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农业社会治理的伦理基础：纲常伦理

人类社会可以说呈现为伦理和治理的一体两面性。中国农业社会呈现出的等级统治特征是人们普遍认同的，而作为社会治理伦理基础的纲常伦理，其型构要素则有待于进一步澄清。伦理精神的历史形态由人的存在境况决定。在农业社会，人的存在境况是神祇本原的神人同在，纲常伦理的宗旨是“为了神祇”。家族是培育纲常伦理的现实社会基础，通过“移孝作忠”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儒家学说是纲常伦理得以建构的政治哲学基础，核心要义是“三纲五常”。在当前社会转型阶段，人们需要审视纲常伦理的神祇本原、家族本位和纲常教义，以便重建社会治理的伦理基础。     

中国企业家的责任伦理及其信念伦理基础

企业家的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存在重大差异,同时,二者又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信念伦理是责任伦理的心理前提和精神归宿,企业家责任伦理的建设以其信念伦理的建设为基础。中国现代企业家责任伦理建设应该以儒家伦理由仁孝出发,推己及人而至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伦理信念为信念伦理基础。     

西方宗教伦理与儒家政治伦理的价值观比较

西方宗教伦理与儒家政治伦理价值观的差异体现在:西方宗教伦理以关心人类个体生命和生命意义为目标,具有人性化的色彩;儒家政治伦理讲求“内圣外王”,突显个体应负有的道德责任和历史使命。儒家政治伦理的价值标准是政治利益,西方宗教伦理的价值标准是宗教信仰。儒家政治伦理讲求意义与自愿,西方宗教伦理讲求理性与自觉。中西传统伦理与现代经济伦理具有良好的契合点和连续性,在批判的基础上,传统伦理可以向经济伦理转化。     

论伦理人类学视域下的儒家伦理及其现代合理性

儒家伦理存在普适性和特殊性的论争所隐藏的意义是儒家伦理具有丰富多彩的样态。以伦理人类学为视角并通过"意义—实践"、"理一—分殊"的文化意义考察表明,儒家伦理之所以成为伦理传统是中国伦理型文化的必然,儒家伦理的合理性的解释力和价值只有在文化形态之中才具有可信性,儒家伦理只有在文化形态中才能展现其现代合理性,才能推动社会发展。     

浅议儒家伦理与市场伦理--兼与章建刚同志商榷

儒家伦理作为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能否纳入当下的伦理体系?笔者不赞成那种把儒家伦理与市场伦理对立起来的观点.诸如"恕道"精神、商业伦理、"中和"哲学等儒家伦理中的某些重要思想非但不与市场伦理相悖,而且恰恰是市场伦理所必需的.中国当代市场伦理的建立离不开儒家伦理这一民族特色,但不能以儒家伦理为其本位和核心.     

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

儒家伦理是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的结合体。前者是儒家伦理具有永恒价值的部分，后者是儒家伦理面临现代挑战的导因。在现代情景中，有条件地发扬道德理想主义使得儒家伦理具有了某种现代价值，而告别伦理中心主义的时代吁求又要求重构儒家的社会政治伦理规则。儒家的现代命运因此需要分析地而不是笼统地看待。     

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伦理的建构——以重建儒家伦理与日常生活的联系为起点

日常生活是人的最基本的活动形式和寓所,日常生活伦理是为维持日常生活的最基本秩序而确立的规范,具有"底线伦理"的性质.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伦理的构建是中国社会转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重建儒家伦理与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的联系,使儒学的人伦精神作为基础的一元,与其他文化共同整合出既有时代性和世界性,更具有民族性的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伦理.     

儒家伦理与中日早期现代化

中国和日本的民间伦理虽然都是以儒家伦理为主 ,但由于两者的社会基础不同 ,而具有各自不同的结构和内涵 ,这就导致上海与长崎民间社会在与西方文明接触时 ,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社会风气和伦理结构的变化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儒教伦理比论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儒教伦理的比较是韦伯世界宗教经济伦理比较的重点和核心 ,它由新教伦理与儒教伦理根本价值取向的比较和具体价值观念的比较两部分构成 ,前者主要通过禁欲主义与神秘主义、伦理先知与楷模先知、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等比较范畴体现出来 ,后者则可概括为根除巫术与容忍巫术 ,人性本恶与人性本善 ,天人对抗与天人合一 ,改造世界与适应世界 ,积极自制与消极自制 ,工作伦理与自然伦理等方面。韦伯的新教伦理与儒家伦理比较观既有相当的理论建树和可取之处 ,也存在着不少错谬乖戾之处 ,需要我们加以理性的批判总结和清理。     

儒家孝道伦理借基督教重生？——乡村基督徒激活与改变儒家伦理的悖论性个案分析

调查发现,儒家伦理尤其是孝道,已在笔者所调查的豫西李村崩解.村民缺乏践行孝道的动力,孝道只是作为需要被激活的伦理之一处于潜伏状态.研究发现,与非基督徒村民的普遍不孝行为相反,李村基督徒相对比较孝顺.充满悖论的事实是：乡村基督教恰恰充当了激活儒家孝道伦理的工具.基督教激活了儒家伦理,但同时也改变了儒家伦理.乡村基督徒激活与改变儒家孝道伦理的悖论性个案为我们探讨伦理重建提供了理论与现实根据.     

