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诚”范畴考辨

孟子以善为性中本有之义讲“诚”,开创了论“诚”的源头。《荀子》从多方面规定“诚”的意义,发挥了“诚”是天道的思想;拓展了“诚”则能化的主题;以“诚”作为天地生万物的根据;首先以规律性理解“诚”和天道,以积极的人生观肯定人能参赞天地之化育,这些观念都为《中庸》所吸收。《吕氏春秋》对“诚”的解析发展了精诚感应的思想,也与《中庸》有亲缘关系。《中庸》看起来似乎有一个统一的主题,这一主题也与《荀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朱熹《中庸章句》“诚”论——与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之比较

［摘要］《中庸》讲“诚”,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中庸》把“诚”释为“信”;宋朱熹《中庸章句》则把“诚”界定为“真实无妄”,并对“诚”与“信”作了区分,尤其是从天道与人道合一的层面讲“诚”,而与《礼记正义·中庸》不尽相同。然而,它们都把“诚”看作“成己”“成物”的必要基础,而为后世所阐发。对朱熹《中庸章句》与《礼记正义·中庸》在“诚”论上的异同做出比较和分析,不仅可以看出前者对于后者的思想变化和发展,而且对于深入发掘“诚”的内涵,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陆九渊诚论的心学向度

陆九渊通过对《中庸》、《孟子》诚论的解读,以"吾之本心"界定诚,诚与本心直接同一,诚被纳入到心本论的心学体系,赋予诚以道德本体的形上意蕴。本体之诚不仅是一切德性的根基和源泉,而且是德性的心灵之根。诚既有了心作为存在的根基,又使心获得了德性的内在规定性。本体之诚从超越、信仰的层面转化并落实于现实世界而体现诚之用,即是"成己"与"成物,"而"成己、成物一出于诚,"没有体用之分,诚本身就是即体即用的范畴。     

《中庸》“诚”之三“成”

“诚”是《中庸》的核心思想。《中庸》将“诚”诠释为三个基本内涵,即“成己”、“成他”、“成天”。“诚”为人先天的道德本性。要达到“诚”的境界,需要个人在任何环境面前做到“慎独”,恪守本性,自我昭明,体认天道,深化人格。在自我升化的基础上,超越自我,转化他人,感生万物,最终实现人道与天道的合一,从而达到至诚至善的理想人格。这种人生修养途径与方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大学》：文本、思想史与当代视域——以“诚”、“明”为核心

历代对《大学》之“诚”“明”的解释,在思想史上有重要意义。而这些解释构成的阐释链虽有历时的变形,但将之与《中庸》作横向的比较,又可以发现其相对的一致性。《大学》文本的文献学问题,实际上可以归之于思想史的问题。而思想史的问题,往往与儒学的时代背景与命运紧密相关。《大学》的“诚”“明”比较鲜明地体现了心性儒学的特点。无论内圣是否能开出新外王,儒学的现代命运都值得当代人认真思考。     

朱熹论《中庸》之“诚”

朱熹对《中庸》的诠释,强调《中庸》全篇首尾一贯,以“诚”为枢纽.尤其是,朱熹还对此作出了详细的论证,并进一步提出由“诚”而“中庸”,从而揭示了《中庸》的深刻内涵.朱熹对《中庸》的这一诠释,不仅体现出朱熹“《中庸》学”的特色和创新,而且亦可看出“诚”是朱熹理学的最高境界.     

《中庸》之"诚"范畴考辨

孟子以善为性中本有之义讲"诚",开创了论"诚"的源头。《荀子》从多方面规定"诚"的意义,发挥了"诚"是天道的思想;拓展了"诚"则能化的主题;以"诚"作为天地生万物的根据;首先以规律性理解"诚"和天道,以积极的人生观肯定人能参赞天地之化育,这些观念都为《中庸》所吸收。《吕氏春秋》对"诚"的解析发展了精诚感应的思想,也与《中庸》有亲缘关系。《中庸》看起来似乎有一个统一的主题,这一主题也与《荀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庸》之“诚”的三大维度

《中庸》是先秦儒家经典中一部不可跨越的著作。“诚”是其核心范畴之一。就其形而上的本体层面,它是宇宙本体和价值本体（德行本体）的“二元一体”;就“诚”体内部运动张力而言,它是体、用统一;就形而下的实践层面,它内在聚合天、人二道的双向回归的理路。于此“诚”形成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两大结构面,但以“诚”体本身为中心的视域,其构成了三大维度的立体框架。     

