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异质性

基于2000—2018年中国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采用DEA Malmquist模型测算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得益于技术进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样本期间实现了小幅增长;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农村人口老龄化会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也会通过劳动力供给效应和科研投入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显著的阻碍作用。此外,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还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农村人口老龄化对中西部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会显著阻碍东部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应该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大力推广现代农业种植技术以及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地区就业和创业等途径推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新型基础设施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机制与异质性研究

基于200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TOPSIS熵权法构建新型基础设施指标体系，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新型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基础设施不仅直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且可以通过传统基础设施和民生基础设施间接驱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传统基础设施的中介效应大于民生基础设施的中介效应；门槛效应显示新型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变化特征，当新型基础设施跨过门槛值后，作用力度显著增强；新型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无论是南方地区还是北方地区，新型基础设施均对其有显著提升作用，且对北方地区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基于以上研究，文章提出应加快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积极推动传统基础设施和民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在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区域差异性等政策建议。     

绿色金融能否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在分析绿色金融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机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2005—2017年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运用SBM(Slack-based Measure)方向性距离函数和GML(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估算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绿色金融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测算出绿色金融的发展水平.然后,采用静态IV-GMM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系统考察绿色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估算结果显示:中国绿色金融整体仍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增长态势,两者都表现出很大省际和区域差异.回归结果表明:绿色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全国、沿海以及内陆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对沿海区域的促进作用更大.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对全国而言,产业结构优化、节能减排和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均显著;对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而言,只有节能减排和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显著.     

信贷错配、非金融企业结构性去杠杆与全要素生产率

选取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相关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分析杠杆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探讨信贷错配在其中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分部门来看,国有企业较民营企业负效应更加显著;分区域来看,中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负效应更加显著。信贷错配使国有企业的杠杆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强于民营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的杠杆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强于东部地区。因此,非金融企业进行结构性去杠杆的首要任务是改变信贷错配的制度基础,进而可以达到提高非金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目的。     

贸易开放对我国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实证

基于2004—2019年我国省际层面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影响贸易开放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贸易开放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处于一定合理区间时，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由负向转为正向促进作用；贸易开放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中西部内陆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均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为发挥贸易开放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应制定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推动各地区生产方式绿色化，促进绿色贸易发展。     

企业性质、研发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企业性质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为基础,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层面数据就企业性质通过研发效率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内资企业性质降低了研发投资效率,从而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其中国有企业的阻碍作用最为明显;外商投资企业性质则有利于发挥研发投资的功能,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来自轻重工业分组的回归结果表明,不同行业中企业性质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轻工业国有和私营企业性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不显著,而重工业企业与总体样本的结果较为一致。     

数字创新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从要素配置效率和人力资本积累视角构建数字创新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将全样本微观层面ICT专利申请授权量数据汇总到省级层面衡量数字创新，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探讨数字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创新能够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并推动技术进步和提升规模效率。在计算机类数字创新、沿海地区、南方地区等情形下，数字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更显著。在2008年之后，数字创新对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对规模效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数字创新将通过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渠道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数字创新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     

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以台湾对祖国大陆农产品加工业投资为例

采用2003-2012年分行业面板数据测算台湾直接投资与大陆农产品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以衡量台湾对大陆农产品加工业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台湾当期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滞后一期投资影响不显著。当期和滞后一期的投资系数均为负值,表明台湾直接投资对大陆农产品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可能存在负面影响。应从引资策略、市场竞争环境、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发挥台湾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以提高大陆农产品加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空间集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以2005-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家具企业为样本,运用ACF-OP法测算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了空间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一,中国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密度图接近正态分布。二,空间集聚不利于促进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验证了威廉姆森假说。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空间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二者的互动效应显著地促进了集聚经济的正外部性及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三,出口对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验证了家具企业"生产率悖论"的存在。同时,研发创新和企业年龄对家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     

新型城镇化、农业产业集聚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影响机理与实证检验

本研究将新型城镇化、农业产业集聚同时纳入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框架,理论阐释及实证检验新型城镇化和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新型城镇化显著抑制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农业产业集聚显著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检验发现：新型城镇化能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效应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通过农业要素配置制约效应和非期望产出增长效应抑制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新型城镇化与农业产业集聚的交互效应或协同作用能有效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数字经济发展与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实证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文章首先对数字经济影响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机理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假设;其次,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超越对数模型假定的SFA法分别测算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并根据2010—2020年经验数据,在克服模型内生性的基础上展开实证研究。研究显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存在异质性。内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是数字经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渠道。最后,文章结合实证结果给出数字经济时代提升长三角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建议。研究将为评估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提供理论支撑和分析视角。     

