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中的环境审计模式构建研究

随着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活动的有效实施,在湘江流域水污染治理过程中开展环境审计已刻不容缓。为此,我们通过分析湘江流域水污染的特点,探讨了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中的环境审计基本理论,并且从如何确定审计对象、主要污染物、审计内容和环境审计评价标准等方面构建了适合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的环境审计模式,从而可以完善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系统,优化我国水污染治理中的环境审计理论。     

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中公众参与机制创新探讨

公众参与是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不可或缺的途径之一。它不仅有助于增强公众的生态环境意识、保障公众的生态权,更有助于促进治理的民主化,从而促使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实效的提升。分析公众参与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从参与主体、参与内容、参与方式、参与效果等层面构建了创新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机制的基本框架,最后从民主协商、信息沟通、公众参与渠道、自愿性激励措施、非政府组织培育等方面提出了创新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机制的对策着力点。     

提升流域污染治理能力的资源环境体制机制创新——以湘江为例

以湘江流域为例,将流域利益主体划分为区域之间和流域与区域之间两个层次,通过对这两个层次利益主体行为选择的博弈分析,考察流域污染治理的内在体制要求.分析显示,流域管理的干预是实现区域共同治理流域污染的途径,创新流域污染治理的体制机制,是从根源打破治理不力僵局、发挥长效治理作用的关键.创新湘江流域行政管理体制、探索湘江生态补偿机制等是体制机制创新的政策着力点.     

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及路径研究

推进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打造湖南"三高四新"新发展格局和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分析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发展现状,发现在现阶段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存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目标差异、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参与度较低以及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影响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有序运转.为破解上述难题,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通过论证各参与主体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责任关系以及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分别从政绩考核制度、生态补偿机制、社会主体参与渠道以及多元主体的合作方式等四个方面设计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的优化路径,为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有效实施提供保障.     

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的政策博弈及启示

环境政策的形成和执行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中国的环境治理已进入以利益为核心的政策博弈阶段。通过对流域水污染治理政策博弈的动因分析,我们发现政府间利益冲突的显性化,流域功能区划的不完善,流域资源的准公共产品性质以及环境法治有效性的不足等原因造成了在流域治理中的政策博弈。根据政策博弈模型要构建在流域治理中的合作行为,需要进一步完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管,减少信息不对称,推动公众环境参与和提高环境法治执行力。     

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概说

以最新考古材料和研究成果为依据,对湘江流域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结构体系、发展过程和特征、演变模式及其原因等进行了概括和分析,是湘江流域商周时期地方史框架创构的一种尝试。     

湘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沿江畜禽养殖禁养区建设

健康的湘江流域是长株潭两型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单元,进行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与治理是湘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湘江流域株洲段畜禽养殖禁养区建设是目前湖南省完成国家水污染防治重点流域和区域任务的关键性举措,对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环境保护、人类健康、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从株洲畜禽养殖禁养区建设状况看,湘江流域畜禽禁养区建设是一种源头减排与源头治理。经验表明,要全面完成畜禽养殖污染减排任务,巩固成果,必须以源头控制、分类管理、综合利用、激励引导为原则,以激励扶持、法律责任等为手段,转变政府职能,释放禁养区产业发展活力,促进废弃物综合利用,推动畜禽养殖产业转型升级。     

湘江流域衡阳段水污染防治现状及对策分析

湘江衡阳段水污染的防治对整个湘江流域的治理极为重要。湘江流域衡阳段水污染来源主要有工业污染、生活污染、农业面源污染、季节性污染和水上餐饮污染等,尽管相关部门采取了一些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是存在水污染防治监管不到位、水污染防治形势不容乐观、水污染防治力量有待加强等问题。基于此,文章从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调整产业结构、强化监管职能、加大整治力度、加强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湘江流域衡阳段水污染防治对策。     

流域治理理论视角的国际河流合作开发研究: 研究进展与评述

国际河流的合作开发越来越受到关注,但国际河流水资源的跨界特征和共享特征使得国际河流的合作开发必须始终面对利益的多元化和治理的整体性之间的矛盾。流域治理理论因关注跨界问题而经常被运用于国际河流水资源合作问题的研究,两个领域的交叉研究可以从3个方面梳理并分析其中的研究进展,即:流域治理理论在国际河流合作开发中的适用性、流域治理理论视角的国际河流合作治理主体分析、流域治理理论视角的国际河流合作政策与机制研究。这3个方面的分析与评述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流域治理理论与国际河流合作开发的研究交叉特征及发展方向。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文本研究——基于政策工具、政策目标、政策主体的三维分析框架

政策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研究现有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对于推进新时代职工养老保险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在构建政策工具-政策目标-政策主体三维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运用内容分析法，对1997年统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来的职工养老保险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存在政策工具结构失衡、政策目标组合前瞻性不够、法律性依据相对较少等问题，为此提出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可采用均衡配置政策工具、优化政策目标组合、加强养老保险立法建设等对策建议。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我国众创政策量化分析

政策工具既是众创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和基本保证，也是众创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基于政策工具视域，对选取的32份我国众创经济政策进行定量分析，开展政策样本选择、分析单元定义、众创频度统计和分析框架制定，并从众创政策工具和众创经济模式两个维度实证剖析我国众创政策现状问题。研究发现，众创政策主要以通知和意见为主，政策力度及系统性欠缺，众创法律相对分散层级不高；环境型和供给型政策工具失衡，策略措施和目标规划这两类政策存在明显真空地带，需求型政策工具缺位；相比众扶和众筹政策工具使用优势，众包模式稍显劣势。据此提出保证政策系统联动，完善众创法律体系，推广四类众创经济模式等路径建议，以期为完善我国众创政策提供科学借鉴。     

