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形象的映照——《镜花缘》中的"他者"形象透视

比较文学形象学意义上的形象指的是文学中所塑造的异国异族形象。这种异国异族形象是通过他本人所属社会或群体的想象描绘出来的。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视角对《镜花缘》中乌托邦类型的异国形象加以剖析,认为作者对海外诸国的认识只是当时社会集体想象的产物,在本质上是当时中国自我形象的映照。     

虚幻·诱惑·拯救——论詹姆斯·希尔顿笔下的中国形象

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构筑了以异国地域为背景的乌托邦世界,作家并非要表达对中国文化的崇敬与欣羡,而是仅仅将异国文化作为参照物,幻想通过香格里拉这个乌托邦世界来拯救西方现实世界。运用比较文学形象理论分析希尔顿笔下的中国形象,不但可以利用"他者"来反观自己,而且对增进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也有积极意义。     

哥尔斯密笔下的中国形象

英国作家哥尔斯密的《世界公民》借中国人的眼光来观察英国社会,对英国的政治、法律、宗教等进行了有益而有趣的评论,用中国的和平谴责欧洲历史上绵延不断的战争;通过中英法律的对比,批评了英国法律的不公;借来自异国的孔子之徒李安济之口,揭示出英国宗教的虚伪。哥尔斯密塑造的中国形象具有乌托邦色彩,旨在从中国形象中汲取一种变革现状、颠覆现实的力量。     

镜与影：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形象及其变迁

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自身的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西方看到的不仅是充满异国风味的梦境,而且也看到自己的影像。因而形象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乌托邦形象,是作为一种异己力量质疑现存秩序,期望对自身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进行调整;意识形态形象,是按照本国价值观塑造的,通过主观整合异国的现实来符合本国群体的认知,以维护和整合本国社会秩序为目的的象征模式。本文反观西方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认识变迁,解析这两种功能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不同表现。     

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论中西交往中中国作为他者的形象建构

在异国形象建构中往往存在两种不同的倾向,即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以形象研究的基本方法论为基础,通过对异国形象构建过程中常见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倾向进行本质的分析和研究,可以发现意识形态式的形象和乌托邦式的形象本身就只是一种社会想像,是一种关于他者的文化表述。其只是反映了形象建构者的文化心理,而这种文化心理归根到底还是形成于利己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在中西交往过程中,西方人塑造了大量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通过对西方构建的中国形象以及构建过程背后的心态进行剖析,我们也可以发现和论证这两种倾向的文化利己主义特点。     

观看与想像——关于形象学和异国形象

异国形象是形象学研究的基本对象。这种形象并非异国现实的复呈 ,而是形象塑造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欲求创造出来的。形象应有社会基础的支撑 ,可在深层意义上 ,却与形塑者观看异国的方式 (如时间、距离、频次、视角、成见等 )直接相关。形塑者对异国所持的狂热、憎恶或亲善等态度 ,体现在双方关系之中 ,并决定着异国形象的塑造形式 ,被塑造的形象也因而具有置换或偏离现实、具象泛化等多种功能。至于形象学本身 ,则是一门极具扩张潜力的学科     

胡风抗战诗歌中的日本形象——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的实践与运用

比较文学形象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强调一国文学中异国形象的展现与创造异国形象的作家主体相结合,在他者与自我的张力中去审视两国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彰显出独特的魅力。胡风在1931—1945年这段抗战时期的诗歌中,展现并刻画了大量的日本形象,这些异国形象特征以及与胡风的关系正是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的研究范畴。主要包括三方面:日军和日本士兵的形象;日本政府和日本平民的形象;日本自然和人文景观。此外,诗人将自己或愤怒、或同情、或憎恨、或悲伤的情感寓于他者形象之中,使之栩栩如生并富有感染力,从而构成了一个多重复合的日本形象。     

异国形象与他者——从比较文学形象学和后殖民主义角度解析《情人》

结合比较文学形象学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以两者交叉重合的视角分析《情人》中的异国形象。文中详细列举了小说中对于中国情人、殖民地和被殖民者等异国形象的描写,将异国形象与"他者"架构起来,通过结合上述理论分析"我"——文中的唯一叙述者是如何被解构为殖民者形象的以及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视野下这部作品中的异国形象,关注这种形象被塑造的方式,透过这些表面的形象和创作方式,挖掘和探寻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和社会背景,以及"他者"被排斥、被扭曲和被憎恶的缘由。     

晚清去“夷”化后的英国形象——比较郭嵩焘与薛福成出使日记中的英国

在晚清中国人眼里,英国不再是夷模鬼样的异国形象,相反成了"乌托邦"理想国。文章通过比较早期驻英使臣郭嵩焘和薛福成在其出使日记中对英国形象的塑造及其对英国和本国关系的摆放,论述了晚清去"夷"化后的英国形象。郭嵩焘笔下的英国成了一个处处胜过本国的典型的"乌托邦"异国形象,而薛福成则把其亲见的英国塑造成一个能够与历史上的中国媲美的"乌托邦"形象,以此方式尽可能地保存和维护了关于本国的神话。     

