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南宋院体花鸟画艺术特色

中国花鸟画有着悠久的历史,宋代是中国花鸟画的成熟和鼎盛时期。北宋前期的花鸟画主要继承传统五代画风,画法多宗"徐黄"二体,而黄体"钩勒填彩,旨趣秾艳"的富贵意绪更为后世所尚。从宋初静谧安宁、细腻秾丽的"黄家富贵"之风到崔白的清雅韶秀,体现了宋代文化特点的独有风貌;从穷工极妍、典雅秾丽的北宋画院到南宋精工严谨的新颖体貌,无不诠释了宋代院体花鸟画的演变历程。南宋院体画承续北宋院体绘画的路径,南宋院体花鸟画得到很好的发展,主导了艺术生活繁荣丰富的社会场景和雅致秀润的时代风尚。     

"结友为文会"--论诗社在北宋的兴起与发展

诗社在北宋开始发展,它是文人群体的一种新型集会形态。诗社因宋代的文教政策和科举制度以及社会分工发展的背景而形成规模。北宋诗社有两种情况,但未截然区分。从文人集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北宋诗社的发展体现了文人集会活动内容日益向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集中的趋势;并显示出北宋文人集会重心日益下移、文学发展的主导力量从中央分散到地方的趋向。     

宋代诗词中的牡丹情结及其文化解读

牡丹是花中之王,是繁荣、富贵、吉祥的象征。它深受百姓的喜爱,成为我国古代诗人词家重要的咏物题材。宋代作家对花香色艳的牡丹的赏玩品味以及栽植牡丹,说明了文人具有浓厚的牡丹文化情结。宋代歌咏牡丹的诗篇包含了一些文化蕴涵：崇尚富贵祥瑞,热衷美艳昌盛;寄托伤感情思,表达内心情志;追忆故国往事,抒发兴亡之叹以及蕴含佛理禅趣。     

试论宋代诗歌的“学术同化”现象

后世对宋诗的评价往往毁誉参半。相比辉煌的唐诗,它常给人以＂味同嚼蜡＂或＂殆同书钞＂的印象。宋诗之所以给人这种印象与宋代的＂文人多,诗人少＂的文化现象密不可分。本文试图通过探讨这种文化现象,进而分析其潜在的深层文化内因,说明它是整个宋代文学被学术同化的必然结果。     

论李贺诗歌中的“富贵气”

李贺诗歌具有很浓的“富贵气”，他长于描写贵族的用香生活、宴饮生活、情爱生活和贵族妇女的生活场景。从温庭筠的词反观李贺诗歌．发现他们在具有“富贵气”这一点上是相通的。李贺诗歌的富贵气带给人一种瑰丽博艳的视觉冲击，却也有雕琢过甚的瑕疵。他笔下的富贵是一种金玉锦绣式的故作富贵，而非风神兼各的真富贵。     

北宋释子与陶渊明

在北宋陶渊明的接受史上,诗僧释子从外在的语言形式到内在的精神实质,以其社会整体文化选择的力量和个体追求需要的合力,赋予被选择的对象陶渊明以鲜明的时代色彩,体现在实用工具性、日常审美性、文艺鉴赏性三个层面。虽然他们学习接受渊明的深度、广度无法与宋代文人等量齐观,但这异代因缘毕竟揭示了北宋释子在士夫化背景下对精英文化的吸收融合,而这也构成了北宋文学的别样图景。     

北宋文人词体观的演变

北宋文人词体观的演变,体现了文人对词体这一新生事物不断体认的过程.对北宋文人词体观演变过程的探究,有助于了解和把握词体的发展历程以及词体确立文坛地位的轨迹.北宋文人词体观的演变,主要围绕词体文化身份与文化功能的变化及继而引起的词体文人审美情趣的塑造.词体文人审美情趣的塑造主要包含诗词观的激荡摩擦与词体的雅化之路.     

扬州平山堂历史兴废考述

平山堂是扬州重要的文化遗迹之一,是蜀冈上一个标志性的文化景观。它始建于北宋庆历八年（1048）,由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所建。平山堂在宋代至少被重建五次,以其宏敞壮丽被赞誉为＂淮东第一观＂。元明衰落,被改作司徒庙。清代是平山堂的兴盛期,至少被重建四次。康、乾两代帝王南巡都莅临于此,使平山堂臻于鼎盛。     

从淡远到空灵:论宋代文人画空间结构的转变

人们一般将文人画在宋代的独立归因于苏轼, 正是通过这位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 文人画拥有了明确的理论与主张。不过,将这一理论主张的后果指向与画工画不同的文人画派的出现,则是对这一现象似是而非的理解。从根本上讲,苏轼的文人画论彰显的是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一觉醒源起于宋代以来思想世界的深层变化, 最终以艺术方式落实于文人的绘画实践。如果说山水画自魏晋以来因自身存在的特殊性而迅速实现了由技到道的转换, 使得画作得以指向整体的山水世界, 那么苏轼所引领的宋代文人画实践则以独特方式改变了画作的空间结构。一方面,整体的山水世界交互融通, 呈现出由远向淡的空明化转向,另一方面, 具体的山水物象各自显出, 彰显其不同于整体山水的灵动个性。在文人画作中, 这两个因素彼此独立又相互结合, 形成的是空与灵的内在交织,透露的是生活世界的近世转换。     

济大学者论点摘编

刘培在《论北宋后期辞赋与文人的文化生活》中认为:在北宋后期,随着文人与现实政治的逐渐疏离,辞赋也逐渐远离了纵口揽时政的传统,而是深入到文化生活之中,表现文人生活的种种怡情雅趣,在优游不迫的闲雅情调中展现着人与自然相谐的美韵。北宋后期文人的辞赋创作,为赋苑开辟了一     

