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能否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基于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2—2020年沪深A股国有企业作为样本,实证分析数字金融与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数字金融可以通过减少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来抑制其过度投资。此外,市场竞争和高管背景特征在数字金融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市场竞争能够强化数字金融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高管任期越久更有利于数字金融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但高管年龄、性别对于数字金融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无显著关系。进一步,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现象的改善效果更加明显。相比央企,数字金融对地方国企过度投资的影响更加显著,相比特定功能性国企,数字金融对一般竞争性国企过度投资的影响更加显著。     

国有企业高管权力与股价同步性

伴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的高管逐步获得了包括生产经营投资融资和人事方面的自主权,企业高管的权力不断增大。但是高管权力的增大也带来了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立足国有企业,从企业内部高管权力视角研究高管权力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考察政府干预和产品市场竞争等对高管权力与股价同步性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1)高管权力大小与股价同步性显著正相关;(2)处于政府干预多的地区的国有企业,高管权力对股价同步性有显著正向影响,反之,高管权力与股价同步性无显著关系;(3)处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低的行业的国有企业,高管权力与股价同步性显著正相关,但当产品市场竞争加剧时,高管权力对股价同步性无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还显示,较之于中央政府控股的国有企业,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的高管权力与股价同步性关系更为显著。     

高管股权激励对公司债定价的影响研究

公司债券定价一直是影响公司债券市场发展的核心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实施高管股权激励,股东、高管和债券人之间的关系和利益冲突变得更加复杂。以2007—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在沪深证券交易所发行的公司债作为样本,进行高管股权激励对公司债发行定价的影响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水平与其发行的公司债信用利差显著正相关;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以及大股东控制权的增加显著提高高管股权激励水平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正向影响;面对较高的债务融资成本,上市公司会通过调整高管股权激励水平以避免债务融资条件恶化。     

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2003-201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预期投资模型,深入研究了产品市场竞争这一外部治理机制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存在严重的过度投资问题,企业的过度投资程度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显著负相关,即保持市场竞争态势有助于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     

高管股权激励的效果与影响因素:争议及未来研究重点

证监会2016年发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为我国企业实施高管股权激励制度扫清了法律障碍,但对高管授予股权的激励效果如何在学术界仍然存在很多争议。鉴于此,笔者在详细梳理高管股权激励相关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对学者们关于高管股权激励如何影响企业绩效、融资成本、投资方向等企业经营状况,以及如何影响高管离职率、财务舞弊行为及抵制企业被接管等高管特殊行为的争议观点进行深入对比,并探寻国内研究下一步的拓展方向：探究股权激励对高管动机更深层影响,尽可能解决股权激励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理清并比较不同股权激励模式的实施效果,以及探讨高管股权激励对国家宏观经济的更广泛影响。     

冗员约束影响了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吗？

以2003-2014年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冗员的重要经济后果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冗员不仅会加大国有企业的自由现金约束及国企高管的道德风险,还具有显著的投资约束作用.进一步研究得出,适度冗员和过度冗员具有不同的经济后果和治理后果,适度冗员会增强对国企高管的负激励,提升高管的投资动力,而随着冗员的持续增加,自由现金流约束作用和道德风险强化效应则会降低企业的投资规模.同时,冗员与投资效率的关系也进一步佐证了适度冗员的治理作用,适度冗员会降低国企的过度投资水平,而存在过度冗员现象的企业其过度投资也更严重.另外,冗员与投资规模之间的关系仅在公益类国企显著,在商业类国企中并不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冗员对企业投资的约束作用也仅存在于地方国企,而在中央国企则缺乏此约束作用的证据.外部环境变量,如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企业所在地的GDP增长率和企业所在地的财政赤字率,对冗员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没有影响.     

高管过度自信与过度投资:外部治理环境的调节作用

采用中国 A 股上市公司 2014—2018 年样本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研究政府干预、金融发展和 法律保护三个维度的外部治理环境在高管过度自信与过度投资之间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 预程度在高管过度自信与过度投资之间呈正相关的调节关系,政府干预程度越高,高管过度自信导致过 度投资的可能性就愈高;金融发展水平和法律保护水平在高管过度自信与过度投资之间呈负相关的调节 关系,金融发展水平和法律保护水平越高,高管过度自信导致企业过度投资的可能性就越小。 最后从政 府干预、金融发展和法律保护三个维度的外部治理环境视角提出约束上市公司高管过度自信和抑制非理 性过度投资行为的政策建议。     

治理环境、财务杠杆与企业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上市公司2001-2004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财务杠杆相对于治理环境的内生性以及治理环境对财务杠杆与企业投资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治理环境的确是影响企业财务杠杆的因素之一,企业所在地的治理环境越好,其杠杆水平越低;财务杠杆对企业过度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该抑制作用随着企业所在地治理环境的改善而增强;高管持股对过度投资具有治理效应,且该治理效应随着国有股比例的上升而增强。     

大股东控制、高管薪酬和公司绩效的实证分析--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2009—2011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大股东的视角来实证研究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并探究大股东控制在高管薪酬激励效果中的协同效应和壕堑效应。研究发现：内部高管比例越大,高管薪酬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越小;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大,高管薪酬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越大。大股东控制与高管薪酬激励效果的关系密切,这说明在高管薪酬激励效果中大股东控制确实具有协同效应和壕堑效应。     

商业银行高管薪酬改革问题研究

高管薪酬激励约束机制是现代企业公司治理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对高管的有效激励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选取我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2008年至2013年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商业银行高管薪酬与银行风险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银行高管薪酬与衡量银行风险的不良贷款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我国银行业对高管可能存在过度激励的现象.推行高管薪酬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高管考核指标体系,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强风险管理,对商业银行的持续稳定发展至关重要.     