论原始儒家的伦理思想对于建构普遍伦理的意义

孔汉思起草的《世界宗教议会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貌似公正 ,其实仍然是一种霸权主义的伦理建构方法。只有从各种文化的内部出发 ,寻找出符合普遍伦理的因素并加以发展 ,使各种文化“和而不同” ,才是公平有效的方法。中国原始儒家的仁学伦理观和“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建构方法 ,以及“内圣外王”的成德原则 ,为建构人与人、人与自然、伦理与科学的相互促生与和谐发展等普遍伦理的基本准则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儒家规范伦理的建构及其合理性探析——以家庭伦理规范为例

儒家规范伦理的核心理念是爱有等差,内外有别,血缘亲情具有优先性,亲疏、贤愚不能等同.孔子梳理了三代以来的家庭伦理规范,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五伦"理论.他们所建构伦理规范体现出以仁为本源,以礼(伦理规范)为表征,据仁以成礼,非设礼以限仁的宗旨.但是,宋明时期的一些儒家思想家背离了这一宗旨,使某些规范伦理失去仁爱的内核.儒家规范伦理建立在人性本体或天理本体的基础之上,具有特异性伦理规范优先于普适性伦理规范、现实性与超越性寓于一体、逻辑起点(道义论)与运行机制(目的论)悖反等特性.     

先秦儒家的富贵道义观与市场经济伦理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儒家是重义轻利的,并把某些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落后归结为儒家重义轻利思想的影响。其实,儒家思想虽有重义轻利的一面,也有肯定现世的功利主义和相信财富作为道德完美的一种普遍手段的价值观念,特别是在先秦儒家那里。本文从分析先秦儒家富贵道义观提出的时代背景和人性基础出发,对先秦儒家的富贵道义观进行初步分析,意在为我国市场经济伦理的确立提供传统资源。     

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

儒家伦理的特点是以群体利益为本位,强调克己奉公;以仁爱厚德为核心,注重人际和谐;以精神境界为灵魂,追求理想人格;以知行合一为宗旨,重视内省与外推.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是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础,是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支柱,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有益借鉴,有助于缓和现代社会重"物"轻"人"的弊病.历史启示,儒家伦理的时代价值在于继承与创新.     

论汉代婚姻礼法的伦理教化功能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推动法律儒家化进程,对儒家伦理进行推广和贯彻便成为封建统治集团法制建设的中心。在这一过程中,以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为核心的婚姻礼法率先承担起传承儒家伦理的重任,从缔结婚姻的形式要件到实质要件都严格贯彻儒家伦理道德,最终为儒家化的封建法律秩序的构建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而对儒家伦理进行宣传和推广、对违反儒家伦理的行为进行惩治的伦理教化功能可以说是汉代婚姻礼法的主要功能追求。     

普遍伦理语境下的家庭伦理

普遍伦理应全球化的要求已成为思考伦理问题的有效背景。家庭伦理因此又获得了一种新的理解 ,也许这种理解就是一条通向真理的道路。在此道路上 ,我们就有可能把握其存在、厘定其范式以及应和其召唤。从而 ,获得家庭伦理规范与人的存在的相互圆融与相互宽宥。     

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

儒家伦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伦理中的美德思想、美德典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动力,儒家倡导的历代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是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因素,儒家代表人物提出的一些伦理思想作为传统伦理道德文化,还能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儒家伦理的当代德育功能

儒家伦理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主体,在经历现代社会的批判后,又面临重生的种 种机遇。本文在反思过去,结合现实的基础上,努力挖掘儒家伦理可资现代利用的道德资源, 使儒家伦理在适应当代社会道德需要的基础发挥其更新的德育功能。     

儒家伦理日常化与内在化的途径

儒家伦理是一个极其发达的理论和实践合一的体系,以往的研究多注重其理论内容,对其可操持执守的实践品格关注不多。而事实上,儒家伦理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虽有其理论的合理性与权威性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应是其与人的日常生活的相关性。通过对儒家伦理日常化与内在化的分析,可以更准确、全面地理解儒家伦理及其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影响。     

儒家伦理的“脉络化的普遍主义”——以“仁”为例作说明

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对儒家来说并不是极端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的,儒家伦理其实是要体现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将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整合起来看待,建构一个它们的综（Synthese）,笔者称之为。脉络化的普遍主义”（kontextualisierter Universalismus）。就文化上而言,儒家伦理真正体现了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综合,这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