产业集聚对流域水污染的影响分析:以海河流域为例

地表河流的流域性水污染问题与区域性产业不合理布局密切相关。以海河流域为例,建立包含空间效应的面板回归模型,分析污染产业集聚对流域水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污染产业的集聚总体上不利于水环境改善;针对水污染的治理虽然可以遏制水环境的恶化,但其效果仅限于污染产业集聚程度较低的地区。此外,上游地区的污染产业集聚抵消了下游的环境治理成效。因此,应当严控集聚带来的增排,加强对流域上游地区的产业规划和环境治理。     

流域中污染企业治理与退出的博弈分析

近年湖南省综合整治湘江流域水污染取得重大成就,但流域污染企业治理与退出计划执行并不顺利,流域中还不断出现重大企业污染环境事件.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角度,构建了当地政府与污染企业、第三方与污染企业、当地政府和污染企业与上级政府之间的博弈支付矩阵,对各种均衡进行了分析.地方政府在两难处境中往往选择对污染企业妥协,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不完善直接导致第三方难以参与环境监管,补偿机制缺失导致污染企业治理与退出不到位,各级政府严格监管是破解当地政府和污染企业合谋的关键     

基于“价值链-政策工具”框架的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分析

随着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矛盾的凸显,如何通过政策优化来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通过建构“价值链-政策工具”二维分析框架,选择近10年中央层面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文本,运用内容分析法,试图揭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工具的运行规律及其偏好,并提出政策路径优化建议。研究表明：在政策工具使用上,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存在内部比例不均衡或不足情形,偏向于环境型政策工具,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比重较低;在价值链维度上,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偏重于政府负责,市场配置、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等多元主体协作治理格局尚未形成。为此,应提升政策工具使用的均衡性,完善政策监督评价机制,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市场、公众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格局。     

流域中污染企业治理与退出的博弈分析

近年湖南省综合整治湘江流域水污染取得重大成就,但流域污染企业治理与退出计划执行并不顺利,流域中还不断出现重大企业污染环境事件.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角度,构建了当地政府与污染企业、第三方与污染企业、当地政府和污染企业与上级政府之间的博弈支付矩阵,对各种均衡进行了分析.地方政府在两难处境中往往选择对污染企业妥协,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不完善直接导致第三方难以参与环境监管,补偿机制缺失导致污染企业治理与退出不到位,各级政府严格监管是破解当地政府和污染企业合谋的关键.     

太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框架设计研究——基于流域生态补偿理论及国内外经验

流域生态补偿作为一种创新的环境保护制度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许多国家已展开对流域生态补偿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本文根据生态补偿的付费主体,将国内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划分为政府付费型和使用者(受益者)付费型,发现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选择受到生态服务的类型与性质和交易费用等因素的影响。在总结流域生态补偿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太湖流域现有生态补偿机制及存在问题,尝试设计多地区—多主体—多层次的太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框架,为太湖治理提供政策参考,进而推广到其他流域。     

基于生态文明的流域治理机制研究

我国流域治理机制与模式存在着治理功能“碎片化”、治理主体“单边化”、治理制度“单一化”以及治理没有考虑环境友好等问题,针对这些现状,提出了我国流域治理机制与模式创新取向,构建了基于生态文明的流域治理机制的内涵与框架,为基于生态文明流域治理模式与路径的改革创新奠定了基础。     

政策工具视角的中国装配式建筑政策文本量化研究

为了更科学地进行政策分析和研究,评测已有装配式建筑政策体系完善与否,从政策工具的视角,将基本政策工具、装配式建筑驱动主体和产业价值链组合成一个三维研究框架.利用该框架,运用内容分析法对中国现有13份中央政府级装配式建筑政策文本中采用的政策工具进行计量和分析.得出环境型和供给型政策工具过溢,针对企业和科研机构的政策工具缺失,装配式建筑产业价值链维度的政策工具滞后于其价值实现环节等结论,并为完善装配式建筑政策体系提出建议.     

政策工具视角下省级政府绿色治理政策文本量化研究——基于2012—2022年省级政府环保政策文本

政府绿色治理政策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抓手。基于治理层次政策工具分析框架,以我国31个省级政府出台的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政策文本为分析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借助Nvivo11plus质性分析软件,量化分析省级政府绿色治理政策工具选择和组合情况。研究发现,省级政府政策工具运用呈现如下倾向：战略层面“强独立行为限制与引导,弱多元共治体系构建”,战术层面“行政性方式为主,工具组合比例失调”,操作层面“高强制性,低自治(参与)性”。据此提出优化省级政府绿色治理政策工具体系的对策建议：战略层面推动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现代绿色治理网络体系,战术层面的工具选择与组合应符合“聪明治理”要求,操作层面增加非强制型政策工具的运用。     

政策工具选择的渐进主义分析

渐进主义是政策过程中重要的分析工具与方法,它是建立在对理性主义方法的批判与吸收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强调政策过程的改进只是一种渐进的改进,而不是突变的发展。随着公共政策学的发展,政策工具的研究成为一个新兴的独立分支,选择恰当的政策工具成为政策目标能否实现,政策成效是否成功的关键要素。运用渐进主义来分析政策工具选择问题则是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需求的,在通过对渐进主义分析框架梳理的基础上,对政策工具选择问题进行探析。运用渐进主义分析能厘清政策工具选择的实际状态,以期对于现实中的政策工具选择问题寻求一种解释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