中国全要素农田水利效率的地区差异和门槛效应研究

农田水利作为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业经济增长及农民增收具有重要影响。基于DEA在全要素生产的框架,构建全面衡量我国农田水利效率的指标——全要素农田水利效率,选取2001—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DEA Malmquist方法测算31个省的全要素农田水利效率,并对不同区域农田水利效率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全要素农田水利效率存在明显地区差异,东北地区效率最高、超过农业大省聚集的华东和华中地区;全要素农田水利效率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不完全匹配现象,主要与农田水利效率及影响因素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有关。基于农田水利效率省际差异,采用门槛回归模型检验影响全要素农田水利效率的门槛特征,研究结果显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田水利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收敛门槛效应、机械动力投入对农田水利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明显的加速门槛效应。     

制造业服务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

基于中国上市制造企业数据，探讨了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在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的提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密切相关；中介效应分析表明，该影响可以通过提高盈利能力和创新能力来解释；异质性检验表明，国有企业在这个过程中的影响不显著，而民营和外资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在区域差异上，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服务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大于东部地区。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缩小城乡多维差距吗?——基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中介效应的视角

实现城乡全面缩差是破除乡村振兴发展阻碍、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文章采用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在测算各省城乡多维差距水平基础上,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多维差距的作用,并考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各维度均具有显著缩减作用,作用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公共服务差距、基础设施差距、居民生活差距、产业经济差距;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子维度对城乡多维差距的收敛效应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数字普惠金融和城乡多维差距关系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和非线性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缩减城乡多维差距。基于分析结果,围绕如何通过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多维差距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产业集聚驱动粮食高质量发展机制

从产业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双重视角,探讨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及其与 粮食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关联,使用 ＧＭＬ指数、动态面板和中介效应模型对其作用效果与机制进行 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产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非线性的“倒 Ｕ”型关系,内部规模经济、资源 共享和技术溢出是产业集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渠道,规模报酬递减、资源共享不足与技术锁 定会显著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从现实来看,产业集聚度不断提高促使中国粮食发展质量得到 持续改善,但目前集聚水平远未达到“倒 Ｕ”曲线拐点,利用集聚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尚有较大空间。 因此,通过适度规模经营、资源共享和技术溢出等中介机制充分释放集聚规模效应,实现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持续稳步提升,是推动粮食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立足点。     

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重庆制造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对2000-2011年重庆市27个制造业的全要素产率进行测算,并实证检验重庆市制造业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以及研发投入、外资直接投资和产业性质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1年间,重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16.7％;重庆制造产业集聚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发投入正向调节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外商直接投资负向调节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无显著的影响.     

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能够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吗?——基于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微观企业视角,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从资源利用、资源配置和技术创新3个方面,探究具体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在研究期内,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整体上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约14%;对企业主体而言,规模越小、所属行业土地依赖程度越高,则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越明显;分区域来看,东北及西部地区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显著高于东部地区。进一步从中介效应看,该改革可以通过资源配置和技术创新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资源利用机制并未发挥显著作用。综上,继续深化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并着力优化土地资源在企业间的配置,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有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中国省际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对旅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2004—2018年中国30个省份(西藏及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测度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并进一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和系统广义矩估计等方法实证分析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对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数的影响。研究发现:旅游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出波动增长的趋势,技术进步是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对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影响,其中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影响,而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对旅游全要素生产率的U型非线性影响则不显著;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对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影响,对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则具有显著的U型非线性影响,对纯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据此提出,应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以发挥规模效应,立足区位优势以强化辐射效应,完善区域产业链以推进产业融合等,以期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准自然实验

以中国2004—2018年26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非期望产出Super-SBM模型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全国层面,建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U"型趋势,即开发区在建立初期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开发区建立一段时间后,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且成立之初的抑制作用主要源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在区域差异上,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对东北地区、中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     

财政教育投入、产业结构升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财政教育投入是我国教育投入的主要力量,对于普及义务教育和形成人力资本发挥着重要作用。人力资本是提高劳动力质量和实现技术进步的主要基础,研究财政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效率的作用机制和区域差异具有很好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探究产业结构升级在财政教育投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从全国数据看,财政教育投入可以直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弱化了财政教育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增强了财政教育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其他控制变量中,GDP增长率和城镇化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对外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金融深化和科技投入占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较大区域差异。据此提出相应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