试论《孽海花》中的异国英雄形象

《孽海花》塑造了俄罗斯虚无党人和日本武士等一群异国英雄形象,并揭示了他们“义”、“忠”、“勇”等性格特征。小说作者通过塑造这些典型的乌托邦式异国形象,表达了渴求学习异域先进思想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迫切愿望。     

学贯中西的博雅名家——纪念杨周翰教授90冥诞

杨周翰教授是我国杰出的英国文学研究专家和比较文学专家,特别以17世纪英国文学和莎士比亚研究著名于世。他之所以在外国文学研究方面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首先得益于他对于外国文学研究的独特认识与要求,即研究外国文学的中国人,尤其要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他本人研究英国文学的著作无不透露出他内心深藏的中国文化底蕴。他是新时期最早介绍和提倡比较文学学科的学者之一,曾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从事实际的比较文学研究,并对这个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它们无论是对于比较文学界,还是对于外国及中国文学研究界、文学理论研究界,直到今天都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完美的边界:乌托邦政治内涵分析

乌托邦描绘了一个理想蓝图,这是对未来完美世俗社会的设计,意味着对现存政治秩序的否定、超越和挑战.乌托邦的理论基础是人性善、人有理性、诸善共容、普遍主义的整体价值观.乌托邦对人类政治生活的意义,在于其对未来美好可能性的探索以及对现存社会政治状况的批判,但乌托邦因其科学理论基础的缺失而成为一种想象而非现实的存在.因此,它是不能被现实化的,它必须恪守自己的边界,与政治现实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     

晚清政治小说的时空想象

晚清政治小说以全新的时空想象,设计国家未来发展模式,这种想象在时间上着眼未来,空间上着眼世界。中国文学开始关注社会现实和走向世界。传统农耕社会的理想是陶渊明描绘的世外桃源,晚清政治小说国家想象超越这种小农的社会乌托邦。政治小说的直接功利性超过了它的艺术性,政治小说本身代表上层知识分子的集体愿望,没有贴近普通民众的想法,因此没有实现新民启蒙的最初目的。     

从接受美学的维度看影视剧中曹操形象的塑造

中国史传文学发达,历史人物常常成为文学、戏曲等艺术描绘的对象。由于受不同时代的历史氛围、审美思想、道德评判、个性创作等因素的影响,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很难做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统一,往往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这给当代影视改编带来很大困惑。尤其像曹操这样的历史人物,其历史形象和艺术形象呈现不同向度的矛盾,历来存在争议,在影视创作时,影视作者对其影视形象的定位就非常困难。《三国》题材的影视作品多达百部,大多直接或间接描写曹操这一人物,其影视形象也呈现出丰富、复杂、矛盾的面貌。从接受美学的维度看,曹操影视形象的塑造,正是影视编剧、导演、演员对其历史形象和艺术形象的接受。     

乌托邦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研究述评

乌托邦的丰富内涵和多重指向引起了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但它的本质精神是超越性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发掘马克思主义的超越批判精神,并针对现实,提出了社会主义要从科学转向乌托邦的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必须形成超越批判的乌托邦维度,以坚持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统一,实现传统理想向现代的转化,把以人为本贯穿于社会主义实践中。     

从《功夫熊猫》看中国形象的构建

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有关理论解析影片<功夫熊猫>,影片中展示了诸多中国元素,构建的中国形象折射出创作者的心理动机、社会需求和社会文化心理,这种创作诉求为当代中国文化界提供了启迪.     

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理想

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理想，不仅源远流长，而且丰富多彩，其共同特点，一是站在社会现实的对立面，从与社会现状相反的方向去构想，表现出鲜明的对社会现实不满的情绪。其二，这些理想中的社会，不是从国家的政治法律、行政组织等方面去设想，而是与之相反，是没有王治的“无为”世界，那里没有战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追求一种自然无为、和平安逸、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其三，这些理想的设计，皆重在道德的建树，而且是以鲜明的复古思想为指导，提倡远古的道德文明，追求返朴归真的原始状态。     

寻找通向彼岸之桥——试析《边城》与《格列弗游记》的乌托邦主题

“乌托邦”作为人们一直渴望和寻找的梦想,在中外众多的文学作品里多有反映。沈从文的《边城》和斯威夫特的《格列弗游记》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其乌托邦主题有很大不同。二者一个重构过去,一个虚拟未来,以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一个相同的主题:美好的乌托邦是以放弃精神、灵魂、自由为代价的,而人又不可能做出真正的选择。因此,人类永远找不到通向彼岸的桥梁。     

比较诗学的名与实

比较诗学是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最大热点,但普遍存在对安田朴的比较诗学概念的“误解”。从学科建设的实际看,比较诗学之实在前,名在后,所谓1963年安田朴预言产生比较诗学,是一个现代学术童话。因此,要搞好比较诗学研究,必须破除西方中心主义;“左手必须知道右手在做什么”;必须从“知其二”迈向“察其三”,坚持“第三者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