论王夫之的“诚”

“诚”是王夫之哲学著作中广泛使用的一个重要范畴。正如王夫之自己所说:“此‘诚’字从《中庸》中来”(《读四书大全说》),“盖言诚则已属德”(同上书)。王夫之的这个源于思孟的“诚”,基本上仍是一个表述某种最崇高、最完善的道德原则的概念。有     

论周敦颐的“诚”——兼与《中庸》比较

“诚”是宋明理学和先秦儒家的重要概念。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在他的学说中,尤其在《通书》中,对“诚”多有论及。《中庸》是先秦儒家学派中弘道派的代表作,其中有多处对“诚”的系统论述。从中可以看出《通书》与《中庸》在内容和思想上的承继关系。讨论周敦颐的诚,可以增强我们现代人对诚信的理解。     

《中庸》“不诚无物”说新解

本文摈弃西方哲学的范式,应用中国哲学自己的范式,对《中庸》“不诚无物”说作出了一种新的解释,认为事物的有无真假是与人心的诚与不诚相联系的。     

下贯上通：《中庸》性命论

对于《中庸》的成书与作者,一些学者认为其包含两个部分,来自不同的作者。从思想内容和文章结构来看,《中庸》都是一部思想体系完整的著作。从思想内容来看,《中庸》首先论述“性”之根源出自“天”。“天命”下贯到人类与万物之上的“性”表现为“中”。这种作为天下大本的“中”发而中节的状态称作“和”。这种“中和”运用到具体事情上就表现为“中庸”。在《中庸》看来,这种作为“性”之根源的“天”的具体内容即是“诚”。“诚”下贯到人类与万物之上就是“性”。而只有人类能通过“尽性”的方式达至“诚”。可以看出,《中庸》既有天道下贯的过程,又有人道上通的过程,前者为本体论,后者为工夫论,其思想体系相当完备,不容割裂为二。从文章结构来看,所谓的《中庸》上下部分并非截然不同,二者的思想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先秦儒学道德形而上的转进——由《中庸》到孟子

《中庸》在发挥孔子德性之天,以及中庸思想时,提出了一个以“诚”贯通天道人道的形而上理论架构。但是作为天道的“诚”究竟意义没有被加以具象化落实于人道,使得天道的“诚”与实现人道的主体之间的关联较为模糊,而且就主体如何实现天道也语焉不详。孟子在继承《中庸》形而上理论架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作为天道的“诚”内化于“心”,并且由“心”推出“四端”,指出人性皆有“四端”,只是由于人沉沦于物欲,而迷失本性,只要人们存心养性,发挥自身良知良能,寡欲、求其放心,不但可以知性、知天,而且可以成为尧舜一类的圣人,达到儒家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理想追求;而诸侯如果能够从自身先天存在的“四端”出发,以不忍人之心,推己及人,实行仁政,不但可以统一天下,而且可以达到古先圣王的境界。从而在内圣外王两方面将《中庸》进一步大大推进了,这客观上为以后宋明理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进而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论周敦颐之“诚”

从四方面论述了周敦颐哲学思想中的核心范畴"诚"的概念,试图寻找其"诚"对当下发展市场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意义。首先,分析了周敦颐"诚"的思想渊源——《中庸》和唐代李翱《原性书》中"诚"的思想。其次,揭示了《周子通书》中"诚"的内涵,认为其"诚"的实质是体现于万物之中并作为其共同本性之"无极"。再次,分析了其"无事"、"无为"、"无思"的本性,并指出三者皆指"诚"之本体的朗然自现、自然流行的状态。最后,分析了"诚"指向圣人境界的价值意蕴,认为圣人境界即作为宇宙本体之"诚"在人身上的完全体现和实现,是"诚"之本体自然而然、流行化育之境界。     

杨时"诚"论探源与发微

被誉为＂程学正宗＂的杨时,是南宋之际理学的重要传人。他非常推崇《中庸》一书,特别对其中＂诚＂这一价值核心进行了清晰而明确的阐发。在兼综二程＂诚＂说的基础上,杨时积极探寻＂诚＂的内涵,力求通过＂诚之＂的工夫即＂致曲＂将作为本体的天道与作为主体的人道统一起来,同时把＂诚＂论加以推衍,将《中庸》＂诚＂说与《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道联结起来阐释＂合内外之道＂。杨时的思想承洛启闽,对后世特别是朱熹和王阳明的思想起到较大的影响。     