银行长期贷款促进了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吗

企业性质、政府干预程度以及外部市场竞争度存在差异的情形下,银行长期贷款对企业投资效率有不小影响。研究发现：银行长期贷款的存在弱化了负债对企业投资的刚性约束效应,且在国有企业中,这种弱化效应更加明显,从而使得国有企业拥有更高的投资水平;银行长期贷款的存在弱化了负债融资对过度投资的刚性约束效应,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效率;在政府干预程度强的地区,银行长期贷款不能形成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有效约束,使得企业更容易出现非效率投资;产品市场竞争的加剧,增强了银行长期贷款对过度投资的刚性约束作用,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     

国有控股、市场竞争与股权激励效应————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实证研究

结合代理理论和制度理论,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国有控股和市场竞争这两种基本制度环境对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相关关系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发现：股权激励整体上存在激励效应,能显著提高企业绩效;国有控股削弱了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股权激励对国有企业的激励效应并不显著;产品市场竞争强化了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的正向关系,竞争程度越高,股权激励效果越好;市场竞争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有企业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在竞争程度高的国企样本中,股权激励显现出了显著的激励效应。研究结论表明,制度环境是股权激励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深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完善产品市场竞争是提高股权激励效果的关键。     

中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交易技术的演化:基于激励相容视阈的研究

持续的升级改造明显改善了中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基础设施水平,但与此同时,电子结算体系等诸多技术水平较高的交易系统闲置现象比较普遍。从激励相容的视角,通过政府部门与农产品批发市场主办方、农产品批发商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分析,研究各主体之间利益冲突对中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交易技术演化的影响,发现税法与税收政策未能充分考虑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公益性,阻碍了交易技术进步,是中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现代交易技术"能力"与现代交易技术采用"动力"之间严重不匹配的根源。提出了通过全面实施大幅税收减免措施促进中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交易技术进步的政策建议。     

需求不确定性、股权激励与企业成本弹性

当前,我国内外部环境日益复杂,企业经营发展面临困境。在此宏观背景下,深入探讨需求不确定性与企业微观行为之间的关系十分必要。基于2010—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需求不确定性对我国企业成本弹性的影响,并分析了股权激励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需求不确定性与企业成本弹性正相关,尤其是在企业需求下降之时;(2)股权激励缓解了需求不确定性所引起的成本弹性的上升趋势,尤其是在企业需求上升之时;(3)股权激励的调节作用在产品市场竞争度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4)进一步地,股权激励的调节作用具有“壕沟效应”,过度激励可能适得其反。上述结果表明,在需求不确定性增大的环境下,企业可以适度、合理地利用股权激励手段优化“成本管理”的预期效果。     

金融市场发展与中国银行业竞争度——基于Panzar-Rosse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从竞争效应和融合效应两个方面系统分析金融市场发展对我国银行业竞争度的影响机制,并采用Panzar-Rosse模型度量1998～2008年我国银行业的竞争度,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金融市场发展对我国银行业竞争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银行业市场基本处于垄断竞争格局,现阶段金融市场发展的竞争效应对银行业竞争的影响更显著,股票市场资产规模的扩大和流动性的增强都会对我国银行业的竞争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     

激励目标异质性与高管薪酬契约——来自国有企业分类的经验证据

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其高管薪酬契约也广受关注。以2007—2019年我国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国有企业分为公益类和商业类,研究了不同类别国有企业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差异及实现路径。研究发现:(1)公益类国有企业比商业类国有企业薪酬业绩敏感性更低；(2)公益类国有企业因为承担超额雇员、过度投资而降低了薪酬业绩敏感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公益类国有企业比商业类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的冗员和过度投资,从而降低了薪酬业绩敏感性；企业规模越大,公益类国有企业和商业类国有企业冗员负担、过度投资和薪酬业绩敏感性差异越显著。因此,考核国有企业高管时可以将政策性指标纳入考核范围,且合理设置财务业绩指标和政策指标的结构和比例,从而使薪酬契约发挥最优的激励效果。     

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过度投资的机理和危害

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增长指标竞争导致对公用基础设施过度的投资需求。建筑企业、原材料供应商和劳动力的竞争使得投资方有获得超额利润的可能。过度投资可能引发市县政府的财政危机,同时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并提供了产生腐败的空间与土壤。     

耐用品与其消耗品的跨时期市场竞争策略

根据耐用品与其消耗品市场跨时期不一致的特性,分别运用两阶段Stackelberg博弈模型和消费者细分模型对耐用品市场和消耗品市场竞争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跨时期不一致对市场竞争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在耐用品市场,厂商可以运用不兼容策略锁定消费者,造成强者恒强的格局;否则,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在消耗品市场两期生产中,仅有新消耗品的情况与新消耗品和再制造消耗品共存的情况下,市场竞争的结果不同。在耐用品与其消耗品跨时期市场竞争中,两种模型相结合可以较好地探讨产品市场竞争的格局,是一种研究跨时期产品市场竞争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