁人口的婚姻态度、择偶观念的影响作用在减弱,对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适应;文化心理方面,新生代少数民族流迁人口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关注度走低,对其了解程度也在减弱,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也不高.     

社会融入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涉及职业待遇、职业行为、文化观念、身份意识等多个层面对非农职业的适应与融入，具体包括职业待遇整合、职业行为适应、职业文化接纳和职业身份认同四个维度。因子测评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总体水平低、内部不平衡的发展特点。回归分析表明，学历低、年龄小、不在婚、务工年限短、所在企业规模较小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诸多方面的就业质量状况都比较差。而分地区进行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呈现了更多的差异性。以上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在于推进相关部门以社会融入为指导思想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