牟宗三对朱子中和学说的阐析

中和学说是朱子哲学思想发展和完成的关键.牟宗三先生认为,朱子中和旧说本来蕴含先秦及宋明儒正宗的纵贯系统义理,但由于朱子对“天命流行之体”及孟子所说的“本心”无真切契悟,又因其混本心或良心发见之发与喜怒哀乐已发之发而为一,故其在中和旧说中所说的未发已发与《中庸》不符,朱子因此自疑而放弃中和旧说,并建立中和新说.朱子中和新说在本体上将“天命流行之体”及本心性体拆散而为理气二分、心性情三分之格局,心体沉没;在工夫上,格物论无法正确理解道德行为所以可能之超越的根据,这样,本心失去其为内在而固有的道德创生之源之义,道德成为一种他律道德而被“减杀”了力量.本人赞同牟先生判朱子相对于宋明儒“大宗”来说为“歧出”,但认为朱子“歧出”的义理间架不是本体上理解太差的“误出”.牟先生认为理解道德行为所以可能的超越根据唯有“逆觉体证”一途,舍此别无他法,未免太绝对.牟先生一味强调自律道德,而轻忽他律道德,也有偏颇之嫌.     

体育的人性视域与伦理向度

儒家人性论认为,“天人合一”是人的“善”的本体与“诚”的现实相合一的“仁”的境界,人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在现实中做到“尽己之性”、“尽人之性”与“尽物之性”。这在学理上不仅为解释时下体育本体和现实相分离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也为实现“人性体育”本体与“道德体育”现实相合一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     

《中庸》的道德修养论

《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表达了对道德修养原理的理解,即籍人性固有之善或者说知行可以合于道的内在基础加以修养习化使之接近合于道的境界。其所论道德修养的原则性方法是“修身以道”,即通过认识和践履道的过程来提高自身的德智修养。在修养的具体环节上,强调“慎独”、“行远必自迩”等方法。《中庸》虽在理论上承认有生知安行的圣人存在,但实际强调的是好学笃行对德智修养提高的意义;在修养方法上既重视人的理性自觉的意义,又重视经验学习和实践磨炼的作用。《中庸》强调“慎独”,讲“诚则明矣”,实质是强调人主观立志追求对于道德修养成败的意义。     

道的生成属性及其本体化发展——先秦道论初探

关于先秦时期世界观意义上的道,学界历来强调其宇宙本原的意义,即使有人指出它同时具有本体的意义,也未对两者是怎样联系起来的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其实,道的本义是“道路”,可指事物的由来或来历,即事物之所以然的原因.这说明道具有生成属性,也因而具有本体意义.《老子》用概念(“有”或“有名”)作为“万物母”,已然踏上了本体化发展的征程.从《庄子》、《管子》、《黄帝四经》、《韩非子》和《易传》可知,战国中后期思想家已明确地用理指代物类的特点,确信理从道而生成,系道在物上的具体化,道和理之间具有概念的种属关系.可见在生成论中探寻本体意义先秦时期就发生了,不必等待玄学或理学.不过,先秦时期的理更多的是指物类的外部特征,而论证又多采用形象的譬喻,所以道论的本体化还处在浅层次上,终究不能突破生成论的束缚,也未能获得独立发展的机会.     

关于先秦儒学道德形而上转进的新探讨—由《中庸》到《孟子》

《中庸》在发挥孔子德性之天以及中庸思想时,提出了一个以“诚”贯通天道人道的形而上理论架构。但是作为天道的“诚”究竟意义没有被加以具象化落实于人道,使得天道的“诚”与实现人道的主体之间的关联较为模糊,而且就主体如何实现天道也语曰不详。孟子在继承《中庸》形而上理论架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作为天道的“诚”内化于“心”,并且由“心”推出“四端”,指出人性皆有“四端”,只是由于人沉沦于物欲,而迷失本性,只要人们存心养性,发挥自身良知良能,寡欲、求其放心,不但可以知性、知天,而且可以成为尧舜一类的圣人,达到儒家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理想追求;而诸侯如果能够从自身先天存在的“四端”出发,以不忍人之心,推己及人,实行仁政,不但可以统一天下,而且可以达到古先圣王的境界。