论《诗经·周颂》的时代特征

《周颂》是西周特定时代之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诗篇,具有突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周颂》中的周初诗篇强调继承文德、保守天命,体现了周初统治者突出的敬业意识;而西周中、晚期《颂》诗则只强调求福禄于神祖,这反映了周代统治者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周颂》宗教色彩、神灵意识淡薄,抒情、描写多针对现实,具有突出的理性特征。这种理性特征是西周思想文化背景的反映,它与《尚书》等史籍中所反映的西周统治者的理性思想是相符的。《周颂》在艺术形式上显示出中国诗歌在形成之初的诸多原始性特征,这与《鲁颂》《商颂》形成鲜明的对比。     

施宜生使宋泄密事件与南宋士大夫的歧议

施宜生在宋朝官职卑微,参加农民起义被捕。后逃入金,官至翰林侍讲学士,曾使宋贺正旦,涉嫌泄露金人南侵意图。施宜生使宋泄密一事在南宋社会引起广泛关注,对施宜生其人其事的记载,宋代史料和文人笔记有一定出入,后者有明显的虚构成分。从这些虚构的情节中,可看出南宋文人士大夫对施宜生品格的歧议,折射出＂施宜生事件＂在南宋社会激起的道德反应。     

从苏轼作品欣赏其丰富而独立的人格魅力

苏轼作为文学斗士的性格具有多面性，其丰富而独立的文化人格不仅在宋代民众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与感召力，对后世文化人格也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在儒家伦理社会结构中寻求社会人生价值意义的同时，遨游山水、沉醉诗酒，从而在兴趣、态度、气质、个性、行为等精神与实践层面上整合政治人格与自由人格，把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以其丰富、独立的文化人格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再谈张荫麟先生之宋史叙述体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周谷城《中国通史》、金毓黻《宋辽金史》等通史和断代史著作,在叙述宋代历史方面虽各有特点,但因修史之意旨及作者之专长所囿,均未能以简明之目,统摄有宋一代历史之全貌,以成合理之叙述体系。张荫麟先生以简驭繁,拟定五章内容撰述有宋一代历史,可谓高屋建瓴,尽握其要,不仅呈现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发展大势,而且包举三百余年丰富历史内涵之大端。其对宋史问题多有发轫,亦与构建宋史叙述体系密切关联。张荫麟先生构建之宋史叙述体系,对以后有深远影响,其中直接受到影响的是方豪先生所著《宋史》。     

《唐律疏议》演变史略

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的律疏制定是形成《唐律疏议》的最为关键的一步,没有这一步就不可能有《唐律疏议》。唐玄宗开元时期的律疏删缉则是形成《唐律疏议》的又一关键步骤,正是在这次删缉中,《唐律疏议》从形式到内容都基本定型,之后唐朝适用的律疏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唐朝灭亡之后,《唐律疏议》的适用并没有停止,因此,在传抄和适用中,也还发生过一些变化,但这些变化都甚微末,总体而言,《唐律疏议》还是延续了开元以来的形态。有学者认为后世所传诸本《唐律疏议》有可能是从《宋刑统》演变而来,还认为《唐律疏议》各律的篇目疏议是元朝以后好事者所添加,其实这些都是不对的,于理于据均很难成立。     

陕北宋代堡寨分布的特点

修堡筑寨是北宋对西夏战争中的一项重要的战略措施。北宋政府在陕北地区修筑了大量地形和地势有机结合的堡寨。对文献资料的梳理、实地考察和对堡寨的功能和作用分析可知，北宋时期的堡寨主要分布在交通要道、地势险要以及土壤肥沃之地和有丰富水源之处。这些堡寨在当时对西夏的战争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盛行的成因初探

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词是宋元易代之际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反映,是特殊文化形态下民族心灵历程的记录,是词体文学由传统“应歌”向“应社”转型的产物。所以,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活动,不同于以往诗人词客的风流雅集、诗酒唱和而带有亡国遗民隐逸生活实践的性质,对遗民词人群体的形成、群体人格精神的建构和创作范式的改变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成因中,可以看出宋元易代之际的某些时代风气、文人心理、生活观念、地域特点、社会审美习俗、文学创作倾向等,具有极丰富的文化内涵。     

明代李白集刊布述略

明代,李白集之刊布盛况空前,不仅各种宋、元版本得到大量重刻,而且明人自编的各种选集、评注本纷纷涌现,共计达58种之多,不少版本屡经补订,影响深远,成为李白诗文在明代得以广泛传播与接受的文献基础。系统梳理其源流、刊刻、传播及兴盛原因等情况,对构筑明代李诗接受史有重要意义。     

论金初“南冠诗人”的忠义精神

金朝初年,被囚禁的滕茂实、朱弁、洪皓、司马朴等＂南冠诗人＂忠于宋朝,坚守节操。朱弁等使臣期盼宋室中兴,致力于两国和好,常以苏武自勉。司马朴等人客死他乡,朱弁、洪皓十余年后全节返宋,只求苟安的南宋朝廷对他们的表彰中隐含着排挤。这些宋臣未能被故国重用,相反,他们的忠义节操受到了金人的崇敬,成为南北文化融合后形成的中原文化的一部分。     

宫廷奢雅与瓦肆风韵——宋代从皇室到民间的审美文化与休闲风尚

宋代是中国传统休闲文化兴起和繁荣的时期。不但文人士大夫普遍地追求生活的艺术化、艺术的休闲化,使宋代的审美文化充满了休闲的旨趣和风貌;而且从皇室到民间,宋代社会普遍崇尚和追求休闲的情趣。皇室的休闲活动体现出“奢”和“雅”的特点,民间的休闲进一步世俗化,并体现出“狂欢”和产业化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